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註：這是2006年首次網上發表的文章】

＝＝什麼是中國優勢？＝＝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飛速發展，不僅以前視為夢想的“趕英超美”不再是遙不可及（在ＧＤＰ上“趕英”已經實現），而且在世界經濟活動中重要性日增，令世人刮目相看，也給國人增加了許多自信和自豪。一種常有的感覺是，只要中國出手，就沒有做不到的事。那麼，中國與世界其他人到底有什麼不同？中國的優勢究竟在哪裡？ 

有人說中國的優勢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果這就是優勢的話，那就有點玄了。因為哪天歐洲（包括俄國）若是在經濟上合成一體，豈不壓過了中國去？而且中國歷來地大物博，為何以前沒有如此強勢？

有人說中國的優勢是人民勤勞肯干。這是事實，但其重要性也是有限的。人民是否勤勞，固然與文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個人在具體處境下的理性選擇。象日本，二戰後的確是靠苦乾重建了經濟。但下一代卻和西方人一樣喜好玩樂，追求物質。文化還是一樣，只是條件不同而已。在中國，大多數“勤勞”的人都是生活所迫，別無選擇。所以“勤勞肯干”恐怕不是發展的優勢，而是還沒有發展的表現。 

也有人說中國人重視教育是一個重要優勢。的確，中國文化中有“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當今青少年（至少是城市中）為升學讀書所花的辛勞也是舉世無雙。但從另一方面看，教育的結果則不能令人滿意。從高端教育來說，中國沒有一所在世界上排得上的大學，比日本是不用說了，就是比台灣也差一截。科技研究中在世界上領先的領域也是鳳毛麟角。從低端來說，中國的文盲率還是很高。在農村連法定的九年義務教育都不能實現。在中端，中國每年培養大批的工程師，為高科技產業提供巨大的勞力來源。但是這種過度專業化的培養模式，又沒有優良的基礎教育作支持，是否能適應高科技市場和技術瞬息萬變的條件，也是值得疑問的。

再舉一個反例。拿美國來說，建國二百多年來，也曾有過高速發展時期。現在美國經濟問題重重，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其增長速度也難望中國之項背。彼之健康發展也罷，彼之停滯不前也罷，難道也能用以上三條來解釋嗎？ 

所以，以上三條也許能解釋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的優勢，但不能解釋中國為何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一窮二白”變成世界經濟上的“超級大國”。

那麼中國的優勢究竟在哪裡呢？ 

中國這些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可以大致分成兩個方面。一是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當然可以討論ＧＤＰ能不能反映全部，環境和公平的代價等，但是最後對國力迅速增強這個事實總是無法否認的。第二，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特別是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相對與其國力來說也是非常強。如果你在歐洲開一個公司，在選擇產品方向時，可以不考慮美國同行的戰略，卻不能不注意中國有沒有類似產品。中國公司一次金額不算大的海外收購，就會成為全世界金融新聞的頭條。我們在討論中國的優勢時，也可以在這兩個方面考慮。

其實，中國在發展和影響力這兩方面的優勢，都可以歸到一條，就是國家介入市場，或者說國家主導市場。 

==國家主導資源==

從國內經濟發展來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從來就不是標準的市場經濟。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通過各種手段配置資源和分配利益，而啟動經濟起飛。 

改革初期，基礎建設需要大量投資，理順各種利益關係也需要巨額資金。很多國家的現代化就卡在資金這一環。而中國通過八十年代的通貨膨脹，解決了這個難題。由政府啟動和控制的通貨膨脹，在十年中使各種價格漲了約十倍。這等於把９０％的人民儲蓄充了公。這還不算住房、醫療等福利的取消而變相的降低工資和儲蓄。這種掠奪性的做法在許多國家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國卻以此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

直到現在，以國家為主體的集資行為仍在進行。當然顯性的集資是稅費。通過稅費和撥款，國家實現了大規模的利益再分配，而啟動經濟轉型。除此之外，還有兩個主要的集資渠道。一個是國債（也叫國庫券）。這在相當長時間內是強迫或半強迫地發行的。另一個是人民儲蓄。因為國家不允許其他的投資渠道（除了曇花一現的國內股市以外），人民的積蓄被迫存入國家銀行。（而且社會福利的減少使得人民不得不提高個人貯蓄率。）國家銀行的資金使用不需對國家以外的任何人報告和負責。所以這些存款也可認為是成了國家控制的資金。 

現代化的另一個資金來源是外國投資。過去二三十年，中國被認為是外國投資的天堂。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國家的主導。

改革初期，外匯的來源主要是政府（包括聯合國）貸款和援助。這顯然是政府出面以政治經濟利益交換的結果。後來又有國外發行的債劵（以中國信託公司出面），這也是以中國政府的信譽擔保的。 

後來，國家先是在經濟特區，然後在更多地區，開展直接引進外國投資。國家以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國外投資者。這些政策可分成三類。一類是廢除以前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允許將人民幣收入換成外匯。一類是給予特殊優惠，如減稅免稅，或在批地等問題上給予照顧。這其實是以國內企業的利益為代價的。另一類是以國家資源作交換，如著名的“市場換技術”政策。

另外外國投資很重視的一點是當地的政治穩定。這在中國的政體下也得到充分的保障。不僅如此，外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只需要對政府負責，其餘的如環境保護，勞工待遇等統統不受牽制，也就降低了經營成本。而這方面的代價，則由今後幾代的中國人來負擔。 

國家所控制的另一個巨大資源是國有財產。特別是市鎮土地。政府通過批地，就憑空獲得了巨額財源。這又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所望塵莫及的。

有了對這些巨大資源的控制，就使得中國即使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條件下仍然可以進行大手筆的投資建設，使得基本設施和經濟環境迅速改觀（至少在沿海城市）。 

==國家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 ==

有了錢以後，現代化還需要解決利益再分配的問題。比如造廠房吧，原有地主如何補償？在中國是按照原來用途的收益（比如若干年的農產品收入）來計算的。但是原地主也可能要求按未來用途的收益來分成，而得到高得多的價格。這在市場上是可能達到的，因為買主按照自己潛在的收入來支付後，仍是有利可圖的。但是在中國，只有一個買主，就是國家（雖然開發商可能是私有企業，但徵地和動遷的價格和條件是政府定的）。所以地主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甚至連不賣的選擇也沒有，因為買主又是集一切權力於一身的國家。這樣，在中國建廠，建路，建房的成本就低了很多。象三峽水壩那樣需要大量移民的工程，在有些國家也許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國就能辦到。 

又如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大優勢是具有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而這一點也是國家政策的結果。在原有的巨大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國家繼續增加對城市的投入，並在一段寬鬆期後對鄉鎮企業關停並轉，造成從鄉村到城市的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然後，又通過各種政策，法規，把在城市的民工排斥在社會保障系統之外，並斷絕他們向社會高層遷移的途徑，使民工們永遠是民工，永遠是廉價勞力。

在中國，各種“高科技園區”，“經濟開發區”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對這些投資巨大的項目，很少有人置疑它們成功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它們的成功不在於經營理念和管理技巧，而在於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注入。例如，在某大城市創辦一個著名科技區的過程中，有一個市政府一個部門注資上百億成立的科技創投公司，自助創業公司。他們雖然也有評估過程，參與管理等，但與國際上創投公司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退出策略（目前中國股市不允許國有股投入市場），也不是很重視財務上的回報。他們的期望是被投資的公司能擴大經營，而幫助地區的就業和稅收。在經營策略上，他們鼓勵建廠房和辦公室，而不鼓勵花錢在研發上，因為“即使公司倒了，那些房子還在”。這樣的創投公司還有很多。另外，政府還有“科研孵化室”，為研發集成電路的公司提供幾乎免費的設計工具和投片服務。所以，可以想像在科技園區的公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受當地政府補貼的。有了政府買單，那些“創業者”只賺不陪的機會當然大了很多，也就吸引了很多人來參與。由於政府在其中花的錢，是不用向納稅者公布和負責的，政府啟動和推動這類項目就有很大的自由度。 

==“中國公司”==

中國的國家力量不僅在內部啟動經濟上發揮重大作用，在對外政治經濟交往上也帶來了很大優勢。在對外交往中，國家的介入使得中國的一個或幾個行業得以集中資源和協調行動，就像一個碩大無朋的公司一樣。所以人稱這樣的玩法為“中國公司”（China，Inc。） 

由國家出面，就在國內市場方面占了壟斷地位。國家以政策，技術標準等“無代價”（其實是隱代價）的手段可以影響外國企業在中國競爭的勝負。外國企業也就願意為取得相對的優勢而付出代價。例如前面提到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中國政府要求外國企業必須在中國設廠，才能進入中國市場。這樣就把先進技術引入了中國。外國企業之所以願意這樣做，是考慮到中國市場占有率的價值，認為值得用一代技術去換取。在他們看來，中國市場的規模用西方通用的估算方法來看，價值是非常高的。另一方面，把現有技術引入中國，當然會幫助中國競爭者的研發。但只要自己保持在研發上領先一步，在對手還沒有趕上來以前就更新換代，就沒有威脅。但是與西方市場占有率不同的是，中國的市場是可以給你，也可以收回的。你不繼續引進最新的技術，政府就有辦法把市場給你的競爭者，如果他們願意合作的話。

再如前幾年的３Ｇ標準中包括了中國公司提出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方案，很多人說是中國技術實力進入世界列強的標誌。這也許是對的。但從當時在標準協會的過程來看，這個方案並不是完全靠技術優勢入選的。中國政府以中國市場為後盾的支持可以說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運作模式唯一一次不成功的例子是無線局域網的密碼標準。中國政府提出規定，要用ＩＥＥＥ標準之外的加密方法，而且製造商只有與幾家中國公司之一合作，才能取得有關技術細節。後來外國主要的製造商聯合抵制，有關國家政府也介入，最後以中國政府讓步告終。但要看到，這種競爭對手聯合行動的情況是很難出現的。所以通常總是中國方面占上風。

國家出面還能集中資源，取得競爭優勢。以前日本就成功地以此方法在汽車，電子，半導體等領域取得霸主地位。但日本是大企業的寡頭聯合統治，政府只是居中協調，保護。中國政府的做法就可以更直接。中國的家電工業從進口整機，到進口生產線，到如今出口搶占國際市場，背後政府的支持是功不可沒的。汽車工業也在如此發展。現在掀起了收購外國公司熱潮，背後也可能有中國政府作後盾。再看中國為了把國有銀行推上股市集資，不惜注入巨資沖抵壞帳包裝財務，也體現了政府影響市場的決心和能力。 

另一種集中資源的形式是地區性的“櫥窗效應”。把全國的資源集中到一個地區，就能造成遠遠超過實際經濟實力水準的形象，而影響外界的印象。象北京借奧運之際的大規模建設，就是一例。

與一般公司不同，“中國公司”的影響力不局限在經濟方面。它把經濟和其他國家利益捆綁在一起，常常把對手玩弄於股掌之中。例如在採購空中巴士和波音之間的反反覆覆，和最近給連戰送的“允許台灣水果進口”的“大禮”，都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當然，利用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是國際交往中的常見做法。但其他國家通常是使用經濟援助，貸款等手段，有着直接的財政代價。而中國是以國內市場為槓桿，沒有直接的代價（至少政府不用買單），所以自由度就更大。 

==“集權優勢”的隱弊 ==

由上面的分析可見，中國的優勢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一個強勢的政府。在認識到這一點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局面的潛在弊端。 

首先，“集權優勢”依賴於正確的決策。歷史上，由集權而快速發展的例子不少，如二次大戰前後的蘇聯，也包括五十年代的中國。但這些國家最後都以災難告終。中國在這二十多年中，在經濟上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這是我們的幸運。但將來是否能保持如此呢？這是值得警惕的一點。

第二，即使決策能保持正確，也是“大有大的難處”。我們可以以大公司的例子來引申。大公司在對外競爭中的確有它的優勢，例如它不但能對市場作出反應，而且能引導市場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對內也能集中資源從事大的項目。但是在管理中有一個基本的困境，就是“代理人問題”。也就是說，經理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這種矛盾在公司快速發展時不很明顯，因為大家都能從發展中得利，因而致力於促進發展。但當公司進入穩定期或面臨困難時，這種矛盾就很嚴重了。而且隨着公司歷史的增長，內部各種利益集團的滋生，這個問題就越來越嚴重。所以至少在美國，歷史悠久的大公司總是不斷地被後起之秀所取代。作為一個國家，也有同樣的潛在危機。 

第三，“集權優勢”可能是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精髓在於自由競爭。但是在自由市場的運行中，並沒有自動防止壟斷的機制。雖然壟斷的出現對整個系統的效率和健康是不利的，但對壟斷者本身卻至少有短期的好處。因此，要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就需要有在市場之外的反壟斷的機制。目前，在企業之間，反壟斷的任務是由國家通過法律和規章完成的。而國家出面的壟斷行為，則是由國際協商折中解決。這後一種機制雖然還算行之有效，但實際上是很脆弱的。以前在對付日本時，其有效性就很受挑戰，後來日本本身競爭力下降，才算不了了之。在中國的問題上，由於中國的決策機制與西方各國他不相同，而且還有歷史和文化造成的“反對外來干涉”的傳統，外界更難以影響中國政府的行為。所以，中國以“集權優勢”走向世界的結果，很可能是威脅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在考慮“中國因素”對經濟，投資等的影響時，應該記住這一點。

第四，中國優勢不一定等於每個中國人的優勢。如以上分析的，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以某些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而且沒有這些人的認知和許可。所以我們在為整體利益的增長而高興的同時，也應該關注這個利益分配的方式。 

第五，“集權優勢”是不是可持久的？這個問題有兩層意思。一是中國會不會失去集權優勢？二是其他國家能不能得到集權優勢？中國的問題取決於對政治穩定前景的估計，就不多說了。其他國家的問題，倒是值得說幾句。就拿美國做例子吧。美國是私有經濟，各個公司各自為政，政府一般也不介入。所以同中國打交道常常處於下風。但是美國並不永遠是一盤散沙。在遇到重大威脅時，也會集中國力反擊。當年日本襲擊珍珠島，就是從美國人個人主義的態度判斷美國會選擇退讓。但美國一旦奮起反擊，其強大的實力則是日本不能匹敵的。這幾年美國在九一一以後，也顯示出願意整合國力的趨向。所以在“中國優勢” 面前，不要低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潛力，以免重蹈日本當年的覆轍。

第六，“集權優勢”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當權者的決策不受制約。這從博弈論角度說，有其優越性。在國與國的博弈中，常常有兩敗俱傷的可能。通常，雙方都為了避免“雙輸”的結果而退讓，而得到“雙贏”的結果。但是，如果只有一方退讓，那另一方的得益就比“雙贏”的結果更大。而要使對方願意單方面退讓，就要使對方相信己方願意接受“雙輸”的結果。在這方面，“集權”就帶來可觀的優勢，因為一個集權的決策系統受到理智的制約更少，對己方的損失的承受力也更大。在中美過招中，中國每每以弱勝強，很大程度上是藉助了這種優勢，即所謂“非對稱戰略”。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種“雙輸”的威脅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決策者確實是會走向“兩敗俱傷”的方向。作為具有相關利益的公眾，也就必需爭取參與決策過程。 

== 結語 ==

以上我們從國家介入經濟行為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優勢”的來源和利弊。我們看到，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一個強勢的國家機構，在決策基本正確的前提下，的確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帶來可觀的優勢。但是也有一些潛在的弊病需要警惕。關鍵是，作為公眾，需要認識到在中國只了解和關心市場是不夠的。在市場後面還有一隻“看得見的手”。而這隻手歸根結底是屬於大家的。我們要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關注和參與國家機構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