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

作者：信濟 [http://blog.creaders.net/xinjilong/] 

詩曰：

天命依稀夢中國，

二十一年仍蹉跎。  （注1）

當道紛爭計無定，

絕食意氣談不妥。  （注2）

仇讎左右終血洗，

平準東西豈虛說？  （注3）

且令傷痛隨風去，

鏽劍執中用新磨。  （注4）

注1：歷史的疤痕

    新中國再造統一，與民更始，立國、富國各三十載，功業不可謂小，然而區區一甲子的歷史上疤痕累累，以躍進、文革為最，亦每每為世所詬病。其中尤以兩道疤痕最為特殊。

九·一三事件，去今幾四十年矣；一代名將兼副領袖倉皇外逃、折戟沉沙，如兜頭冷水，澆醒了文革的夢中人。六·四事件，去今二十有一年矣；天安門廣場一聲槍響，打出了一代人的玩世不恭，催眠了改革的先覺者；上至官員、富豪，下至工人、農民，多少人至今寧肯醉生夢死，也不敢讓真誠與高尚醒來。

九·一三在前，六·四在後，彼此印證了一件事，那就是無論毛式、鄧式，馬克思主義作為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已不可持續；共產黨天命未去，而靈魂已死，於是才有不爭論主義和吉地皮主義這些不倫不類的小道得志。

注2：廣場的政治

    如今再回顧鄧公所謂“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都包括兩個層次。前者首先是西方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從精神到物質對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領域的成功滲透，其次是國際共運的持續衰落與冷戰的瀕臨結束。後者是隨着國內意識形態教條被打破和經濟的快速不和諧發展，首先在黨政軍高層出現了劇烈的意見分化與派系分野，幾乎再現了文革中的你死我活，其次在民間尤其是高校形成了盲目崇美、全盤西化的潮流，不少人把民主自由當成了文革中的階級鬥爭，真以為這些無根的妙術能“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大小氣候的蒸熏之下，改革的熱土便成為了動亂的溫床。當道諸公的紛爭不定，絕食學生的意氣不平，這些檯面上的廣場政治，也就成為了毫無懸念的必然之義。

注3：對立的價值

中國是大文明，學潮的歷史幾乎與中央集權國家的歷史一樣長久，最著名的三起是東漢末年的黨錮案、北宋末年的伏闕案和明朝末年的東林黨案。學潮通常都是書生們看準了朝廷分裂的機會而群起奮爭，用意也都不錯，而結果幾乎沒有好的。北宋靖康那次表面算是成功了，除了蔡京，留了李綱，因為金人已經快把皇帝逼瘋了，可不久金人退去，李綱還是被貶，然後金人殺回來還是滅了北宋，最後陳東作為太學生領袖還是被偏安的高宗擔心再出麻煩而殺害。

    動亂固然難免，可為什麼從古到今中國的學潮就不能溫和的解決衝突呢？這是反思六·四必須要正面回答的頭等問題。除了責怪書生們的書生氣和朝廷、黨國的專制之外，總要有些更深入的解釋。

    說到底，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特大規模的陸基重農文明。在中原這種一馬平川之地，只要朝廷、君王有一般的威信，則反叛者絕對無所遁形，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這個意思。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周之戰，就留下了互相指責對方收匿逃人的記錄，最終周滅殷，天下一統，便解決了這個問題。像這樣的文明，當然專製成本低而民主成本高，統一成本低而分裂成本高，安定的秩序靠血緣、親情、禮儀維繫，最為方便，而君臣關係也就格外不可妥協，弒君反叛者謂之賊，必除之而後快。與此相對比，西方自古就是一個海基重商文明，島嶼林立，城邦錯雜，靠地緣、金錢、契約維繫和平，所以便民主而難專制、便分裂而難一統。這是雙方獨立做出的平等選擇，以適應自身所處的環境，本無所謂高下。

地理交通的成本是制度與文化傳統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傳統一旦形成，也就不易改變了，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正由於中國的這種傳統，一旦衝突發生，衝突雙方都會非常緊張，因為尋求妥協比一拼高下的成本要高的多，所以總是成者王侯敗者賊。

具體到六·四，處在一個日益商業化的時代，民主與分裂的關係又還不為人所知（否則也不會以紀念胡耀邦為藉口——老胡可是以綏靖少數民族分裂傾向著稱的），社會上以全盤西化為特徵的“啟蒙”運動正如火如荼，於是專制和民主、左派和右派、姓社和姓資、東方和西方這幾對價值及其背後的支持人群便發生了對立，對立自然的發展為衝突，而因着傳統的慣性，衝突終於激化。歷史再一次證明：妥協成本太高，而開槍成本極低。書生們本以為政府不敢開槍以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事實是，手裡有槍的人，無論是不是政府，在遇到不可調和的威脅時，總是會開槍的，因為這是擺脫威脅成本最低的方式。

所以說，血洗廣場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有一個平時儘量維繫不生矛盾而一旦生了矛盾便難以調和的陸基文明傳統，同時左派與右派的矛盾又是現代價值的矛盾，談不上血緣、親情、禮儀的約束，天生難以調和。

要在中國調和這種價值的矛盾，靠任何所謂“普世價值”的誇誇其談，都是沒有用的，因為那所謂“普世價值”就是衝突雙方中的一方，而且它也並不就是真理的化身，至少令中國分裂而陷入戰亂的傾向它就無法避免，而它的對手則可以避免。

注4：中道的力量

    辦法還是有的，而且真的是很早就有了。

大約四千二百年前，有一次著名的地質驟冷事件發生，體現到中緯度就是多雨和大洪水。猶太人的諾亞方舟應該就是那時候造的，而中國的中原邦聯也是那時候被迫形成的。《論語·堯曰》與《尚書·大禹謨》中記載了率眾抵禦洪水的聖賢之君堯、舜在禪讓帝位時對接班人的交代，其中關鍵也就是幾個字。堯曰：“允執其中！”就是說：一定要在矛盾對立中把握中道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就是說：人的心中什麼危險難測的想法都有，而天道的映照又微妙難識，所以一定要仔細專注於事，在看似矛盾的價值中間尋求平衡啊！太史公說孔子“祖述堯舜”，正是因為孔子為儒家建立的核心價值“中庸之道”，就來自於堯、舜這個“允執其中”，這種在對偶價值之間把握動態平衡的努力。

這麼早就有了辦法，為什麼中國還會有那個令人不快的傳統呢？這還是陸基地理的天命。古代的中國社會，靠血緣、親情、禮儀維繫安定就是最好的中道了，這也是儒家一貫的追求，雖不完美，但比起現代社會，又有哪個古代社會完美呢？有了現代的技術條件後，陸基地理的直接影響因素變小了，剩下的只有古代傳統的間接影響因素，那麼中道的力量、儒家的力量也就相應變大了。

由於率先現代化的西方的突襲，儒家作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被草率的放棄了，國人都對更能直接起作用的學問和主義更感興趣，最典型的就是科學、民主和馬克思主義。如今科學對環境和人倫的破壞力已是眾所周知，民主與專制這對冤家正是六·四的價值禍根，馬克思主義也早已功成名遂、正待身退。而儒家則如一把廢置鏽蝕而剛韌不減的寶劍，只需有識者略加打磨，便可鋒芒再現、執中決斷。我想，與其陷在年復一年的六·四傷痛之中，不如振興儒家中道，公允平等的看待專制與民主、自律與自由、禮治與律治、通學與科學這些看似邪正對立其實中性對偶的價值，在其間把握中庸，以行制度創新，這才是中國人對六·四一勞永逸的最佳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