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黃靖答問：宗教政策轉變的最大阻力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1月24日16:01: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最近中國任命郭金才神父為河北省承德地區主教，與梵蒂岡又起爭執，讓我想起2006年我對時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的專訪。雖然他自謙“捲入與中國宗教沾邊的課題純屬‘抓丁’”，但還是詳盡闡述了中國宗教政策變化的脈絡和原因，以及面臨的難題——中國與梵蒂岡的風波，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國體制內的交鋒 ◆黃靖／高伐林 　　最近中國任命郭金才神父為河北省承德地區主教，與梵蒂岡又起爭執，梵蒂岡稱郭金才這項任命未經教廷批准，因此是“非法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出面為這項任命辯護，反駁教廷。這一爭執，讓我想起2006年我寫過的一組專訪。 　　那次專訪的對象，是時任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黃靖博士後來離開，2008年加盟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目前，他也擔任新華社資深國際經濟分析師以及中國國際與戰略基金會的顧問。用中國《南風窗》在對他的專訪中所介紹的，“黃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 　　筆者向黃靖博士所提的問題範圍相當廣泛，後來我將他的回答整理出了五個專題，全文陸續刊登在海外《多維時報》，國內中國青年報社的有關子報也刊登了其中大部分內容。這裡首先刊出他分析中國宗教政策的答問。 　　關於黃靖博士的情況，我在後面的專題中會詳細介紹。 黃靖博士（高伐林攝） 　　“我捲入與中國宗教沾邊的課題純屬‘抓丁’，”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這麼調侃自己，“——我的本行是研究美中外交關係、國際戰略啊。”但他還是對筆者暢談了他對目前中國宗教政策的變化跡象的分析。 　　我是在2006年5月上旬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向黃靖專訪的。當時圍繞宗教自由問題，中國當局的大手筆不斷，出現的風波不斷，各方解讀的說法不斷。簡單回顧一下，不妨說，4月份出現了中國宗教的“早春天氣”： 　　4月中旬在浙江普陀山舉行了1949年以來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圍繞“和諧世界，從心開始”主題進行探討，會議規模空前，開幕式有來自37多個國家、地區的近二千名高僧、學者和官員出席； 　　幾乎是同時，傳出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的談判有所進展、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最早可能於五月中旬回國的消息；當然，消息同時也提到中國宗教事務管理局長葉小文說，“達賴喇嘛必須徹底放棄對西藏獨立的任何支持”； 　　隨後中國官方媒體首次報導“與梵蒂岡就建交問題保持接觸”，坊間風傳羅馬天主教廷將與北京建交，美國《華盛頓郵報》甚至言之鑿鑿地說“中國與梵蒂岡接近建交階段”。但中國媒體也報道葉小文說，羅馬天主教廷必須首先滿足兩個條件才能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與台灣斷交，停止干涉中國內政——這後者指的是雙方圍繞主教任命權的爭執。 　　人們尚未來得及感到鼓舞欣慰，一進五月，馬上遭遇“倒春寒”，被兜頭澆下幾瓢冷水：4月下旬，中國官方愛國教會自行任命新主教，引起梵蒂岡強烈反應，5月4日宣布將４名主教驅除出教會，中梵之間的關係一下緊張起來；5月10日，拉薩市長指責達賴喇嘛策劃煽動搗毀拉薩市甘丹寺供奉的多傑雄天神像，“圖謀‘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頑固立場絲毫沒有改變”。 　　北京發出的這些關於宗教政策的信號就讓人摸不着頭腦，而布什總統5月11日在白宮會見了中國持不同政見的三名基督教徒余杰、李柏光和王怡，更使情況增添撲朔迷離的因素。 中國的宗教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高：最近關於中國宗教問題的信息和說法互相矛盾，讓人困惑。我們都理解，中國的宗教問題有一些特殊的背景，中國當局在制訂和調整宗教政策時，與其它國家相比也就很不一樣，必須考慮一些為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因素，例如：除了攸關國內社會、政治的穩定，更與“主權”和“國家統一”這些被中國當局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密切相關；再例如：當前宗教問題是在中國面臨精神資源匱乏、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混亂的局面下展開，導致當局既要求援於宗教又要設法控制宗教，等等。 　　在你看來，對中國的宗教政策的總體思路、實質和變化趨勢，應該如何解讀？ 　　黃靖：中國的宗教問題其實並不是我研究的本行，我最近之所以被卷到與中國宗教沾邊的課題純屬“抓丁”——我的本行是研究美中外交關係、國際戰略啊。 　　高：實際上，中國最近出現的與宗教有關的問題，美國人並不將之完全看作宗教問題。 　　黃靖：沒錯，將之看成政治問題。 　　由於改革開放，中國確實面臨一個你所說的精神資源緊缺，社會價值混亂的棘手局面。以前的一套肯定不行了，但是要想回歸到傳統孔孟之道，鄧、江都不是沒有花力氣，但效果並不是很明顯。胡錦濤上台之後提出“和諧社會”的設想，但很難想象，一個和諧社會不能容忍和平宗教的發展。胡錦濤面臨兩個大的難題：一個，是如何讓人民對現實有一種滿足感？社會不穩定，按照他們的看法，是有一種“浮躁的心態”，不能隨遇而安；另一個，中國最近宗教發展很快——不僅是指基督教，而且佛教，甚至氣功、法輪功什麼的——這說明社會上有這樣的需求。為了應因這種形勢，中國當局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長葉小文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出頭露面越來越頻繁。當局的考慮就是：與其讓宗教自發地泛濫，不如利用它的正面意義，使之成為一個和平安定的因素。 　　高：那麼，你認為中國當前宗教政策，主要的意圖是什麼？ 　　黃靖：他們的目標，首先是使中國的宗教團體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融入世界大潮。這就可以得到兩個好處，第一個，使中國官方能夠利用宗教的合法性，來使自己建立和諧社會、寬容、包容的形象得到認可，給政府提供合法性；再一個，使社會除了中共之外，增加一些另外的組織，來協助政府促進安定團結——我這些都是“官話”了，我介紹的是中國官方的基本思路，他們是這樣打算的，是否能實現是另外一回事。 　　高：你分析官方這個意圖是否能夠實現？　 　　黃靖：中國的宗教政策面臨兩方面的挑戰。 　　第一個，是否能真正控制中國宗教團體的性質？大家都知道，搞政治運動有三個要素：大家都接受的領導，大家都接受的理念，行之有效的組織。有了這三條，政治運動就能搞起來。當局對法輪功為什麼那麼警惕呢？就是因為北京看到這三個因素法輪功的團體都有了，他能搞起活動，就不是個人行動了。這次中國天主教幾個主教的任命為什麼會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也有這樣的因素。當局要嚴密戒備，防止在這一類團體中出現一個領導核心，防止其發展成為有政治效果的組織——他們非常擔心的是這類團體具有政治上的號召力。 　　當局採取什麼措施呢？在政治上，用他們的話講，叫“搶旗”：一開始就將領導權抓過來，使宗教成為“黨領導下的宗教”。那些“愛國教會”啊，在杭州開佛教論壇啊，都是由政府一開始就參與其間的。 　　在思想理論上，叫“融匯”：也就是說，將不同宗教的理念，與政府提倡的諸如“和諧社會”“安定團結”等等口號，基本上融會貫通。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這次在杭州講話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將宗教的教義和黨的方針政策銜接起來。 　　在組織上，設法讓他們去掉政治性，嚴格把住自己的性質只是一個鬆散的社會組織。 　　能不能做到姑且不論，但當局的設想是這樣的。 當局面臨的對手是老體制的代表 　　高：這是第一個挑戰，第二個挑戰是什麼呢？ 　　黃靖：第二方面的挑戰，是對中共體制自己的挑戰。 　　中國管理、控制宗教團體，從上到下是有一套系統，有一套組織辦法的。這一套系統、組織和老的政策已經合在一起了。現在要採取新的做法，這些老的系統、組織的利益怎麼辦？這就像以前平反冤假錯案一樣：不是不知道那些是冤假錯案，但是你平反，當時製造冤假錯案的那些人怎麼辦？像西藏問題啊、天主教問題啊，一直都有統戰部、宗教局、民族事務委員會……甚至公安部等等機構在參與主管，一旦政策要調整變更，首先就碰到他們的阻力——因為他們從1949年，特別是“文革”以來，執行中共老的宗教政策，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利益。現在實行新的更和緩、更柔軟的宗教政策，這些部門、這些人過去是不是錯了呢？如果說他們錯了，那麼他們今後的政治前途何在？ 　　這就是為什麼這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反覆跳出來“攪局”了——他要捍衛他自己的利益麼。劉柏年要的，不外乎兩點：一是表明“我還是有說話算話的權力”，有這個權力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保證；二是“我以前就這麼做，沒有錯，不能說現在有了新政策了，要跟梵蒂岡建交了，就批判我以前錯了，我就沒有任命主教權了”——權力基礎、正確性，他要的就是這兩條麼。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央的想法是好的，做法也有積極意義，但面臨這兩個非常複雜的巨大挑戰：一個，如何排除這些宗教團體類似過去太平天國、小刀會那樣的政治潛力；一個是與自己過去的做法摘乾淨，消解自己內部老的系統反彈的阻力，這個彎怎麼平平順順地轉過來？ 　　還有第三個挑戰——我個人看法——還沒有突顯出來：一旦宗教團體發展壯大了，是否能夠按照當權者所想的這條軌道走？不過，當局現在還來不及考慮。 中梵風波反映中國體制內的交鋒 　　高：我感覺，這次北京在與梵蒂岡任命主教問題的爭執上，是在權衡事涉主權的兩方面的利弊：一方面，在外交上想與梵蒂岡搞好關係，才能使梵蒂岡與台灣斷交，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孤立台灣；但另一方面，又絕不想放棄對國內宗教事務的絕對控制權，中國國內的事情就得我說了算。現在這兩方面的目標彼此衝突了：要前者，就得出讓一部分宗教人事管理的權力給梵蒂岡；要後者，就可能與梵蒂岡翻臉，別想要對方台灣斷交。當局左右為難，舉措上也就出現矛盾和反覆。 　　黃靖：這種權衡當然是有的。不過，出現這種爭執，我們會考慮的是這裡面有兩種可能：一個是中國的決策者內部還沒有達成統一意見；第二個，是他們沒有將各相關方面擺平。那麼這一次可能是哪一種呢？我認為是第二種。 　　這次的風波，從根本上說，是反映了體制內部的鬥爭：劉柏年這些老的利益代表者要與中央新的政策唱反調。中共中央已經決定了要跟梵蒂岡發展關係（針對台灣問題當然是應有之義），就肯定要與梵蒂岡做妥協——說白了，就是在某種程度上要給予梵蒂岡進入中國教會的渠道。在任命主教問題上，與梵蒂岡也達成一定共識，採取“中國提名，梵蒂岡批准”這麼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既滿足了梵蒂岡任命、管轄主教的要求，也滿足了中國方面把住最後控制權的要求。我認為，北京與梵蒂岡爭執了多年，最後在最高層是已經達成了這種妥協。也就是說，並不是中國在大的主權問題上還猶豫不決，實際上已經有了決斷，但是碰到了劉柏年這些人反撲——劉是故意這麼做的，你涉及他的利益，他就跟你翻臉嘛。所以現在的難題，是怎樣去說服這些老的系統的利益代表者。 　　我昨天與國內來訪的一個代表團成員談，我說劉柏年發難的時機非常糟糕：胡錦濤剛剛來美國跟小布什總統談宗教問題，梵蒂岡表示了極大的要跟中國搞好關係的願望，國內一些人卻趁胡錦濤不在國內的時候，挑了個最關鍵的任命主教問題來發難，很明顯就是給胡難堪麼。這位前外交部官員、現對外友協的負責人回答說：“我相信這不是一個經過協調的行動，也不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怎麼解釋他的“既沒有協調也沒有計劃”呢？那就是某些人跳出來，利用他手中的權力橫插一槓了。 　　這既是中國開放改革帶來的好處，也是帶來的問題——就像今年春天全國人大開會，一篇北大教授的文章就可能讓萬事具備、看起來板上釘釘的物權法擱淺。我們這裡談的也是一個例子：表面上看起來是“主權”問題，實際上是國內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對主權的不同解釋，導致公開的衝突，在這個問題上就爆發了。往常出現這樣的事情，一般都會有政府不同部門（甚至外交部）出來站在政府一邊；可這次不是：前前後後就是劉柏年一個人在那兒蹦噠。梵蒂岡傳遞出的信息也是矛盾的，先驅除了四個主教，又認可了遼寧主教裴軍民的任命。劉柏年跳了一個星期，胡錦濤一回到中國，事情馬上就有了轉機，這透露出，中國當局對外的妥協又達成了，本來唱白臉的劉又出來唱紅臉了，他又出來說，是“有人故意要製造矛盾”，造成誤會——這明明是謊言嘛，將責任推到香港的陳日君身上。 　　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宗教政策的轉變，最大的阻力不是在“外”，而是在“內”。中共黨內的鬥爭是很激烈的，老的勢力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如果利益要求得不到滿足，就說不定公開跳出來攤牌，然後將矛盾“出口轉內銷”。中國當局培養了自己的“愛國教會”，他們一貫都以“與梵蒂岡堅決鬥爭、勢不兩立”為榮，現在中央要跟梵蒂岡搞好關係，他們怎麼辦？到哪裡去找飯吃？所有就有一個“豁出來”跟你干的勁頭。 　　我相信，胡錦濤並不想在宗教問題上鬧出大風波，現在他案頭的頭等大事是黨往哪裡走。國內各方已經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劍拔弩張了，在主教任命問題上如果處理不妥，引發更大的衝突和黨內爭論，對黨內、國內的安定團結就是致命威脅。所以他的上策還是息事寧人，能夠兩邊抹就兩邊抹。如果為了跟梵蒂岡建交、建立“和諧社會”，就徹底得罪像劉柏年這樣的人，那還是不上算的，還是採取安撫政策為好。劉柏年在黨內滾了這麼久，他也看準了這一點，所以才敢跳出來這麼幹。這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都是不可想象的！這說明兩點：一是中國多年來改革開放確實比較公開了；二是集體領導是建立在個人權威大大下降的前提之下的——這也是一件好事：民主的真髓，就是誰也控制不了誰麼。毛澤東、鄧小平他們一拳能把你整死，就根本不跟你妥協；凡是要作妥協的，必然是他一拳打不死你，還可能被你打一拳，他才要妥協，制訂遊戲規則。制訂遊戲規則，這就是政治穩定的開始，大家就按照遊戲規則去作，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就開始了。毛澤東與鄧小平當時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人家得遵守規則，他們可以不遵守；人家得從門裡走，他們可以從窗戶里跳！ 　　你問的這個中國宗教政策問題，實際上透露了一個更大、更深刻的問題：在中國轉型過程中，怎樣左右平衡、前後平衡，在現在非驢非馬的“四不像”社會中，一邊轉型、往前走，一邊還得維持現行體制的合法性，不把那些代表老的思路、老的組織的既得利益派，逼到要造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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