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們反思苦難的幾個視角     茉莉http://column.creaders.net/columnViewer.php?id=294855&actid=287830

阿妞不牛：

頂茉莉好文！

俺僅對集體責任問題發表一點妞論。

對於中國大部分右派“平反”後的認識，以及毛能夠反右搞文革,而鄧能夠居高臨下舉重若輕地“平反”獲取“皇恩浩蕩”的歡呼，俺認為雅斯貝爾斯的分析套不到中國的情況。不錯，在公民社會，公民對國家罪行負有集體責任，並應當進行集體思過。德國日本意大利在二戰開始之前，就是公民社會，公民有參政議政和表達民意的渠道和自由。包括對法西斯化不敢出聲保持沉默的公民，都有責任：不但是良心的自責，而且是道義政治甚至法理的責任，因為希特勒畢竟是他們和平地行使公民權用選票送上台的。

但是，在中國，普通小民根本就沒有任何公民權利可言，也沒有任何反對與反抗的機會，甚至連自焚抗議的機會都沒有。毛澤東是“東方紅，太陽升”天子般降臨的。共產黨的龍庭是千百萬人頭換來的。這就是毛式共產主義超越西方人想像的地方。甚至連熟悉奧威爾的《1984》和納粹德國的西方人，甚至連古拉格群島里逃生的蘇聯人，都無法想像毛共中共之下社會的人的恐怖狀態以及靈魂扭曲的程度。

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社會從來沒有人的概念。自古以來是君臣民。臣民都是君主的奴才。民有順民小民刁民之分。這個“民”，就是羊群的集合名詞。臣是牧民的羊倌。另外，中國傳統的人倫，幾乎只存在於家庭族系之中。而中國皇權統治最嚴酷的連坐法和誅滅九族，也就把臣民中允許人性存活的空間變成最殘忍的剿滅人性的毒氣室。毛共造反，雖然也吸引了想做人的羊群，但是一進入延安窯洞，就是更加嚴密看管的羊圈。連坐法擴展到點頭之交瓜親柳戚。到1956年被允許自由哞叫了幾下，右派羊群剛嘗試了一下做人的滋味，馬上就連做羊的機會與資格都被剝奪了。當然，羊群中總有幾隻不甘心的堅持要做人的公羊。但是，中國的公羊要集體進化到公民，才能對自己被屠宰的命運負責。

茉莉：

阿牛妹妹說得有道理。把雅斯貝爾斯的分析套到中國，有點問題。不但是因為中國沒有公民社會，還因為希特勒是德國人選舉出來的。

但是，當年的捷克也沒有公民社會，捷克共產黨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但哈維爾仍然認為大家都有責任。

如果我們看看當年很多文化人乃至普通群眾在反右時，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幹勁，我們就會認為，群眾多少要負一些責任。儘管人民沒有抗議的權利，但至少可以不那麼積極參與。

阿妞不牛：

俺的看法是要從這個“群眾”的概念入手。反右的對象，主要是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可以擴大到中國所有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群。當時中國有多少人夠這個“知識分子”的資格呢？算到小學畢業進幹校的為止，恐怕也就一百萬左右。六億人口的六百分之一。這個“精英”群體中真正有公民意識與知識的人，就少得可憐。他們之中有反骨的，就更少。有反骨並能夠把公民意識與理念傳播給大眾的人與機會，幾乎是零。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尚且對公民權利人權意識幾乎一無所知，就枉論那五億多目不識丁的羔羊了。

中共反右文革等等倒行逆施荒誕暴政，真正的廣大民眾其實連參與的份都算不上。且不說那些發動者，就是那些互相揭發批判整人與挨整的人，都只是中國社會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精英”，而不是廣大的農民工人與其他老百姓。中國這些運動或動亂，並不是象德國的法西斯運動那樣真正的全民參與的，因為中國的絕大部分老百姓只不過是被驅趕到場子裡去有氣無力地喊一些莫名其妙的口號，和看殺人等人血饅頭的華老栓罷了。要這樣的“群眾”反省自責，或許跟要猶太人反省自責為什麼招惹希特勒一樣了。我想雅斯貝爾斯絕對不會同意這樣的集體自我反省的。也無法叫這樣的老百姓來做雅斯貝爾斯似的反省。俺甚至覺得無法叫中國的所有整人與挨整的右派左派造反派保皇派紅衛兵來做這樣的集體反省。只有德意志民族捷克民族有這樣的反省能力甚至資格。日本民族在精英層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集體反省：比如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也必須夾着尾巴，因為國民有這個基本認識，那就是對外的強悍與武力炫耀和擴張將把日本引向滅亡。

那麼，是什麼人要集體反省呢？我認為是中國的精英們：首先是所有的良知與正義感尚存的共產黨人，（喪失天良的不在此例，他們是應該接受審判的罪犯），然後是受過正規教育有知識文化的人。這些人，也不應該為他們沒有奮起反抗而受到譴責或自責，因為反抗就是自殺，強大的專政機器鎮壓幾個秀才跟拍死幾隻蟲子一樣容易。他們要反省的是如何為了自己求生而出賣毀謗同伴同類甚至親生父母兒女。作為現在的我們，重點也不是在於譴責這些屈膝求生甚至被逼迫喪失良知的不幸者，而是應該面對一個更加殘酷的現實：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哈維爾的國度：期待自己所有的同胞都具有公民意識和責任，集體為接受一個外來強權強加的共產制度負責。捷克人有這個資格：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良知與理性的思考，他們也一直沒有停止對蘇俄的抵抗。

中共的精英已經或者能夠達到這樣的共識嗎——反右文革這樣的“壯舉”是毀滅民族與文明的罪惡，必須得到徹底清算，而不是漂白。

茉莉：

阿牛妹妹：

從政治、法律角度看，普通人不負直接責任，這是對的。但只有這種視角是不夠，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文化視野，進行精神探索。

不是從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去追究集體責任，而是從文化、道德、宗教的角度去思考責任，這一點正是中國文化中比較缺乏的，需要從西方引起的認識。

記得電影《朗讀者》中的那個漢娜，她是文盲，糊裡糊塗地當上納粹女看守，在她長期監獄生活中學會讀書，認識到自己的罪責。最後她自殺了，把錢捐給猶太人。

她的年輕的小情人，沒有經歷過納粹時期，作為德國人的後代，他也認為自己必須承擔責任。

阿妞不牛：

茉莉的意思俺理解。《朗讀者》能夠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俺和茉莉這樣的假洋鬼子也受到強烈的震撼。但是，即使廣電宣傳部批准這部電影在中國譯製放映，我很懷疑能夠受到特別的歡迎或能夠引起大的反響。

這就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不同。茉莉說的很對，一個民族發生了浩劫，這個民族應該“從文化、道德、宗教的角度去思考責任”。但是，中國與德國西方的文化，道德，宗教的傳統都不相同，因此這些個角度就跟西方非常不一致。

勵施浙甯博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誰能劃出一條道德底線來?而文化,按字典之解釋是漫無邊際，本人不信教，希望不要拿教義來說教。”

因此，我認為，儘管《朗讀者》所表達的雅斯貝爾斯／哈維爾式反思代表着一種深刻的普及人性的價值觀，但是於中國的情況意義不大，甚至有副作用。那就是，在要求“全民反省”的時候，讓真正的暴虐者得以開脫。德國和日本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整體對外族施暴，中共是一個集團向自己的同胞施暴，這是有根本區別的。

所以，希望茉莉進一步深入研究並理解中國群眾，包括右派群眾，被虐自虐和虐人的現象。

中國出現第二次文革的幾率，我看遠高於德國再次法西斯化和俄羅斯再次共產化的幾率。太平天國，義和團，到共產革命，康梁變法六君子斬首，袁世凱總統共和到稱帝，劉少奇死無葬身之地到抓捕四人幫宮廷政變，到六四，維新與守舊，革命與反革命，中國這個螺旋體並沒有停止血腥旋轉。無論是維新還是革命，無論發展進步還是反動倒退，中國都還要流血，都還要大折騰大動盪，主要的原因是這個社會有千年的定型積澱，而又並沒有進化成制度合理定型的現代文明社會法制國家。

中國目前的一切定規都是不定的。唯一的定，是要變，不變則死，而變難通，壓力鍋沒有安全閥，水庫沒有泄洪道。中國事實上一直還是一個中央集權帝國，而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或自由公民的共和國。中國一直還在“走向共和”。中國過去的歷史與現狀，都預示並證明中國還需要大的改革與變革，需要不停注入新的活力，同時要解決和消弭巨大的社會矛盾衝突。而中國並沒有正常的和平解決社會根本性矛盾的機制與渠道，沒有實際操作可行逐條落實舉國尊重的憲法，沒有公平的權責契約，沒有穩定可靠的權利協調與權力制衡，包括社會泄洪的渠道與釋放壓力的安全閥門機制，中國獨具特色的“上訪”問題就是一例。而和平改革的梗阻就是動亂與暴力革命的開關。一個太后或者一個黨政軍一統的總書記，統領一群維上唯唯對下凶蠻的官僚，既無法徹底疏通腸梗阻，也無力把住這個總開關。

大家想一想，中國目前的黨國體制的穩定性能夠達到或超過英美法日甚至印度的政治與社會體制嗎？有誰敢說中共將來開到三十大，無論出個什麼樣的總書記，跟將來無論美國出個什麼禿頂綠眉毛的總統差不多，兩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相對穩定會差不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