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走了。

以左傾激進而激揚革命，順理成章地入黨掌權，卻因依然懷抱純潔理想而質疑革命。這樣的人物，在中國還剩幾個？

生於1920年代中期的王若水，與比他早生了七、八年的陳漣、袁永熙夫婦，（我們還可以在這個名單上再加上傅作義的女兒、張學良的弟弟，富家女韋君宜，以及一批當時名牌大學學生、外加年輕的胡風追隨者們……），基本上是同一時代、同一階層、同一傾向、在沒“經歷過黨內路線鬥爭的洗禮”時也基本具有同一價值觀的青年。

這批有根基、有學識、背叛了富有的家庭、對自己的理想和主義懷着宗教般熱誠的知識青年，大都被共產黨網羅。我們已經從無數文藝作品中知道他們“在紅旗下宣誓”時候的如何熱淚泉涌，但很少有人明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早晚不一地被冤屈、被折磨乃至凌虐至死之時──那些熱情地向他們伸出“粗黑的手”的工農同志，對中國革命前景的理解，與他們其實天壤之別。人家受剝削的苦人兒要的是翻身解放、“老子打天下坐天下”，對王若水輩期望的自由、民主不過當個好詞兒聽聽。至於這些理想主義者仇視的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獨裁專制等，在當時和泥腳杆子革命家期望的“打翻舊世界”，還來不及起什麼衝突。

王若水顯然是作為地下黨員進步學生，在剛一建國就受到當局重用的。那時候毛澤東還常被稱做毛先生，他主要的政治標記還是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我們可以想象王若水們是如何把民主自由的追求放在一邊，以執政黨員的驕傲和自信，建設新中國──而其中的一項，就是按照本黨的安排來剿滅“無產階級”所不容的知識和知識的載體：知識人。

不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他怎麼看待那一茬接一茬地經他參與（起碼旁觀）而給滅掉了的他的師長輩。相信在他心底，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獨立的思想與言論並沒有如真正賣身鑽營的文宣打手們那樣的嫉恨，但胡適、俞平伯、梁漱溟等人救治中國的方針，本來就與當年左傾激進派有差異，更何況如今已是“我們的黨”、“我們的新中國”、和賞識他才華的“我們的偉大領袖”。

直到大饑荒之後，王若水還沒有和他的黨拉開距離，雖說在《人民日報》中層幹部這樣的位置上，他不可能一無所知。

歷史上一個偶然（或許也可以說是必然）是，當毛澤東打算以文革來實現他的理想時，他選擇了上海的左派，而把王若水等正宗喉舌們撂到了一邊。王若水做下的一件有名的事是批評激進色彩比他們還鮮亮得多的張春橋、姚文元。這是他第一次沒有對黨的主流亦步亦趨，但他用的依舊是給當今密摺奏事的傳統手段；而進言的對象，實際上正是左傾激進的總代表。到了這時候，他還沒有明白以激進為底色的對專制的妥協，其實是他們這批理想主義者對自己理想的背叛。

估計隨後十年的冷板凳，使他從一名毛澤東思想宣傳家，退到列寧主義，再退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依舊是共產黨的天下，不按照中共化的理論體系發言，哪怕抬出來的是老鼻祖的“人道主義”，也為當局所不容。

王若水思路清晰、思想縝密，為人聰敏又溫和。他不是靠鑽營而是憑才幹做到“喉舌”副主管的高位的。而以他所登上的位置不再窺測攀附，而是站起來代表自己發言，總因為內心有點什麼沒有泯滅。

雖然不幸成了當局“清污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首當其衝的靶子，直到生命的晚期，王若水仍不是一名一般意義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青年時代的獻身、壯年時代的屈從與妥協，進入老年後有限的覺醒，其實是二十世紀初一批激進的理想主義者，在中國這特定舞台上客串的一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