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童年、青年、壯年、老年：這兩組詞語分別展示了大自然季節的更替循環和人類生命的幾個主要階段。而當它們以關鍵詞的形 式出現在一部以展示、探究歷史發展內在進程和奧秘的書中，便會引起不少人的困惑、質疑。曾幾何時，我們已經習慣了進化論的歷史觀，將歷史鑲嵌在古代、中 古、近現代的線性時間框架內。一旦有人逸出這樣的模式，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來描繪歷史、表達對歷史的思索，保守的學院派便會群起而攻之。德國著名學者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便是這樣一部風格特異的歷史哲學著作。當其第一卷在1918年問世之際，便引起了罕有的轟動。一時間，各個階層的讀 者趨之若鶩，幾年間就賣出近十萬冊，創造了學術書籍銷售的奇蹟。幾年後，第二卷問世，盛況不減當年。它對正處於思想形成時期的海德格爾也產生了巨大的影 響。但學術界對這部著作的責難之聲一直不絕於耳。連以《人論》聞名於世的哲學家卡西爾也將這部書斥為“歷史的占卜書”、“惡的預言書”。

　 　毋庸諱言的是，《西方的沒落》存在着許多細節上的硬傷。但瑕不掩瑜的是，他以文化形態學和歷史觀相學的方法重新建築起一個龐大的體系，對從古到今的人類 歷史的發展進程進行了全新的描述。與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以分析、理性推演和標榜科學精神的歷史研究不同，斯賓格勒以直觀、體驗、詩性的方式切入歷史，為人 們提供了一種詩性意味十足的歷史哲學。

　　在西方的傳統里，詩與歷史存在着巨大的分野。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 就詩與歷史敘述間劃了一道清晰的界線。在他看來，詩人和歷史學家間的差別在於，“歷史家描述已發生的事，而詩人卻描繪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歷史是更近 於哲學、更嚴肅的；因為詩所說的多半帶有普遍性，而歷史所說的則是個別的事。”而到了斯賓格勒手裡，詩與歷史在一個新的層面上達到了統一，奏出了一曲西方 文明的啟示錄式的哀歌。

　　文化堪稱是《西方的沒落》一書中的核心概念。在斯賓格勒的筆下，文化不是僵死的、機械的東西，不是某種先驗、 永恆的既定的存在，而是一種生物有機體。政治組織、經濟形態、法律體系、哲學與宗教、科學與藝術都是其組成部分，而文化的精神正呈現在各個部分之中，並通 過它們間的共同作用來實現自身。依據文化比較形態學的方法，斯賓格勒一共觸及了八大文化形態：古埃及文化、古巴比倫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代中國文化、歐洲 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和每一個生命體一樣，文化作為有機體，是獨立自足的存在，它服從的是宇宙運動的周期性的命運和生命循環 的節律。如同每個人的生命都經歷了童年、青年、壯年、老年各個時期，每種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從幼年到青壯年，再到衰朽的老年。人類最早經歷的是原 始年代的“前文化階段”，隨後邁入“文化或高級文化階段”。在這一時期，文化內在的種種潛力得到充分的發展。當這一文化達到巔峰狀態之際，便進入了沒落衰 亡的“文明階段。”在斯賓格勒看來，20世紀的西方正處於其文化生長發展的最後階段，而且其進程無可逆轉。結尾處所引用的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的語句將籠罩 在全書內外的命運感展示得淋漓盡致：“願意的人，命運領着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着走。”與種種以實際見長的歷史論著相比，斯賓格勒與其像是一個睿智的學 者，不如說更像是一個神秘莫測的巫師、先知。

　　更為奇妙的是，我從他的書中甚至讀到了他對震驚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的預言。斯賓格勒認 為，當西方進入其文明時期的最後階段“愷撒主義”（即帝國主義）之際，金錢和才智在以大都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中占據了絕對的主宰地位。這無疑是上世紀90 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社會的生動寫照。他相信“能夠推翻和廢除金錢的只有血。”的確，在美國史無前例的霸權下，恐怖主義應運而生。它以人的鮮血向不可一世的 金錢統治發出了挑戰。每讀到此，我便會長久地陷入冥想。

　　這部著作第二卷的全譯本和全書的節譯本早已問世，這次吳瓊先生推出了它的第一 個完整的漢語全譯本。儘管它還是從英語轉譯的，但它為國人更為深入地了解斯賓格勒和這部奇書創造了更為便捷有利的條件。

　　（《西方的沒 落》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吳瓊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