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這是一句在中國人心中十分“曖昧”的話，沒有人敢公開將它當做“座右銘”，私下裡卻又覺得它好象“臭豆付干”－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當然這又和中國語言文字的高度精練、概括能力分不開。有一句專用來吹捧去世的人的話曰“永垂不朽”，本意應該是指此人生前做了有利於民族和國家的大事，使得後人永遠記憶和懷念，絕對是指做好事得到的好結果。可能就是因為太“精練”的緣故，久而久之，忘記了其來龍去脈，只使人留下要“千古留名”的概念，而忽略其內涵的意義和標準，自然就形成了開頭的那句“名言”，因為這兩者都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惜社會效果截然相反）。其結果是鼓勵了更多的個人野心家，他們或者素質和能力實在不足以成就利國利民的千秋大業，或者捨不得為事業犧牲自己的“七情六慾”，無不退而求其次，以求“異曲同工”的效果。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今天，中國偉人的偉大，竟然可以用他製造的社會災難來衡量了。

１９７０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個人崇拜是必要的”。在接下來的年代裡，中國大陸如果不是在他的有意安排下，至少也是在他的鼓勵默許下，掀起對他的“個人崇拜”之風。很快就集古今中外，宗教、帝王和封建宗族之大成，其涉及面之廣、瘋狂程度之極、表現方法之荒誕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之深，絕對達到所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致到今天，無數親受其害的共產黨高幹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都還沒有膽量從他的陰影下走出來，只好以不恰當地誇大他個人的作用、迴避掩飾他的缺點和錯誤，來為自己過去的被動和尷尬作辯解。更不要說還有那麼多群眾，根本就忽略了去追究他這些年給自己和親人們帶來的劫難，反而自動將他升到“神”的地位去懷念膜拜甚至企圖再次得到他的“庇護”。真不能想象，在這種自願不平等的心態下，怎麼能去談論實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如果翻譯沒有錯的話（因為這句話我是從兩本外國人作的“毛澤東傳”中看到的），那就可以認為毛自己犯了一個認識上的錯誤：他沒有將“個人崇拜”看成是某種行為或成就的必然結果，卻當成是行為或成就的必要條件。對一個真正的英雄或偉人而言，由於所創造的有益於國家、民族或人類的顯著業跡，使人們為之對他產生崇拜，本是一件自然的因果關係。有如中國讀書人之對孔子、木匠之對魯班、人民之對岳飛，美國人之對華盛頓，世界之對愛因斯坦等，無一不是出自於對他們作出的貢獻的反應，而沒有人會說（事實也不可能），他們是先需要別人對自己產生“崇拜”，才得以完成“豐功偉績”的。這其實也是他們為事業付出代價（如犧牲了個人、家庭和親人的常規幸福直至寶貴的生命）後，所應得的一種“報酬”或補償，就像打工後應該得到工資、科學家因其成就獲得諾貝爾獎金一樣。只是層次境界是完全不同的，不僅不是所有人能做到前者那樣的事業，更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用自己常規的幸福去換取那種“報酬”的。我們在肯定“人生而平等”的同時，如果還承認實際會有某種差別的話，這就是其中之一。毛澤東就其個人在文學、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突出才能以及對中國一個階段的歷史作用而言，獲得大眾相應的“崇拜”也是當之無愧的。如果到此為止，那麼一切都完全正常，他理應享受國人回饋給他的一份榮譽。

可惜的是，當毛澤東於４９年正式取得統治中國的權力以後，沒有過多久，他的專制帝王式的個人野心就開始暴露出來，他所最終關心的，根本不是人民的福趾，而是如何實現自己要超越過去歷代封建帝王的個人“宏圖大業”。這在他所作的詩詞中，以及對待像粱漱暝、馬寅初等有名的知識分子和黨內的戰友“同志”們，出於關心人民、國家和黨的真正利益而提出的建議或批評所持的態度和具體回應，就足以證明上述結論。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則更是他經過反右、大躍進、公社化等多次“事與願違”的重大失敗，在領導層內威望受到損害，離心力加大，而作出的最後一搏。由於毛真正賴以成就奪取並鞏固國家大業的、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大部分有經驗有能力的老幹部，都被打倒、整死或“靠邊站”。那些新上台的“造反派”們，破壞能力有餘，組織管理能力奇缺，毛惟一能靠他們去做的，就是將“個人崇拜”本末倒置地當做“股票”，來由這些人強行推到群眾手裡，希圖以這筆等於是詐騙來的“資本”作孤注一擲。結果，毛的實踐證明自己說的不是真理，只能以徹底失敗告終。他在歷史上的光輝，非但沒有因為文革增加絲毫的份量，倒反而使得人們有更多具體的事實來重新評價他的作為。

其實我們早就應該摘去毛澤東頭上的“神話光環”。將共產黨取得的那些成就歸功於他個人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過去曾有過的成功（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是一批優秀分子（當然也包括毛在內）集體智慧和能力進行共同創造的結果。正是這種合作和創造，使共產黨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克服種種困難，利用一切條件，最後終於打敗國民黨，取得統治中國的政權。建國以後，百廢待舉，在並不被世人看好的情況下，仍能穩步取得發展，其間雖也出現過由於毛澤東一意孤行所造成的重大偏差（如大躍進等），也因為有其他領導人事後的糾正彌補而得以屢次“逢凶化吉”。遺憾的是，毛本人惡劣的帝王心態，非但不能因此變得虛心一點，反而進一步懷恨在心，終於發動旨在“清君側”的文化大革命，幾乎置所有曾經同甘苦、共生死的“革命老戰友”於死地！

如果說文革還有一點用處的話，大概就是體現了“天理昭彰”吧。過去所有人都自願或不自願地，將一切歸功於毛澤東，險些就要成為“歷史定論”，讓他得以達到“貪天之功，居為己有”的目的！幸虧文革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最後一個事實，得以來完成如下的邏輯推論：加在毛澤東頭上的一切成就中，都有一批黨內同時代的優秀份子集體參與；毛作為領袖，過去就犯過重大決策錯誤，只是因為有其他領導人的事後彌補， 才得以“文過飾非” 的；文革的過程和徹底失敗的結果證明，如果毛一旦離開了那些幫他“消災解難”的戰友，他比起過去那些有點作為的帝王來，更顯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除了應該承認、肯定他個人對中國歷史所起的部分、可能也是重要的作用外，中華民族沒有理由一方面全盤否定曾經凝聚過一部分精英人才、領導人民創立過一些算得上輝煌的成就的共產黨；卻對“應對這個黨的許多錯誤或罪行負主要責任”的毛澤東，反而產生什麼“個人崇拜”。這實在很不公平，也很荒謬！如果只考慮他給中國引起的震盪的能量，作為“崇拜”的標準，而不管是 “留芳”還是“遺臭”。那麼，中國人就再等着下一個更“偉大”的“偉人”來收拾自己吧，而希特勒或東條也就更有資格成為德意志和日本的“民族英雄”了！

（註：其它相關文字，請去網頁《新的里程碑》同名文字的鏈接流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