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之：大便的絮言

“假如吃一堆大便能使我成為美國人，那麼我寧願吃十堆”，老笨的一個憤青朋友吐出了這樣一句顯然很才具、很文學、也很有效率的一句話。我們拋開立場與觀點、甚至拋開羞恥與人格來品評一番這句話時，仍能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吃一堆大便就能做美國人的話，那麼這位憤青何必要去吃十堆呢？老笨私下猜測，這位憤青之所以“大吃大喝”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這位朋友對大便確實有強烈的食慾，二是這位朋友並非真的想吃大便，而只是想使自己更卑賤，並企圖使“美國人”這個詞更高貴。 而美國人為何如此高貴？這位朋友通過對食物的愛好，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因為美國很民主、美國很自由。由此對比中國很不民主，很不自由。

如果他想得到的話，民主與自由，應該是任何一個人應該得到的權利。但如果人們對民主與自由的訴求便都如吃大便一樣，恐怕真肯去津津有味的吃大便的人還真沒幾個。

一些經常喜歡這樣“大吃大喝”的人，他們，被另外一些他們，譽為“有理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有水平的人”。這些人找到了一種表達訴求的廉價方式-----將民主與自由“美國化”，將美國“神聖化”，將自己“謙卑化”，於是美國、民主、自由，也就更加的高貴化。

他們只不過是在追求自己意想中近乎完美的東西。在他們的腦海中，美國其實早不再是美國，而是他們心中的美麗之國、不存在於現實的國。民主也早不再是民主，他們所幻想的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大至上天入地，小至拉屎放屁，仿佛民主便是一味百試不爽的仙丹。他們顯然在將民主與自由圖騰化，以便一同憨厚膜拜，以便一同浪費人格。

老笨很不贊成左右派們拿美國作為對比中國的恆定參照物，我們不該以美國的壞來證明我們不該好，更不該以美國的好來證明我們非常壞。類比這種神聖化的美麗，老笨的這個題目，或許也不再那麼諂媚。

經常有朋友問老笨，現在這中國到底叫啥社會？老笨有時說這是一個拆船社會，有時說這是一個缺德社會，但是歸根結底，老笨認為這是一個準契約社會。

與契約社會相對應的顯然是主義社會，在契約社會中，人們以社會公共契約為行為標準，以法律道德為基本規則。在主義社會中，人們以實現主義為最高標準，以階級鬥爭為常用規則。

中國曾經是一個主義社會，但是正在過渡為一個契約社會，剛從主義社會中走出，很多問題都還停留在主義社會的範疇內，諸如中共至今以形象進行統治，諸如民運憤青指摘旁人麻木、愚昧。但中國也在向契約社會邁進，已經吸納了許多契約社會的意識基礎，比如民主與自由、法律與人權。

這是一個過渡性的時期，這個時期會有多長，誰也說不好，中國近現代史上存在一個奇怪的循環，渴求民主自由—造反革命—更不民主自由—更渴望民主自由—造更多的反革更多的命---越發不民主自由……這種奇怪的循環可以用四個字來進行概括，那就是[事與願違]。

對於大吃大喝的人們，毋庸以聲討或是侮辱來批判，正如對黨與國的審慎一般，我們能賦予的僅應是寬容。於是老笨胡說九道的主題便已清晰，那便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中國人唱了六十年。①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種活，中國人練了一百多年②砸碎一切舊社會，建造一個新社會，這種愛，中國人拼了二千多年。③

唱到現在、練到現在、拼到現在，依然沒唱的好聽、練的有效、拼的實惠，大約是方法不對，所以唱的難聽、練的無效、拼的敗落。

老笨在這裡要談到的共產黨，既非布爾什維克黨，也非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嘉興成立的那個黨；而是有“中國特色”的黨，有能力改變中國的黨。

老笨所要的新中國，既非流民土匪式的中國，也非皇權立憲式的中國，更不是階級鬥爭式的中國。而是一個循序改良的中國、一個進而民主的中國、一個實現共和的中國---中國人的中國...一個中國。

老笨所要的民主自由，絕不是吃大便式的民主自由，也不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民主自由，更不是一批人整人另一批人挨整的民主自由。而是寬恕的民主、平和的自由。

二道之：一黨專政與一廂情願

民主本是件大好事，比起獨裁來，民主確實好得多---舒適得多、公平得多、合理得多。但確實，時下一部分人對民主十分的反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人如此的反感民主呢？

民運人氏聲稱“那些都是既得利益者”；國內憤青們則聲稱“那些都是麻木、愚昧”。老笨看來，民運與憤青的“聲稱”，大多竟是饒舌。

民運人氏們大多是“海外”既得利益者，國內憤青更是無知的可憐……即便是國內對民主反感的人氏都是既得利益者，那麼中國有着十幾億既得利益者，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有什麼不對？即便是國內對民主反感的人都是所謂的麻木愚昧，那也要比偏激幼稚強上千百倍。

民主與自由宛如一條河水在我們流來，在她流淌的途經處，卻總有這樣或者那樣自翊的“砥柱”，有意無意的干擾着流淌的順暢。中國的一些人對民主如此的反感，倒並不是在反對民主本身，而是在反感民運人氏、國內憤青的所說所為，他們所表述的民主、追求的民主，恰恰是最不講理、最不寬容、最不正義的表述。要麼是空想與鄙視，要麼是自大同哆嗦。

美國法律允許政治獻金，但是禁止外籍人氏的獻金，一旦有外籍獻金，便會有克林頓那樣的大麻煩。這是為了使本國的政客為本國人民服務，不為外國人民“服務”，避免他們犧牲美國利益。民主自由的美國人姑且如此，站在骨氣的角度來說，“嗟來之食”更要不得。無論是美國的法律或是中國的文化，都實在容不得那些拿“外快”的人。至今還彌留在海外民運隊伍中的人氏、以及XXX的骨幹與學員，除了向CIA討錢，就是向“亞洲民主茶話會”、“基督教民主聯歡會”去討錢。對這群西裝革履的乞丐來說，“外快”與“政治資本”根本就是魚與熊掌，既然拿了“外快”（也有很多例外，這類例外大都早已脫離“民運”的隊伍），就必然會失去政治訴求的資本。

過激的批判必然導致被批判者過激的反應，這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事。聲嘶力竭的悲壯只能導致社會的混亂，大陸的憤青們便好似一群正在實習的醫生，這些青春的醫生不斷的告訴人們“你們得病啦……快死啦……”卻從沒一個人能說出如何去治療，或許有幾個稍知些廉恥的，便會抖擻精神叫肝炎患者去打針胰島素……恍若民主與自由便是醫治一切民間疾苦的唯一藥方，更企圖將自己通過無知而得到的結論強加於旁人身上。即便大陸憤青再如何一廂情願的教導大家要有理想、不麻木，那刺耳的噪音卻始終都不會使人感到豁然。正如大多數憤青們對他們所深深嚮往的美國一無所知一樣，在嚴重痛苦的扭曲狀態下，對現實問題大多口吃。

令人驚奇的無非如此，歷年來，民主強迫症④患者對民主自由的招喚與哀號只產生了一個結果，那就是使很多聽到他們慘厲呼號的人，對民主產生了恐懼，與自由保持了距離。這些人不由分說的把民主自由與自己聯繫在一起，進行一種慘無人道的捆綁銷售。至於銷售的究竟是民主自由還是他們自己，那也只有他們自己才搞的清楚。從[你是民我是主]，到[自我不由你]，這種銷售模式所產生的結果，只能使該產品名譽掃地。

既然這些人都失去了建立民主的素質，失去了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本錢。那麼除了中共自己，全世界的範圍內，還有誰有能力推翻中共？沒人能推翻他，那所謂的反共就壓根是無稽之談。那麼這些人口中的民主如何實現？以利益驅動的角度來看，這些所謂的政治力量全面並深入的分析完一件很重要的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卻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根本不具備一種能力。

類似這種推翻與打碎的鼓吹，竟然和階級鬥爭的格式驚人一致，或許偉大，但絕不正確。無論這些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多麼的不情願，這些所謂的不同政見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在根本上已經失去改造中國的資本。無論他們如何的一廂情願、如何對美利堅橫拋媚眼，時下的中國，也根本無法打造出新一代的張角、李自成、洪秀全，而中國的民主狀態，也就只剩下中共方能改變。

指望中共的自我改良，恐怕還不是老笨的一廂情願。

三道之：吃藥與治病

有病的不吃藥是沒有良知沒有智慧，沒病不吃藥也依然是沒有良知沒有智慧，有病了不去亂吃藥更是沒有良知沒有智慧，天底下哪有那麼便宜的良知和智慧？

中國該不該變，左右派們在這個問題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左派們動輒就拿出理想奉獻捐軀的帽子來說明別人沒有良知沒有智慧。右派們動輒就拿出民主自由人性的帽子來說明別人沒有良知沒有智慧。搞的好似天下人只要不贊成共產主義者造反革命理想奉獻便是沒有良知沒有智慧，搞的好似天下人只要不親吻民運憤青民主自由解放批判便是沒有良知沒有智慧。

中國該變成什麼樣？這裡也還是要拿左右派現象說說。因為左右派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這個一致就是---變成他們希望的樣子，而不是大家都能容許的樣子。稍微明顯的區別在於，左派希望中國變成左派的天下，右派希望中國變成右派的天下。無論是左派或是右派的天下，卻都是一言堂的天下、都不是百姓的天下。

黨該變成什麼樣子？這裡仍舊要拿左右派現象說說。（旁白：老笨你有完沒完？）因為左右們在這個問題上仍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那就是黨該變成更壞的樣子，而不是更好的樣子。具體的區別則在於，左派希望黨變的和幾十年前的樣子，右派則希望黨變成幾百年後的樣子。無論是幾百年前或是幾百年後，那都不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不合時宜。

中國該怎麼變？這裡不得不再拿左右派現象說說，在這個問題上，與其說左右派們保持一致，還不如說左右派們保持着胡說八道的一致。

左派們認為應該打碎萬惡的舊社會，把資產階級就地正法，大家一起再吃大鍋飯、再讓階級鬥爭永無止息……至於台灣外蒙釣魚島則由得他去吧，反正共產主義不在乎主權，早晚解放滿天下。

右派則仍然認為應該打碎萬惡的舊社會，把四千萬黨員就地正法，大家一起復員國企陪着下崗工人吃大鍋飯，尊重XXX自焚、打騷擾電話、發垃圾郵件的合法權益，為了民主自由練一段葵花寶典也在所不惜……至於台灣外蒙釣魚島還是由他去吧，人權和主權肯定難以兩全，好似大便重於吃飯一樣，人權肯定高於主權...

雅各賓黨人在巴黎屠殺的時候，或許想不到他們為了追求民主而留下了千古罵名。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時，怕是預料不到他的新法完全不符合宋王朝的實際需要。美國人蘇聯分裂後津津樂道的同時，或許想不到他們將如何鎮壓德克薩斯獨立。但我們應該想得到，我們有歷史的知識，有歷史的角度，有歷史的規矩。顯然，左右派們都是偉大而光榮的，但是他們明顯都不正確。

倘若是左派的天下，那經濟貿易如何搞？倘若是右派的天下，那國計民生誰去調？倘若倒退五十年，不如請八國聯軍來轟炸，倘若躍進兩百年，倒不如再來個畝產三萬斤。殺掉一百萬資本家，中國國企能活過來？殺掉四千萬共產黨，中國的行政機構就能更健全？台灣釣魚島不歸我手，中國漁民的安全怎麼保障？海上石油通道又如何打開？

無論是左派的天下還是右派的天下，都不是民主共惠的天下。無論是搞成幾十年前亦或幾百年後，都在違背着歷史的正常。無論是喪失主權人權或是別的什麼，喪失的都是中國更完美的權利。

左右派們都這樣說，他們說中共不可能改變自己。他們都不肯承認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現實，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早已變的不再是他們想像中的中共。誰見過真正的中共貪污嫖妓？誰見過真正的中共仁慈務實？誰見過真正的中共抓到魏精生此類人物不槍斃？現在的中共受賄、送禮、買官、嫖妓；現在的中共仁慈、重法、修憲、務實；現在的中共打壓刺耳的聲音，卻又渴求着不同的聲音。現在的中共，僅僅是名義上的中共。

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左派覺得刺眼、右派覺得鋪張，但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現在的中共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共，更不可能是兩百年後的中共。中共已經變了，而且繼續在變。或許不是他真心想變，但又有誰能停滯中國變革的腳步？ 我們說的變革，不應該只限於皇權到民權這種制度的變革。從神權到王權，從王權到帝權，從納貢到丁稅，從丁稅到地稅，這都是變革。

左右派們都說歷來的大變革從沒有和平進行的，這話說得明顯不對。商鞅變法、張居正變法、雍正改制，這些成功的變法都是體制內的大變革。而所謂的異議人氏渴望的卻不是商鞅變法、張居正變法、、雍正改制，說到底，他們不是想求好，而是想求變、變的和現在不一樣，誰去管變好還是變壞呢？

能改造中國的只有共產黨，但是過程則是共產黨本身必須改變。共產黨是世界舞台上唯一一個有能力改變自己的組織，雖然能影響他的因素多種多樣。改造共產黨的，名義上是共產黨自己，其實還是共產黨改革二十年來所形成的一系列機制。其中有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卻都將對中國未來的命運產生着決定性的作用。

民運與憤青都是下定決心不肯叫中共變好的，只因無數個微妙的本質變化無法填埋他們的欲壑。民運一天不死，民主一天不生，老笨所說的，或許是一個會使很多人不悅的道理。這些民運、憤青們，無論他們是出於何種目的打起了民主自由的招牌，無論他們再如何的一廂情願，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國已經找到了民主自由的方法，他們除了在公共場合將衝動、憤怒、仇恨、幼稚系列化，便是將真理依存於擴音器的型號。

中國民主化的前提，便是中國人都少談點主義，多談點問題；多學點漢語、少改點漢語。民運和憤青們大都很喜歡用別人聽不懂的語言去談主義，凡事不上升到主義的高度則寢食難安。他們對主義的熱衷，遠遠超過了中共對形象的熱衷。

四道之：官商勾結與和平演變

老笨認識許多官場上的人，在中國做生意，就不可能不認識官。有大官、小官、大管、小管……所以人們經常說，這是官商勾結。和官打交道的時間長了，自然明白什麼是官場，官場，一是名，二是利，就是這麼一個場。認識的官多了，自然的發現一個規律，大官往往比小官和藹，大管往往沒小管實用。古時的官商勾結會涉及到刑名，現在的官商勾結卻始終牽扯利益。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竟如此驚人的近似。中國一個政府訂單會使一個瀕臨倒閉的工廠復活，美國的一個政府訂單會使一個小公司變成跨國的托拉斯。中國的海關早晨三點不查行李，美國的海關塞他幾美金就放你過去。不論其名義、透明、是否合法，說到官商的實際情況，古今中外倒始終依然。

民運和憤青們都說，這是典型的特權行為，這是標準的禍國殃民，這是嚴重的不公平競爭。民運和憤青們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他們從來不肯面對現實。

誠然，官商勾結不是一件很有光彩的事，但卻是一件極有效率的事。換做正常的社會形態下，官商完全可以不勾結，大可相互對等、相安無事，但是同時，官員“為人民服務”的熱情也鐵定會略有下降，為了選票和為了銀子，利益的趨動或多或少都有些區別。比起“為人民服務”這一主義性的趨動，更是能大占便宜。

打破一個舊秩序的形式多種多樣，同樣，建立一個新秩序的手段仍然多種多樣。打破一個舊秩序可以造反、犧牲、打砸搶。建立一個新秩序可以公決、革命、大請願。但是除此之外更有許多其他的形式，甚至是這種並不光彩的“官商勾結”。

比之造反犧牲、革命請願，官商勾結好像更為平和些，但是顯然不會被民運與憤青接受。每到這時，無論新左還是老右，口徑便會異常的一致：不光彩。

不光彩又是個涉及主義、形象的問題。新左或老右，民運或憤青，他們的智力大都只能涉及主義，而無法涉及問題的解決。他們的知識大多只限於吃藥或是不吃，而無法判斷哪種藥有效。所以他們一定會站出來反對，正如老笨在《亢進中的活劇》中所講的那樣，這些人反了就對，不反就一定不對。

官商勾結於一處，對於中國的變革來說，有一個大大的好處，這個好處就是官商間的利益趨動將逐漸取代官員們因形象而起的自律。貪官也好污吏也好，他們對社會的主體利益無法直接構成根本侵害。當他們被人慾引誘着走向利益化的同時，他們不健康的牟利方式也必將被逐漸淘汰。在利益化的面前，傳統的主義、形象、理想，顯然不具備任何優勢，競爭的結果的確萬幸之致。

中國目前仍在進行一種特權階級的利益瓜分，這誠然是一種分贓。有了分贓的形式，就能產生分贓的體制。沒有理想化情緒化的制度才能是一個良性循環的制度，我們都已看到一次權力的和平交接，這已經是兩百年來的奇蹟。

這個瓜分的過程終將有個完結的時候，當瓜分完利益之後，獲得利益的人或群體一定會有保護利益的訴求。唯一能保護私人利益、保護他們的“既得瓜分”的，就只有更加民主自由化的制度。誰說和平演變不可能？民運與憤青大都無能力進行利益的瓜分，也無能力阻止利益的瓜分，他們甚至連利益如何被瓜分都完全搞不清楚。即便是他們的嫵媚，也壓根搔不到癢處。

當然，這需要慢慢的等待，若是哪位等不及，便趕快去占個山頭落草為寇，莫再於此處跳着說大話、偶爾抖幾句牢騷。

老笨癸未年五月日成十一南郊

① 一九四三年，曹火星在平西根據地寫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② 一八九八年，譚嗣同於戊戌變法事敗後言“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遂未逃，獄中題“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③ 前二百零九年，陳涉吳廣於大澤鄉(今安徽宿州東南)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輪大批量的革命造反派。④ 強迫症，心理疾病，類如見到某種商品就必須買下，不買則寢食難安……

老笨很喜歡聽劉歡唱歌，但是對劉歡的長相實在不敢恭維。一個人喜愛一首歌曲，即便這首歌曲的演唱者如何的猥瑣，也依然會喜歡這首歌。同時，他有權討厭這個演唱者。諸如余杰等人常把愛國等同於愛黨，大概是接受了了階級鬥爭的遺傳：“敵人反對的我們都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們都反對，凡是不反對敵人的，那便是我們的敵人……”如此種種即是在說，一個人和妻子上床，就必然和妻子的老闆上床（男的？）……這叫什麼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