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摘錄自劉振坤采寫的《春風秋雨二十年----杜潤生訪談錄》，原載《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11-22頁。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此文僅供讀者參考，如需引用，請查證原文，並遵循公平使用原則。

　　　　　　　　　　　　　　　　　　大饑荒檔案編輯部　　　　　　　　　　　　　　　　　　　2002年1月11日

◇ 大躍進中的中國科學院----杜潤生訪談摘錄

◇ 被毛澤東批作“小腳女人”，調到科學院

　　劉振坤（以下簡稱劉）：想請您談談在科學院工作的經歷。您是怎樣調到科學院的？

　　杜潤生（以下簡稱杜）：1953年，毛主席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我被調到北京。鄧子恢任部長，叫我當秘書長，幫助他工作，毛主席交待我們的任務主要是按中央決議搞好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當時鄧子恢和我對於農村工作，特別是關於合作社運動有一些意見，毛主席開始是接受的。後來，他有個變化，我們這邊跟不上，犯了錯誤。大體上當時總的方面是我們主張慢一點，他主張快。快慢之爭，這是一條。第二條是我們還主張括農民一些經濟上的自由。我們在中南局，土改結束以後，提過給農民交易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還有可以僱工、租佃關係的自由等等，叫做“四大自由”。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市場經濟。那時候沒有這個名詞。毛主席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主張。還有就是合作社的形式，我們主張搞多樣化，不要限於一種形式。所有這些毛主席都不接受，認為是右傾錯誤。大約在1955年的10月份開了一個會議，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中央領導人點名批評了鄧子恢，也批評了我。批評我們“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的時刻，像小腳女人走路”。我倆都作了檢討。這檢討不是違心的，因為還沒有更多的實踐經驗，豐富自己的認識，承認主席是正確的，我們錯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對過去若干歷史問題已經做出決議，明確了是非。不過，1955年那時候我們是作為犯了錯誤的同志，中央還是依照“治病救人”的寬容態度對待的。個別人提議要嚴加追究我的責任。當時，毛主席說，杜某“是一個好同志，土改是堅決的。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邊實踐一段就好了。”

　　本來是準備把我調到下面去的。後來，突然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找我談話說，“先不要下去，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再下去。下面有幾位省委書記都想讓你去，我們也同意你去。但現在有一個工作更重要，要去的地方都是大知識分子，你是個知識分子。”我說，我不是大知識分子，是犯錯誤的小知識分子。他說：“你不要說了，那事情另說，你先服從調動！”這樣，我就到了科學院。

◇ 農民能辦到的事情，科學家辦不到

　　劉：聽說科學院在大躍進中頭腦比較冷靜，這是怎麼回事？

　　杜：反右派結束以後，就到了1958年。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提出工作轉向技術革命。農業問題解決了，工業進展滯後，須加快步伐。1958年毛主席對國務院領導提出反冒進口號提出批評，批評說，“氣可鼓不可泄”“反冒進是錯誤的”。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說、敢幹，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薩、不迷信外國人。這使科學院面臨某種輿論壓力，科學院內部有一批同志，批評院部對科學家過份遷就。加之毛主席威信那麼高，我們斷不能對毛主席的主張置之不顧。也要講破除迷信，反對崇洋迷外，我們中國人應該有志氣，把自己的科學搞起來。全國都大躍進，我們也得大躍進，不能夠墨守陳規，動也不動。因此，一經號召各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一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浮誇了一陣子。

　　那時，科學院一批科學家對於大躍進鬧浮誇看不下去，對那些獻禮項目是否定的，但是他們不敢說話。有的地方說把水變成了汽油；有的地方說一畝地能打一萬斤糧食。我們科學院也有人說，如果按太陽能輸送到地表的能量計算每平方米轉化率，每一畝打幾千斤、上萬斤是可以的。植物生理所也有人用植物生理學總結萬斤糧的可信性。所長羅宗洛說：“萬斤糧只能用農藝學來分析，以植物生理學總結，不是從實際因素出發，不可輕信。”院外一些研究機構和大學批判學術權威，搗“拔白旗”，科學院黨組沒有附和，但批評權威們保守，脫離實際，卻在不少所里進行過。中央領導人在北戴河避暑，各部部長們都去開會。胡喬木建議找有關同志，譚震林、廖魯言、張勁夫、我，共同談談，說是毛主席出了一個題目，糧食多了怎麼辦？我本來打算趁這個機會，把科學家們的懷疑反映一下。但是，一看北戴河一派大躍進的空氣，就感到很難開口。我先向廖魯言（我和他一同在農村部工作過，此時他任農業部長）談了幾句，建議我們先研究萬斤糧有無可能？他認為現在是農民能辦到的事情，科學家辦不到，科學現在已經顯得無能為力。看出我的建議，提出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會中議論一畝地打一萬斤糧食，怎麼也想不出利用辦法，說造酒也喝不了那麼多酒，餵豬也餵不了那麼多豬，只好爛在地裡邊不回收。所以結論是，少種糧，全部耕地中以三分之一種糧食，三分之二種樹、種花。科學院在不講科學的年代，只好靠邊站。

　　雖然如此說，在大躍進時期科學院也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比如，毛主席搞農業四十條，他要消滅麻雀。有關科學家提出麻雀不能消滅。因為，麻雀一方面吃糧食，但是更多地是吃害蟲。這個事情，科學家的呼籲，我們向中央反映了：為維持生態平衡，不要打麻雀，不要消滅麻雀。毛接受了。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搞代食品，1959年以後糧食不夠吃，科學院最初發起搞代食品，增加一些蛋白質。一是發現海里小球藻，數量非常之大、繁殖力非常之強、蛋白質含量很高，將來中國人解決糧食問題，除了在耕地上以外，應該在海裡邊想辦法。二是還發現有好多昆蟲可以吃，它是動物界數量最大的種類。這個東西將來能夠人工繁殖，昆蟲食品含有優質蛋白質可以利用。科學院做這個事，意義不在乎一兩件事情本身，在那個否定科學的年代，科學院以實際事例證明了科學的價值，對將來解決食品問題又得到一個啟示。

◇ 輕視科學家，輕視知識，造成浮誇氣盛

　　劉：大躍進，為什麼造成大倒退，您能談談原因嗎？

　　杜：當我國轉入建設時期，毛主席提出要鼓足幹勁，力急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實現這一新路線，他認為在改革所有制之後，還須解放思想，去掉群眾的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破除多年來流行的迷信西方資本主義，迷信蘇聯，迷信洋人的傳統思想。這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倡議，是應當肯定的。他特別感到蘇聯建設冷冷清清，靠專家，不靠或少靠群眾。所以，又說，卑賤者最聰明，不迷信教授。這也有某種積極意義。需要辯明的問題在於勞動者是社會生產承擔者，歷史的創造者，是有智慧的創造者。科學實驗曾被毛引為人類三大革命中的一項。因而科學工作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有智慧的創造者。知識分子參與歷史創造過程，是靠腦力勞動取得報酬，他們並不是不勞而獲的剝奪者。這些人中儘管也有輕視勞動人民的傾向，這是可以通過生活實踐和教育改變的。但是，當時把他們當作藐視和批判的對象，未必有利於實現解放思想這個目標。因為解放思想和繼承人類積累的知識總和並不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促進的。

　　我們國家封建制度的時間很長，經濟上經過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社會，政治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專政，這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但是，意識形態領域和上層建築領域，遺留封建的東西很多。本應當繼續進行反封建意識的思想啟蒙工作。但是，時代變遷卻把中國推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特別在1957年以後，就轉到反對資產階級意識、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任務上。新的歷史性變化，賦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內涵。既然界定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階級成分，當提出“掛紅旗，拔白旗”的號召時，就難怪群眾把它當作一種階級鬥爭的口號，對科學界學術權威展開批判了。

　　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全國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更是火上加油，進一步鼓勵了以浮誇、冒進來響應大躍進號召和其他“左”的錯誤。大躍進中，我去河南，當地流行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當時的省委書記講了一個《李廣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廣出遊，隱見一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頭竟太石寸余。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藉助於無根據的傳說，鼓勵主觀意志決定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誇熱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泄”的論述，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許多人明知一畝產一萬斤糧不可能，但不敢明說；大煉鋼鐵也是這樣，從而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其他不論，只看砍了多少樹，餓死多少人，就令人心寒不已。教訓甚多，有一條應銘記不忘：那就是不能把領導者的主觀偏好和錯誤號召引發的群眾一時的浮動情緒，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要講科學決策，要發揚民主，要廢止一言堂，讓人講不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