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正值深圳要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之際，輿論一面倒地在大肆讚美、宣傳、肯定深圳取得的“豐功偉績”，並信誓旦旦地要支持其繼續“深化改革”下去。令一向喜歡用《新理論》對一切事物都要問一個“為什麼”的筆者，產生了想要“知其所以然”的興趣。以便在先做到“以理服己”後，再去“以理服人”，避免碰到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而只能仰仗主流的話語權力、靠堂而皇之的“不爭論”，來“以售其錯”。因為今天的中國社會就整體而言，正在面臨着一種不盡如人意、甚至令人悲觀、擔憂的局面或趨勢。那麼根據“事出必有因”的因果論原理，理應對被譽為“開荒牛”“領頭羊”的深圳，做一點檢視，看看是否開荒開到了不利於作物豐收的“鹽鹼地”？或者是否把“中國羊”領入了“虎口”？這絕不是無的放矢或信口開河，因為根據《新理論》的判斷可以肯定：我們已經違背了優秀、先進、科學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為全人類（當然首先是中國人）制定、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原則，所以最後得到的，只有教訓。看不到或故意迴避這一點的，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不過在決定寫這個題目時，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要“犯眾怒”（連物質、經濟上，絕對沾了改革開放“光”才有能力養活筆者的孩子們，在幾年前聽到自己提出這樣的論點時，就都不能接受，一致表示反對），更可能被斥為“大逆不道、忘恩負義”，甚至會惹上“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的“反動言論”。

但是繼而又想起2004年，筆者在為自己準備的“簡介”中、最後的那段文字：『請記住，我真名就是潘一丁。今年7歲，但有67年的資歷，因為當60歲那年，我主動辭去在美國的工作並“強迫”原來的那個“我”退休，由現在的我繼承了他的所有精神遺產，成為 一個懂得“老奸巨滑”卻不會做的“孩子”！』何況自己現在的生理年齡早已越過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門坎”。加上自己對“天命”的認知，所以決定再充當一次“以身試法，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試金石”，以《新理論》賦予的力量，提前對這一階段的歷史，嘗試作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結論，以便為未來對評價這段歷史一定要打的“文字官司”，留下一個可以“立此存照”的根據。並在此一如既往地聲明：童言無忌，但文責自負！                潘一丁 2010年9月8日

正文
在七年前發表的拙文“另類社會學辭典”中，曾經根據改革開放後，通過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種種具體行為表現，以及產生的實際後果，將許多人諱莫如深、避之猶恐不及的“黃禍”一詞，定義為『13億由功能強大的中華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一起“向錢看”後，對世界必然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幸的是，這種定義的“準確性”，正在被那裡社會以後不斷呈現出來的、不用“黃禍”不足以恰如其分地形容的事實所證明。最後全面、準確、深刻地，演繹了“人為財死”的中國格言。在剝下被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美化成“人性”的畫皮後，充分暴露了聰明而能力超強的中國人，一旦擺脫自己文化的道德約束、而要跟“獸文化”接軌，任由貪婪、自私和性慾望等天性自由發展後，從負面可能讓人類社會呈現出的卑鄙和醜陋的程度。現在雖然已經引起社會相當一部分有識之士的憂心忡忡，擔心“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以及道德淪喪”。更像二、三流江湖醫生般，不時開出一些止痛片、退燒針般的“藥方”，甚至還有人急病亂投醫似的、要去呼喚“毛時代”的歸來，完全忘記那個年代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後遺症”創傷和痛苦、至今都沒有完全消除。更不知道這前後兩者之間存在的“因果（惡性）循環關係”，卻居然沒有人願意仿效中醫理論來找一下“病根”之所在。那這個病根到底在哪裡呢？

在《新理論》看來（請注意：這些闡述，純粹是靠《新理論》從客觀“知其所以然”的本質認識層次上，作出的理性判斷。沒有任何感性的“恩怨情仇”。下同），根據毛澤東“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正確判斷，可以用“都是小平惹的禍”來一言以蔽之。因為正是他在決定要中國開始“向錢看”的同時，“無（預設前提）條件”地，提出了一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錯誤政策，最後害慘了國家和政府的“命”（如黨和政府領導人多次提及的“亡黨亡國”警告）！

現在看來，可以毫無疑問地，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諸如“GDP掛帥”、貪污腐敗盛行、黃賭毒黑泛濫、假冒偽劣猖獗、坑蒙拐騙和偷搶扒盜普遍等，一系列影響生活品質、破壞社會和諧穩定、以及令人擔憂不安的各種災難或禍端的產生根源，全部都可以歸咎於執行這一政策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後果，無一例外（歡迎不服氣或喜歡抬槓者舉例質疑）。

其實這些問題的產生，客觀來看，完全可以被認為是對毛澤東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一種“矯枉過正”式的“懲罰”，並根據自然科學中的“鐘擺原理”，理所當然地要產生“物極必反”的結果。

這也是對毛時代實行錯誤的“政治掛帥”政策的物極必反。因為毛澤東深諳“不患貧而患不均”的道理，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實行了一條上下一起窮的“貧（不是平）均主義”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他和歷史上大多數成功者一樣，最後都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不僅不能適可而止，更不懂經濟對社會的“潤滑油原理”，終於把國家引向“寧吃社會主義草也不吃資本主義麵包”的錯誤極端，使當時的國家，最後變成了一個物質極度匱乏、貧困而百廢待興的爛攤子。不幸的是，鄧小平恰恰是在這種極端錯誤的狀態下，接下了這個爛攤子的。

文革結束後，中國的經濟全面癱瘓，頻臨崩潰邊緣。鄧小平臨危受命，接下了這個重任。可惜他中國文化功底不夠，以至於“魄力有餘而考慮不周”。又吃了太多的“法國麵包”（受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無法運用“知己知彼”的原則來“揚長避短”。在開始時支持西單的“民主牆”失控，和接下來的“八九民運”中發現“此路不通”後。為形勢所迫，終於飢不擇食地、為中國選擇了一條“飲鴆止渴”的“向錢看”之路。並以一句沒有定義域限制、不預設前提條件的，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示為“鑰匙”，打開了從此後患無窮的“潘多拉盒子”！

可以有把握地說，正是這句被廣為宣傳的話，為後來從上到下、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及其家庭成員，可以不擇手段地“先富起來”的行為，提供了政策根據和心理支撐，而現有的官僚系統管理模式，不僅等同於為官員提供了從信息到財富的輸送管道連接，編織“官官相護網絡”等、可以“以權謀先富起來”的“近水樓台”有利條件，形成了“不貪白不貪，貪了也白貪”的社會氛圍，和“全民皆（想）貪”的現實局面。這種愈演愈烈的現象和趨勢，只要不下決心根治，從理論（而不是人身）上加以糾正（完全有可能）。其結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就不言而喻了。而深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起到“示範帶頭作用”的（比如前市長許宗衡）。那麼，我們應該要求為全民“向錢（或GDP）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深圳，向什麼方向、又如何去“深化改革”呢？

經過上千年歷史沉積的中國文化，已經可以讓我們總結出一條顛簸不破的經驗規律，那就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根據這條規律，我們已經知道『偉人或領袖也是會要犯錯誤的』無論秦始皇或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乃至孫中山、蔣介石，甚至毛澤東都不例外。那麼，既然今天連偉大如毛澤東那樣的領袖，都因矯枉過正的需要，而被允許公開點名批評（筆者認為這是正確的邏輯）。那麼我們在幾乎走不下去的現實面前，為什麼還要堅持“抱殘守缺”地，對待“小平同志”同樣可能犯的錯誤，堅持選擇要去“不爭論”地、“一條道走到黑”呢？而檢驗、判斷我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否正確、光明的標準很簡單，那就是能不能或敢不敢嘗試採用“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手段或方式，來“民主”地對待自己的反對者或對立面？一旦開始，我們將很快發現，這比發展導彈、航母，或一味拉抬GDP的威力要大多了。因為這才真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揚長避短”。

也許有人要以深圳在高科技方面的“傲人成就”，來駁斥筆者。筆者的答覆是：你們和當年靠“精神動力”來支持的錢學森等、老一代科學家對中華民族的貢獻相比，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甚至可以斷言，一旦中國人再能用上這樣的“精神動力”而不是“能使鬼推磨”的錢，其成就一定會千百萬倍地高於此的。更何況建立的“功勳”和同時給中國社會闖下的“人禍”相比，其得失究竟孰大孰小？恐怕還有待歷史客觀來證明，不是可以隨便說說就算數的。因為我們已經吃過毛時代“一句頂一萬句”的大虧了！

但願這篇既無惡意、更不是“別有用心”的文字，不要被筆者必投的強國論壇或光明網、以及海外博訊新聞網封殺，更不要讓筆者“因言獲罪”。以免將來因這篇絕對可以立此存照的文字（為防備“萬一”，已搶先在海外博訊網的“潘一丁文集”和“天下論壇”中發表），而陷他們自己於尷尬或被動。至於筆者自己，原來只不過是一如既往地、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要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而已。天地可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