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黨內開始走上神壇，應從1941年的開始。胡喬木將“皖南事變”歸納為四條：蔣介石消滅新四軍的陰謀破產;爭取了中間派;國共兩黨的地位正發生有利於中共的根本性變化;中共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其實還可以補充一條對黨內整風的意義。毛澤東經過遵義會議以來幾年的經營，已成為黨和軍隊的實際領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還沒有徹底落實到黨和軍隊之中，他和王明等“國際派”的較量也餘波蕩漾，回浪時生。因此，決定在1941年開始“整風運動”。“整風”的對象是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上來的、占據着大多數領導崗位的高級幹部。發起運動的理由有很多，但皖南事變提供了最好的契機：項英的失敗使王明等人喪失了潛在的軍隊支持。

　　事變發生幾天后，毛澤東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項英過去的路線是錯誤的，不執行獨立自主的政策，沒有反磨擦鬥爭的思想準備。對于敏於政治藝術的毛澤東來說， “皖南事變”使項英的錯誤“擴大起來”，“皖南事變”變成了黨內整肅的有力支持。在蘇區，項英是王明路線的一員大將，對毛澤東頗不以為然。新四軍和項英的失敗，使王明難逃被徹底清算的命運，正像西路軍血灑祁連山後，張國燾再也無力與毛澤東抗衡一樣。

　　據胡喬木回顧，總結歷史是延安整風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澤東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論證。整風，要清算黨內從莫斯科回來的一批留學生。此前，他們已經向毛澤東臣服，一般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對於毛澤東來說這還不夠，還必須在全黨肅清他們的一切影響以便讓毛澤東思想來掛帥。因此，隨着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強化，路線之爭也就提上了日程。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着一條“左”的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輯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人們就啞口無言了。

　　一堆歷史文件有這麼大的效力，在於這些材料是毛澤東搞的。正是“在編輯的過程中，毛澤東主席愈來愈深入地從中找出他要提出的問題──兩條路線的問題”;這就建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的鬥爭為格局的黨史模式。歷史問題清算了，現實的權力分配也就清晰了，正確路線的代表者毛澤東、劉少奇執掌主要權力。

　　總結歷史是為現實服務。延安時期的最大現實，是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清洗一切與毛澤東不同的人物和思想。

　　1941年9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整風運動的開始，毛澤東在報告中沒有點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線的主要錯誤，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李維漢等都作了檢討，他們都承認1932至1935年間中央路線的錯誤，但對王明集團崛起的六屆四中全會有不同看法，還有人認為它基本正確。毛澤東的目的沒有達到，毛澤東不會認為四中全會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整風還需加溫。毛澤東有的是辦法貫徹自己的意志。

　　延安整風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提出這一概念的有功人員，或極受重用(劉少奇)，或得到諒解(如王稼祥)。“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澤東與黨內“莫斯科派”較量的成果，是他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確立的標誌。就這樣，毛澤東被他的同黨們請上了神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