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起關於“聖元奶粉導致女嬰性早熟”的事件，引起了媒體和社會輿論的關注。迫使有關部門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批醫學專家和權威人士，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是『女嬰屬“單純性乳房早發育”，與聖元奶粉無關聯』到此，似乎還了聖元奶粉一個清白，事情應該畫上一個句號，告一段落了。

可惜事實並非如此。據說在新聞發布會上，就已經引起記者們的爭相發言、強烈質疑。以網絡為代表的社會輿論，以及女嬰家人也對結論不滿，甚至懷疑有某種“利益鏈勾結”。

具體而言，對這個問題的本身，筆者恪守“沒有調查既沒有發言權”的原則，加以不具備專業知識和檢測條件，不敢妄加評論。更何況筆者已經在多篇文字中（比如對鳳凰衛視主播劉海若救治事件的評論），一向公開堅持認為『醫學（特別是西醫）是最不科學的科學（對此結論，願意接受公開挑戰）』所以除了要以有關部門對這次“女嬰性早熟事件”的結論，來作為證明現有所謂的“醫學科學”的不科學和無能（所以說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所以然”來）外，不願意摻和進去打“混戰”，一味出於代表某種政治或利益集團的考量、來“拉偏架”，為已經不亦樂乎的“窩裡鬥”添亂、給“和諧”添堵。但是卻想趁機對社會已經呈現出來、且愈演愈烈的“信用危機”事實，從《新理論》的知其所以然角度，做一番探討，以便“大眾皇帝們”在學會懂得“擔當責任”的同時，體會到真正客觀的“民主”，其實早已經“與朕同在”了！

其實現在一些專家、權威的信用貶值已經由來已久，是反映整個社會“缺誠少信”的一種典型普遍性代表。如果僅僅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一些個別人的道德品質問題上，未免太誇大了他們的影響能量，是既不公平、也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這根本是中國社會在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指導下，上下互動、惡性循環導致的結果。遠的不說，起碼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年代，由於毛澤東所確立，並為社會多數人認可的“一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服務”原則的誤導，形成了“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和林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價值觀品性。長期實行這樣政策的結果，就自然而然地，養成了說大話、空話甚至謊話，和弄虛作假的壞習慣（只要想想在“反右”和“大躍進”中，讀書人的種種正、反面教訓就知道了）。所以當中國社會從走不下去的極左路線，一旦進入改革開放，強調“利字當頭、人人為己”的年代，一部分有群眾迷信、盲從基層、或想打造這樣基層的人，一旦得到了“可以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保護，當然就會把良知、責任、道德和羞恥心放在一邊，充分運用和發揮這些壞習慣所獲得的能量，一心去為自己和家人謀取最大經濟利益了。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上述種種不良風氣，其實已經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習慣勢力，變成一種頑固的“社會病”了。所以只要不下定決心從理論上加以“根治”，任何革命或改朝換代的企圖、對策，都是徒勞的，最多只能起到像止痛針、退燒片一樣的作用。這才是擺在大眾皇帝面前的真正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