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作真時真亦假：談辨別真假三竅門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9日16:20:2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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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假新聞無日無之。最近，中國揭發造假、忽悠和騙子的消息多起來了，這是好事，但也讓一些網友反而無所適從，不知該相信誰；也有不少朋友，從輕信謊言走到另一個極端，對真相也拒絕相信；甚至陷於虛無主義。這不由得讓我省思：我們是如何判斷真偽的呢？
◆高伐林 世界上假新聞無日無之。最近，中國揭發造假、忽悠和騙子的消息多起來了。這是好事，但也讓一些網友反而無所適從，不知該相信誰；也有不少朋友，從輕信謊言走到另一個極端，對真相也拒絕相信；甚至陷於虛無主義。這不由得讓我檢視：當我，當人們得知某一條信息時，往往剎那間就要判斷到底是真是假，值不值得相信。那麼，我們是如何判斷其真偽的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我們耳熟能詳。但是我們談的是，如果無從實踐呢？ 這裡有一個實例： 2007年2月14日，某家海外中文網站刊出了一篇來稿：《一對小姐妹的慘死——“文革”點滴記憶之四》。作者姜和平，講述她的兩個小夥伴、教育部職工的孩子，1967年五一節夜晚在天安門廣場被爭着要見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擁擠人潮踩死的慘劇。 事後看，這篇稿件，有個別地方的提法不是很準確，例如文中一開始說“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五一節夜晚”，這個說法就不是很確切。我們知道，“文革”中毛澤東於1966年8月中旬－11月底八次接見紅衛兵，一般說“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給人的感覺是指這八次。而1967年五一節毛澤東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意在與民共慶勞動人民的節日，而並不是特意安排接見紅衛兵。作者文章中這樣說，有可能被人誤解。 作者在發表前給我妻子發來這篇稿件，我也讀到了，但上述微瑕，我也忽視了，沒有看出來提醒作者訂正。 這篇文章刊出後，讀者不少，幾個小時後就登上了這個流量非常大的網站的瀏覽排行榜第五名。讓我始料不及的是，文章竟引起很激烈的爭辯，焦點是：作者究竟是回憶還是造謠？ 署名為“實事求是”者寫道：“作者你當時在場嗎？你看見死了人？要知道當時的老毛接見紅衛兵組織的很好的。你的道聽途說可以休矣。” 署名為“老漢”者寫道：“老毛接見紅衛兵在66年8月份，五一節上天安門是71年事，以後這種文章要註明是文學作品。” 署名為“實事求是”者又寫道：“版主寫文章請先查查資料，搞清楚日期再編，本人作為紅衛兵，參加了3次，親眼目睹。寫文章，辦報紙都要實事求是。” 署名為“無稽之談”者寫道：“就象說劉胡蘭是鄉親們鍘死的一樣，造謠者總是在尋找一切可能的事件下手；但謠言永遠都是謠言。” 一未署名網友寫道：“目前在美國生活的當年到北京串聯的老大中學生還多的很，什麼時候聽說有很多人被踩死了？” 又一未署名網友以惡搞的口氣譏諷道：“我們家就跟（文中所述死人家）張家住對門，當時覺得姐姐們都是歡蹦亂跳的回家的。人家現在孩子都開始找媳婦了。” 我統計一下，重複的不算，一共19條跟帖，其中9條表示不相信這是真事兒，認為是“文學作品”或者造謠、編造；8條表示相信作者所說。 署名為“智叟”者寫道：“張家在五一節痛失二女是事實。他們家當時住教育部的西跨院，和我的一親戚同院。當時傳出的消息說在同一事件中一共死了三十幾人。我曾親眼目睹眾多傷者被送到長安街邊上的臨時急救站。” 又一網友寫道：“我是在教育部大院長大的，張家姐妹死於天安門廣場的踩踏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我記得事情過去好久以後都不敢面對她們的母親。” 作者姜和平也看到了這些評論，次日給我和妻子發來一封郵件。我徵得她的同意，將信中提到的人名做了模糊化處理，摘要刊載如下： ……我立即看了那些評論。作為筆者，最關心的莫過於讀者的反應。我深深感謝支持者的進言，特別是這句評論更具分量：“把親身經歷寫下來，不僅是我們的權利，而且是責任。”而質疑者的留言卻更堅定了我想寫的願望。 拙文所寫是我刻骨銘心的記憶。“文革”時我們還小，沒有成為當事者。但是作為旁觀者，盡力搜索記憶把自己的見聞寫下來是我很久以來的願望。這篇記敘的字字句句全是真實記錄，決無杜撰。兩位死難的小姐妹是我從小熟識的夥伴。她們的姐姐張×是我的同學。媽媽白××老師是我們的小學老師。那位鄰居阿姨叫潘××，是教育部醫務室的大夫。潘大夫的女兒也是我同班同學。五一節後在八寶山開追悼會，一個深綠色的大麵包車坐滿了人，司機班的王××叔叔開車。王叔叔是從小看着我長大的鄰居。參加追悼會的很多同齡小朋友和我既是鄰居又是同學。 而且，1967年五一夜晚我就在天安門廣場，其擁擠程度令我後怕許久。我在1965（文革前上小學時），1967和1968年國慶日都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的組字和組花邊的活動。每逢遊行一結束，廣場上的人就開始邊喊萬歲邊湧向天安門城樓，形成高潮。我牢記着人們的告誡，決不敢彎腰提鞋，但又怕鞋被踩丟，每次都事先把鞋脫下來拿在手裡。每次遊行完畢被踩得生疼的腳都讓我呲牙咧嘴，襪子被踩得骯髒不堪，再穿上鞋一瘸一拐地回家。五一節夜晚毛澤東下天安門城樓前，我和幾位同學在二龍路學校學生的大圓圈裡跳的就是“劉少奇、鄧小平你睜眼看一看”的造反舞。這個歌舞節目是節前我們剛向負責我校軍訓的解放軍西城 指揮部學的。五一節白天我們在北海公園拉成圈遊園，表演的也是這個節目。我相信，對提到的這些，親歷者和我一樣都有着刻骨銘心之記憶。 自從張家失去兩位愛女，白老師不僅決不許唯一的女兒張×再參加任何慶典活動，而且下鄉勞動也不讓她去。67、68年國慶組字，原本是我們這個年級全體同學參加的活動，只有張×一人例外，老師特許她可以不去。1968年夏，有一次在教育部大院內的“逸仙堂”放電影，放的紀錄片是《1967年五一節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我特別注意到白老師神情黯然失色，馬上離開了。（後略） 我相信姜和平所述是真實的。按麼，我為何會相信她呢？這裡檢視我自己的內心，理由有三： （1）我當年就得知毛澤東每次接見紅衛兵後，現場撿到的鞋、《毛主席語錄》、筆記本、書包、帽子和其它雜物，就要裝幾卡車——姜和平所述當時情況，與我的記憶相吻合； （2）因為我的妻子也是教育部職工子弟，在讀到姜和平這篇文章之前，我就聽我妻子說過這件姐妹倆同一天被踩死的慘劇（只是妻子年齡更小，當時所知的信息遠不如姜和平所述的這麼完整、具體）； 3）因為我對姜和平有所了解，知道她確實是教育部大院的職工子弟，她在美國一個機構有一份與政治無關的技術工作，不是那種要靠譁眾取寵來贏得眾人注意的人，更不是熱心政治的人。她沒有理由去編造一個故事。 在我看來並非編造的回憶，竟有那麼多人並不相信，斥為“編造”。 我感慨：要想讓人們了解“文革”的真相，是一個何等艱難沉重的使命！姜和平的回憶，在我看來無疑基本是事實；但在這個謊言充斥的世界，講一段真實的“文革”經歷，對於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下一代，難以讓他們相信；對於經歷過“文革”，但沒有親歷她所述現場的人，也未必讓他們相信；對於即使就在現場，但沒有親眼目睹姜和平所述這一幕的人，又真的能讓他們相信嗎？！ 這其實涉及人類的一個永恆命題：人，根據什麼相信別人說的是真話？追尋真相，是否確實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再進一步追問：人究竟根據什麼來判斷一條信息的真假？又如何讓別人相信你所認為的真實？ 誠實人固然堅持講真話，但騙子也信誓旦旦宣稱自己講的是“真話”； 誠實人想方設法證明自己說的是真的（例如姜和平文中和信中舉出很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和實例），但高檔的騙子也會將細節編得嚴絲合縫，滴水不漏； 誠實人會請有公信力的人物或者媒體背書，騙子也會花言巧語地蒙來名人為之站台——“君子可欺以方”麼！我買過好幾本很不怎麼樣的書，都是我一向敬佩的學者推薦的，他們或則寫書評，或則由出版商將其褒獎之詞印在“腰封”上，讓我上了當。 難怪有先哲感慨：人，都只相信他願意相信的東西！ 回答“如何相信別人”這個問題，超出我的思辨能力。上升到哲學上說，這是人類的基本困境之一，是有史以來未曾解決的難題，當今世界上的許多火爆的熱點，不也就是源於這個難題麼？ 北京和台北之間，平壤和首爾之間，巴以之間，印巴之間，中日之間……這些多年宿敵和對手且不用說了，對對方的話肯定是持高度懷疑態度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俄國人、與越南人……難道能彼此放心地相信對方的承諾、保證？還有，官民之間、漢藏之間、漢維之間……對某一事件的陳述，難道不也是各說各話的“羅生門”，都自稱掌握真相，斥對方為謊言？ 我們有成千條政治、經濟、哲學的理由去不相信人。我們從小到大、從早到晚受騙受得太多了，“真誠”是緊缺物資，“明察秋毫”就更是非同一般的技能。更何況，就算真誠，還會有自身受到的各種限制：聽錯了呢（自己的耳朵就那麼值得信任？），看錯了呢（自己的眼睛就那麼值得信任？），記錯了呢（自己難道沒有選擇性記憶？），表達詞不達意呢（自己的所指與能指、說出來的你心裡想的不可能絕對同一吧？）。 這裡我還沒有說到語境、語種、方言、年齡、成長環境、文化教養等等的差異，造成的信息的扭曲、失落、衍生等等造成的麻煩呢。 我還發現：信息只要轉述一遍，可信度就至少衰減一半。你的妻子對你講述她親眼目睹的景象；你的妻子轉述她的同事親歷的事件；你的妻子轉述她的同事所講的其同學的經歷……你的疑惑、你的質疑必定成幾何級數增長。 面對這樣的難題，作為信息的提供者，應該怎麼辦？ 2007年2月15日我給姜和平回信時說： 說實話，如何讓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明白那個年代的真相，這是一直困擾我的問題。“假作真時真亦假”，他們受了太多的騙，所以聽到真實的東西，也不肯相信。看到人們不信真的東西，與看到人們深信假的東西，都讓我深感挫折。 我沒有別的錦囊妙計，只能是就像您這樣，儘量如實講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歷所感，有時間，有地點，有人名……不煽情、不誇大。慢慢地，至少有一些講述者能樹立“不說假話”的公信力。 在寫完上述三條我何以相信姜和平所述是真實的理由之後，才發現這三條大概也有普遍意義。歸納一下，我們究竟相信、還是不相信別人的講述，就是這三條： 1）有賴於自己的生活經驗、記憶來驗證； 2）有賴於對信息發出者的了解和信任； 3）有賴於有公信力的人、媒體和機構、至少是自己信得過的人作證。 有這三條，靠得住嗎？難說！（上面所舉的不相信姜和平的敘述的人中，不就有聲稱以自己的生活經歷為根據者麼？）但是有三條，總比沒有好。 也巧，隨後一位名叫鍾逸的朋友寫跟帖說： （1967年5月1日）那天晚上我和同學徐先生就在金水橋南的現場，那天擁擠的情景雖然過去了40年，我們兩人都記憶猶新，難以忘懷。這一天，報紙上刊登了林彪四個偉大的親筆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把個人崇拜的狂熱推向了新高峰。毛主席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廣場的秩序還是比較好的，人們狂熱地呼喊着口號，可以說是狂而不亂。但是當毛、林乘坐的兩輛敞棚北京吉普從天安門下的金水橋開出來時，廣場上幾十萬人開始躁動起來，兩邊的群眾拼命往中間擠，巨大的推力一下子就將中間原本留出的通道擠得水泄不通。我那年17歲，正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我的五臟六肺都快被擠出來了，人象在波濤洶湧的大海里，不由自主地一會兒被擠向東邊，一會兒又被擠向西邊。毛、林兩人的車子就困在人群里不能動彈，我們就在離他們十幾米的距離觀看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這樣僵持了大約半個小時，在現場解放軍的奮力解救下，人群終於讓出了一條通道，兩輛吉普車終於沿原路返回天安門城樓裡面。我不知道當年死人的事情，但那樣的場面死幾個、幾十個人是完全可能的。 很巧，我也認識曾為武漢“造反派”紅衛兵一員的鐘逸；我以前就得知他在1967年被造反派組織派到北京聯絡站工作，但不知道他那天晚上竟也在場。他的這一回憶，給姜和平的文章提供了旁證。 追尋真相，澄清謊言，實在不是件簡單的事。各位有何高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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