吳祖光先生逝世，現在大概也過了熱喪了吧。本不該對他老人家說長道短，但被余杰“揭發”出來的吳老劣跡所感，還是說兩句吧。希望吳老的子女不要記恨才好。

余杰在紀念吳老逝世的文章《吳祖光的鐵骨柔腸》裡講了這樣一件事。為防造謠之嫌，還是原文照抄如下∶

【記得還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環保會議上見到過吳先生。先生已經滿頭白髮，由家人陪同着，不過氣色卻很好，有點鶴髮童顏的味道。輪到吳先生發言了，先生開口便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他直接將毛澤東稱呼為“毛賊”，在毛澤東崇拜依然鬼魂附體的中國，簡直就是警世的鐘聲。吳老接着侃侃而談：“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吳老聲如洪鐘，全場鴉雀無聲。】

我也認為應該鞭毛的屍，並且還專門寫過文章討論此事。但問題是人家在開的是環保會議。吳祖光講這些話題雖然不能說完全的不着邊際，至少也是不懂做客之道的禮貌吧。

其實余杰“揭發”出來的吳老行狀並不稀奇。我們在文革中見識過太多了。每有專業會議，不管是天文還是地理，也不管是環境衛生還是防疫，照例都是先來這麼一通不着條道的政治帽子上綱上線。只要把余杰“揭發”出來的吳祖光這段話做一個簡單替換練習就行∶“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林彪、孔老二一類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封建餘孽！”

吳祖光和戚本禹、姚文元、張春橋的思路乃至句式都一模一樣。可惜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沒用他當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

吳老先生自以為得計的所謂“放大炮”式的言論，其實和大老粗王震的水平差不多。問題是人家王震可是滿紙錯別字的，而吳祖光卻是大文學家呀。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其光輝著作《反對自由主義》裡指責的第七種自由主義就是“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老百姓”。今天我們就看到了有神童之稱的大文學家吳祖光把自己混同於一個錯別字連篇的大老粗。

中國要搞建設，有很多具體的工作要有人去做。比如上述環保會議。要是大家都象吳老似的，不管什麼具體工作會議，都上綱上線到痛批毛賊的精神污染，那與文革時的大批判有什麼不同？那些具體工作還怎麼做？按吳老的意思，若是不批倒批臭毛賊思想的精神污染，就是大方向不正確，那環保還搞不搞了？

如今中國正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調來了太子黨王歧山來北京坐鎮。幸虧吳老已經作古。否則，要是調他來坐鎮，他老先生一定會下令∶“最毒的病毒不是SARS，而是毛賊的思想。因此現在必須停止一切防治SARS的技術性工作，全國一起批毛賊。毛賊思想一天批不倒，批不臭，就一天不能開始防治非典的工作。否則，即使治癒了肺部的病毒污染，也還是治癒不了思想上的病毒污染。思想上被污染的患者，治好了還不如不治。‘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唉！都七老八十的了，真是白活了一輩子。

余杰自以為揚吳老先生之長。孰不知反而大暴吳祖光之短。

人生有三大不幸，曰“早年喪父”，曰“中年喪妻”，曰“晚年失子”。其實還有第四大不幸，那便是“少年成名”。

其實人與人之間差別不是很大的。“少年成名”者往往是早熟的表現。而早熟的結果就是早夭。這是生理上的。另一路是心理上的早熟，結果也往往導致心理早衰。大器晚成者都是少年成不了名的。

吳祖光當年就是“少年成名”，並有神童之稱。大概其性格心理以至於見識也就停在當時了，一輩子都沒長大。

吳祖光最有名的作品是話劇《風雪夜歸人》，而其實除了人物名字不同外，與秦瘦鷗的《秋海棠》簡直一模一樣。我是先看了《秋海棠》，然後才看的《風雪夜歸人》。反正他們兩人必有一人是抄另一人的。

《秋海棠》文革後再版時，秦瘦鷗曾登報抗議過，可見其人還算有骨氣。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胡喬木點名請吳祖光退黨。吳反駁說∶“當初不是我要入的，你們拉我入的。”

問題是，人家拉你入，你就真入嗎？你怎麼就不會推辭呢？

後來吳夫人新鳳霞女士曾不無自豪地對採訪者說：“這幾天我們家特別忙，我和祖光、還有祖光的弟弟吳祖強，都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我們一家有三個政協委員，祖強還是常委，我們都在文衛組。湊巧人大、政協兩會召開…”

中國的政治制度上不了正軌，關鍵的問題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里充斥了太多的並非政治家的外行。其中尤以文藝界和體育界人士居多，不但有劉曉慶、宋祖英，也有新鳳霞、吳祖光和吳祖強。

你們這些人在文藝界都是好手，在體育界都是健將，但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這種討論和制定國家政治體制的地方，你們真的都懂行嗎？我就看不出吳祖光先生真懂政治，可他卻並沒有推辭這個現成到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資格！否則他們家就不可能是一門三個政協委員了。新鳳霞說此話的時候可是六四之後的1995年呀！

最令人跌破眼鏡的是，吳祖光在出國訪問期間，發現其他國家不但民居住房都沒有院牆，而且很多公園也沒有圍牆。於是他回國後就到處作報告，四下里呼籲，要求把景山公園的圍牆全拆了。我就親耳聆聽過他的這種演講。

幸虧當局沒有聽從他老人家的胡言亂語。否則，一旦拆除了景山公園的圍牆，用不了幾天工夫，整個公園裡的所有建築都會被拆光。

中國人要是沒有院牆、圍牆防護，要是沒有國家武裝力量警戒，怎麼胡來都敢。六四就是一個鮮活的明證。吳老活了這麼大歲數，怎麼連這麼點常識都不懂？

真是個一輩子都沒長大的老神童。

【附錄一】～～～～～～～～～～～～～～～～～

吳祖光的鐵骨柔腸

余杰

四月九日，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六歲。就在三四天之前，我還在鳳凰台看到了關於吳祖光和新鳳霞的專題片《霞光漫天》。我喜歡這個別具匠心的、鑲嵌了吳祖光和新鳳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為兩人數十年如一日忠貞不渝的愛情所感動。吳祖光在客廳里掛着“生正逢時”的條幅，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遭逢抗戰的硝煙及國民黨政權的迫害，下半葉在共產黨中國則接二連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六·四”等政治運動，雖然命運多舛，卻無怨無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時”，而是堅信“生正逢時”，因為在面對極權、邪惡和暴虐的時候，他從來沒有退縮和迴避過，即便被貶為“牛鬼蛇神”，他也無愧於自己的同胞和祖國。許多老人因為飽經風霜而變得世故圓滑，而吳祖光則一直保持了一顆爛漫的童心。沒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猶在，突然之間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記得還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環保會議上見到過吳先生。先生已經滿頭白髮，由家人陪同着，不過氣色卻很好，有點鶴髮童顏的味道。輪到吳先生發言了，先生開口便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他直接將毛澤東稱呼為“毛賊”，在毛澤東崇拜依然鬼魂附體的中國，簡直就是警世的鐘聲。吳老接着侃侃而談：“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吳老聲如洪鐘，全場鴉雀無聲。下面，他談到了鄧小平和“六·四”大屠殺：“鄧小平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六·四’害死的學生比國民黨時候還多，我就親眼看到了學生們堆積起來的屍體。我認為，清算專制獨裁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第一步！”

吳老的講話讓在場的幾名官員面面相覷，而諸多聽眾則掌聲如雷。後來，人們知道吳老“口無遮攔”，舉辦會議的時候便不再邀請他參加了。但吳老卻說：“不讓我去，我也不在乎。不過，只要有人請我去，我還要那樣說。”直到今天，言說“六·四”在中國依然是一個“談虎色變”的禁忌，吳老是少數無視乃至蔑視這一禁忌的知識分子之一。他雙目炯炯，無所畏懼，仿佛是一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古代的英雄豪傑，也像一把向黑暗發起猛烈衝刺的銳不擋的刀。在一九四九年來的每一次政治運動中，吳祖光幾乎都是“案上魚肉”，抄家、凌辱、流放、毆打、囚禁，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所能經歷的一切他都經歷過了。他依然沒有學會像曹禺那樣見風使舵，也沒有學會像王蒙那樣越活越“聰明”。八十年代以來，他被迫退黨、被取消政協委員的職務乃至遭到監視，這些打擊沒有讓他那剛烈不阿、疾惡如仇的性格發生絲毫的改變。新鳳霞一直都很擔憂丈夫的安全，有時很不放心，甚至去偷聽丈夫的電話。每逢吳祖光在電話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專制和腐敗時，新鳳霞就會在一邊苦苦相勸。許多朋友都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到過夫妻倆人的爭執。面對因為自己的牽連而遭到殘酷迫害導致癱瘓在輪椅上的妻子，吳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斂起一點鋒芒來。新鳳霞去世之後，吳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無所顧忌，更是放膽直言——“鳳霞都已經去了，我還有什麼害怕的呢？”

吳祖光不僅有烈士的俠骨，還有佛陀的柔腸。正如魯迅所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吳祖光的身上不僅有對黑暗勢力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更有對親人和同胞“將心比心”的愛和同情。僅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一面的知識分子，讓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後，他才讓人親近和友愛。與魯迅一樣，吳祖光就是這樣一位既“可敬”又“可愛”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吳祖光為了兩個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髮衝冠、仗義執言，最後糾纏到一樁漫長的官司之中。在我看來，這一事件與他在政治運動中受難一樣，是生命中璀璨的亮點。打工妹遭到北京國貿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脫衣搜身，這樣的事件在中國並不新鮮。打工妹向來就沒有爭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裡人”眼中、尤其是經營國貿飯店的某高乾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賤民”。但是，吳祖光卻為“賤民”的命運而奮筆疾書，以至被告上法庭。對於某些精明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筆不划算的“生意”——在這被“白白浪費”的三年裡，能夠創作多少的文學作品、能夠撰寫多少的學術論文啊！而吳祖光的心中卻有另一桿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運為自己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他與盧躍剛有着驚人的相似，盧躍剛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討回公道，簡直把陝西當作了自己的“第二故鄉”，並在一場馬拉松式的訴訟案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他們不是在滔滔不絕、居高臨下地談論對抽象的生命個體的關懷和憐憫，而是在切實地、承擔着風險和責任地為“每一個”受難者的遭際而奔走呼號。他們不是空談符號化、理論化的“正義”和“人道”，而是在對“每一個”沉默者和流淚者的關愛中展示人性的光輝。

可惜的是，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像吳祖光和盧躍剛這樣的人寥寥無幾。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厲以寧、張藝謀那樣的“過於聰明者”層出不窮。吳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正在南去的飛機上，一路黯然傷神。我曾經將我的《火與冰》送給吳老，吳老勉勵我說：“你是少有的敢於說真話的年輕人，真話要一直說下去。”言猶在耳邊，人卻已經仙去。但願在這個翻雲覆雨的時代裡，有更多的年輕人沿着吳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難而進。記得謝泳在《普及吳祖光》一文中說過：“吳先生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種對正義、對公道的被人漠視敢於挺身而出的知識分子品格，可以想見，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識分子，都能像吳先生那樣，敢於路見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種什麼情形？……我是敬重吳先生的，吳先生的不妥協，絕不是一般的固執，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對公道的維護。我呼籲普及吳祖光，就是要讓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來學吳先生身上這種愛管閒事時性格，讓更多的知識分子知道什麼才是自己應該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誰來主持公道？如果吳先生身上的正氣都得不到保護，那是知識分子的失職，我有時甚至偏激地希望吳先生和國貿的事能成為中國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這我就特別希望我們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樣。”我想，當吳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時候，也就是“真話中國”取代了“假話中國”的時候。那一天，吳祖光先生那遙遠的願望也就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我將代吳祖光先生往“毛賊”乾屍上吐一口唾沫。

【附錄二】～～～～～～～～～～～～～～～～～

鳳霞三絕

　　滕天羽

　　蕭乾說：新鳳霞集表演藝術家、作家、畫家於一身，可謂空前絕後。倘若要我投票推選建國以後最有成就的藝術家，我會毫不猶豫地投鳳霞一票。

　　五十年代初，新鳳霞在舞台上名聞遐邇的時候，拜梅蘭芳為師，豐富了她的評劇功夫；拜齊白石為師，增加了她的藝術修養。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新鳳霞主演的評劇電影《劉巧兒》、《花為媒》，轟動了全國，評劇皇后的聲名傳到國外。新鳳霞當了評劇團團長。

　　反右派運動中，新鳳霞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殘，不能登台演出了。

　　新鳳霞在唱戲、寫作的同時，又學會了畫畫。水墨畫作不下數千幅，成為集著名演員、作家、畫家於一身的多才多藝的人民藝術家。這要投入多麼巨大的勞動，這要花費多少精力和心血啊？！

　　１９９５年春天，我走進新鳳霞、吳祖光先生的寓所，看到書室里掛着的新鳳霞當年扮演劉巧兒的精彩劇照和塑像，書架上，書桌上擺着許多書籍和唱片。耳邊不禁響起了悅耳的唱腔。再仔細看，牆壁上掛着一幅幅國畫。這些都出自新鳳霞的手。

　　新鳳霞端坐在她的寫作室的書桌旁。她一見我們進來後，連忙欠了一下身子說：“實在對不起，請到這邊坐！我行走不便，只有在這裡接待你們。”

　　新鳳霞笑着說：“這幾天我們家特別忙，我和祖光、還有祖光的弟弟吳祖強，都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我們一家有三個政協委員，祖強還是常委，我們都在文衛組。湊巧人大、政協兩會召開的時候，我的女兒、女婿、外孫從美國回來，您看，我這書房裡都堆滿了小孫孫的玩具……”她手指着書桌旁、書房裡的一堆堆大大小小的玩具，又咯咯地笑了起來。

　　新鳳霞紅光滿面，一雙眸子閃着晶瑩的亮花，臉上的酒窩現得很深。她顯然是為國事、家事、為子女外孫歸來團聚而激動、興奮。

　　傷痕

　　１９３７年，日寇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天津淪陷後，新鳳霞所在戲院子在天津的租界地，這裡的日本兵，青紅幫，地痞流氓橫行霸道，窮人過着極其悲慘的生活，窮戲子更是受害不淺。１９４０年，新鳳霞在天津中華戲院演戲，遭難特多。

　　日本憲兵隊的頭目，常常帶着鬼子兵和流氓壞蛋到戲院裡行兇作惡。日本特務頭子任小舟等強占了一排包座，經常帶一幫壞蛋到戲院裡鬼混，新鳳霞姐妹們多次受害，挨打挨罵，連化裝鏡子都被砸壞了。他們將女演員花迎春毒打、侮辱後，又來糾纏新鳳霞。有一天她忙着演戲，沒有理他們，這個特務頭子就發脾氣叫嚷：“好大的架子，走着瞧吧，我要你的眼睛！……”元宵節那天，上演《女俠紅蝴蝶》，那個特務頭子就串通了後台的一個壞蛋，把她上台用的道具———馬鞭上的套繩大部分割斷了，只留下了一點兒。新鳳霞一上場，就聽到台下傳來一陣怪叫聲。她手拿着那個馬鞭子走圓場，手一舉，將馬鞭向上一甩，剛亮了個相，那馬鞭子就甩到台下去了。她手中剩下了一點繩套。台下的特務頭子和一群壞蛋，就藉此大喊大叫：“打她！打她！”……瓜子、花生、碟子、茶杯、茶壺……都一股腦地往台上的新鳳霞砸去，一隻茶碗正擊中她的面部，鮮血溢流，新鳳霞頓時頭暈目眩，眼睛不能睜了……

　　過了一陣子，新鳳霞能演戲了，日本憲兵頭頭任小舟同他的幫凶一煙土商徐玉祥帶着一群日本人闖到戲院，那天新鳳霞演《女起解》、日本人放了一條大黃狗上戲台直朝新鳳霞撲來，她只好用蘇三的道具鏈子跟狗廝打。人拼命，狗也害怕了。後來，任小舟等又要新鳳霞陪他們吃飯，她不去，他們又趕到後台來糾纏，新鳳霞躲了起來，這就是“得罪”了日本憲兵隊頭頭及其幫凶，任小舟勒令中華劇場老闆“小神仙”一周內把新鳳霞趕出天津，新鳳霞只好跟着她的養母帶着戲箱、行李乘火車逃往青島。任小舟又派了手下的特務趕到天津站，抓住她們的行李，逼着她開戲箱，叫嚷道：“大隊長任小舟今天讓你們這些臭唱戲的見識見識。”說着，幾個日本兵用刺刀對準戲箱中的戲衣狠狠刺扎亂挑，新鳳霞的養母求他們手下留情，日本兵對着她的肚子狠狠踢去，當場被踢得小產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新鳳霞被逼離開天津，逃到青島後，所遭遇的仍然是悲慘生活。她回憶起當年被困青島的日月時說：“日本投降前我流落到青島唱戲謀生，本來這地方是水陸碼頭，是養藝人的好地方，但是時局動盪，弄得市面買賣家不下門板，老百姓也關門閉戶，戲院子、報館都歇了業，失業挨餓不說了，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地痞壞蛋到處抓男青年發配東北去當勞工、當炮灰，抓女青年去鬼子的兵營慰勞“皇軍”，大卡車裝滿了被抓的男女青年，滿街的嚎哭聲連續不斷。有一天，一群日本憲兵闖進我們劇團住的小客店，當時每間房子都關了燈，閉了門，拉胡琴的三叔不在家，三嬸給他等門，這群日兵憲兵野狗似地衝進了三嬸的房門，只聽得一聲慘叫，這群野獸把三嬸侮辱後又用刺刀扎傷了她，三嬸當時懷孕六七個月了，她帶着傷含恨自殺了……

　　扭起秧歌迎解放

　　１９４８年，新鳳霞跟着童年收養她的母親一起來到北京。當時的北京，有南城北城之分。南城天橋一帶，許多貧苦的人在這裡唱戲賣藝；四大名旦梅蘭芳，程硯秋等大演員，都在北城的大戲院演戲，她初到北城時，只能在天橋的小戲院裡唱戲。

　　北京解放後，天橋的窮苦藝人翻了身。變化最大的就數侯寶林、關玉如、新鳳霞他（她）們了。

　　老解放區的秧歌劇團來了，著名的歌唱家王昆、郭蘭英來到了天橋，和新鳳霞等一起舉行會演，教新鳳霞等演唱《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劇目。還排演了《劉巧兒團圓》，後來改名為《劉巧兒》。又排演了《小二黑結婚》，轟動了北京城。

　　新鳳霞穿着紅襖綠褲，腰扎大紅綢邊舞邊唱：解放區的天啊，人人好喜歡呀！推倒壓在身上的山啊，地主、惡霸們放下鞭，我們不再受剝削了，有吃穿啊！跑哇唱呀，人人都喜歡啊！……

　　新鳳霞和她的夥伴們，大演現代新戲，也演評劇基礎戲，如《花為媒》、《杜十娘》、《開店》、《桃花庵》、《占花魁》等等。還演小戲，為《借年》、《李三娘打水》、《小趕船》……；同時也唱移植戲，如從河北梆子移植的《王寶釧》、《三娘教子》、《蝴蝶杯》、《茶花女》。從京劇移植的《樊梨花》、《鎖麟囊》、《紅娘》、《人面桃花》、《紅樓二尤》、《鳳還巢》；從文明戲移植的《喜字臨門》、《張文祥刺馬》、《雙烈女》……

　　各劇種的大演員、專家天天來天橋看戲。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著名戲劇家、作家老舍、趙樹理、歐陽予倩……等人也都來看新鳳霞的戲。

　　新鳳霞說：“這許多事實，都給我很大鼓勵。我看見葉劍英市長他們，心裡熱乎乎的，覺得天地就是變了，這麼大的官卻這樣和氣可親，像是長輩不像是官。”

　　新鳳霞和他的夥伴們還經常送戲上門，到清華大學等單位去演出。

　　天橋的新型大劇場蓋起來後，新鳳霞第一個上台演出了新評劇《志願軍的未婚妻》。“解放後，使我最高興的是學文化。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認識了那麼多的文化人，認識了老舍、趙樹理、洪深等等著名的作家、藝術家、老前輩。也很感謝老舍先生他使我認識熟悉了吳祖光。”

　　“１９４９年冬天，老舍先生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特地到天橋來看我的演出，還特地到後台來找我，後來還到我當時住的天橋最南頭的南下窪子的家中（老北京很窮苦的地方）去看望，看到我在看小人書，才知道我不識字。我想找一個有文化、人品好、能幫助我、愛護我的好先生。老舍先生和我談起了吳祖光，說他二十歲時就寫了抗日劇本《鳳凰城》，還寫了《風雪夜歸人》等話劇。我一聽就對老舍先生說，我演過吳祖光的戲，還唱過他寫的歌，那是《莫負青春》電影裡的兩支插曲，一支是《小小洞房明又亮》，另一支插曲的歌詞是：‘山南山北都是趙家莊，趙家莊有個好姑娘，你要問姑娘長得怎麼樣？你去問山南山北的少年郎……’”

　　新鳳霞和吳祖光結婚時，幾次接到電話，說周總理要來參加婚禮。因為當時來的人很多，考慮到保衛工作，建議總理不要來。總理說：“以後請祖光、鳳霞到家裡來。”

　　婚禮在北京南河沿歐美同學會大廳舉行。參加婚禮和雞尾灑會的有：主婚人陽翰笙、歐陽予倩，介紹人老舍，文藝界的專家學者，來了很多人，趙丹、黃宗英等專程從上海來祝賀，郭沫若夫婦帶了孩子來參加，茅盾、洪深等長輩也來了，戲曲界來的人更多，從城南天橋到各大戲院都來人參加，天橋的老夥伴，說書的，說相聲的，變戲法的藝人，賣小吃的攤販等兩百多人都來了。

　　新鳳霞、吳祖光舉行婚禮後不久，周總理和鄧大姐特地約請吳祖光、新鳳霞，曹禺和方瑞，老舍和胡絜青三對夫婦到中南海西花廳家中作客。

　　總理還特地拿出了一瓶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送給他的百年陳釀白蘭地請大家品嘗，他還親自下廚房做了道拿手菜乾絲湯。

　　席間，周總理還熱情地說：“祖光和鳳霞結合，是很理想的一對，鳳霞是貧民窟里艱苦成長的藝人，可以得到祖光的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幫助。希望鳳霞做一個有文化、有修養、有理想的新社會的戲曲演員。最後祝大家幸福快樂。”

　　新鳳霞說：“十年浩劫中，我當然成了衝擊對象，不停的批判、檢查、鬥爭、關押，繁重的演出任務，沉重的勞動改造，在幾十米深處的地下挖防空洞七年之久，身患重病，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又被評劇院的造反派殘酷毒打，半月瓣都被打斷。加上當時被關在牛棚里不能醫治，成了終生殘廢，腦血栓半身不遂……”

　　“組織上給我平反之後，我思前想後，子不嫌母醜，雖然黨有過較大的失誤，誤傷了兒女，但還是黨撫平醫治了傷痛，我的一切還是共產黨給的。於是我又提出了入黨的要求。從北京解放起，我就認為自己是黨的人，是黨解放了我，給我了新的生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又給我徹底平了反，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解放，我一輩子忘不了黨的恩情。三十年來，我走了多少坎坷路，但沒忘記對黨的追求。可是我在要求入黨的過程中，卻遇到了不少的困難，一是我所在單位個別過去整我的人硬是不讓我入黨。我鼓起勇氣，給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寫了信。我的請求，得到了黨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批給了習仲勛同志，轉給了北京市委。在黨中央、北京市委領導的關懷下，我們劇院的黨委批准我入黨了。”

　　霞滿桑榆

　　１９８０年，新鳳霞寫的第一本書《新鳳霞回憶錄》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後來又出版了《藝術生涯》，接着天津百花出版社也出版了她的一本《回憶錄》，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苦為樂》，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回憶錄選集《新鳳霞的回憶》，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我當小演員的時候》，還有中國文學雜誌出版社“熊貓”叢書英文版《新鳳霞回憶錄》。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她和吳祖光合作的《絕唱》等，一共２０多本書，４００多萬字。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新鳳霞感人至深的經歷和談話：

　　她的愛人受到“滅頂之災”時，頂頭上司對她施加壓力，要她離婚劃清界限，她斷然申明：“我了解祖光，他響應黨的號召發表意見，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死也不離婚……”

　　我訪問她、準備寫她時，她又說：“你寫寫祖光，寫寫他和《鳳凰城》。”寥寥數語，可見其情深、義重。

　　我請她談談學畫的經驗，畫畫的竅門。

　　新鳳霞謙遜地說：“畫畫，也是我的愛好。我從小學戲、唱戲，因為買不起戲衣，就自己繡戲衣，畫花樣，這樣就使我產生了畫花的興趣。家庭的影響、薰陶，也是有利的條件……”

　　新鳳霞說：“齊白石老先生指導我畫畫要用心，要下功夫把畫畫活。畫要有靈魂，畫畫也是畫骨氣。老人家教我畫蘭花、梅花、菊花……

　　我畫梅花，要畫出她的骨氣！

　　我畫菊花，要畫出她的千姿百態。”

　　新鳳霞說，她在寫回憶錄的同時還要用顏色回憶舞台生涯。那五顏六色，金光閃閃，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新鳳霞告訴我，齊白石大師曾對她說：搞藝術是表現自己，要講骨氣，有勇氣，講義氣。這對她的影響、教誨很深。放開手畫畫寫作，挺起胸唱戲做人！新鳳霞努力實踐了名師的遺訓。

　　新鳳霞還告訴我，畫國畫要題字落款，她因不會寫毛筆字很作難。齊白石先生知道後，指着祖光對她說：“霞光是最美的色調。你叫鳳霞，他叫祖先，你畫他寫，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就是一張很好的畫。”因此，直到現在，都是我畫他寫，這叫夫妻畫！

　　新鳳霞最後說：“今後，我還要繼續畫畫。畫桃，送給老年人，祝老人們長壽；畫牡丹，送給青年人，祝青年人幸福……”

　　當我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新鳳霞的許多樸實平凡而又神奇感人的事跡不斷湧入我的思潮，引起一陣陣遐想：———矯健的鳳凰，展開雙翅，經受了風雨雷電的洗禮，迎着朝霞，在天空自由翱翔，四面八方，響起了委婉甜美的歌聲，在她的羽翼下揮灑一篇篇華章，一幅幅畫卷，拂拂揚揚，灑遍大地……

《大地》(1999/05)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