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郎朗確如問罪者所罵的那樣，是明知故犯、借題發揮、蓄意“辱美”，那就順便證明了一個事實：在意識形態領域“提高警惕”、“繃緊階級鬥爭弦”沒錯，符合“國際接軌”、“普世價值”。美國能如此，中國為什麼不能如此？當年為什麼不能對借題發揮、蓄意“辱華”、反共的東西來個揭發清算？由此可見文革的大原則沒錯。

如果郎朗確如他聲稱的那樣，此事出於無心，他事先對此曲的政治內容一無所知，那一口咬定他是“是中國獨裁者御用琴師”就是製造冤案。這就順便幫助了今天的年輕人理解無數所謂“文革冤案”都是怎麼來的----就是如今這些抓住人的把柄、不由分說、無限上綱一棍子打死的人這樣製造出來的。由此可見製造冤案並非文革獨有、中國獨有。

這種“冤案製造專業戶”從來都是以“緊跟形勢、一貫正確”的姿態出現，文革時如此，如今仍然如此：文革時顯得比誰“左”，否定文革時顯得比誰都右。

比如，別看吳敬璉如今言必稱市場，文革時可是“極左”五．一六，“左”得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不讓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又比如，別看這次對郎朗“借演奏反美”義憤填膺、帶頭揭發的魏京生如今是“民運人士”，文革中卻是“極左人士”----當初鬧“極左”製造冤案，如今鬧“民運”製造冤案，雖然面目不同、藉口不同，製造冤案的本質卻是一脈相承。

“極左”與極右本來就是來回變的一回事，而且萬變不離其宗----搞破壞。當無力直接對抗時，在“贊同”的名義下搞歪曲和醜化比直截了當說“不”更有破壞性。如今讓許多年輕無法理解的各種“文革冤案”、醜聞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而且製造者往往就是如今否定文革最積極的“權威”。

對郎朗的演奏，美國人暴跳如雷的並不多，傾向於相信郎朗的解釋的卻很多----“白宮發言人維耶特發表聲明，認為這首曲子是在羞辱美國的任何說法都是完全錯誤的。這只是郎朗最喜歡的中國旋律之一。白宮另外在聲明中指出，在國宴上，郎朗演奏的是這首歌的曲子，沒有歌詞或其它任何政治內容，他只說了歌名，並說此歌在中國很流行”。“《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以「鋼琴政治？」為小標題，簡短地提到這個小插曲。文章認為在國宴上演奏這個曲子似乎是一個「令人遺憾的選擇」，但是郎朗顯然不是故意這樣做的。”

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國人比美國人對“郎朗辱美”更義憤填膺，更積極上綱上線：“如果知道這首歌的背景，還選擇它演奏，那你可以懷疑他的動機或大腦智商。如果他不知道，那中國大陸的教育比我想象的還糟糕”、“國禮場合, 給人以杯弓蛇影, 太不懂事。這樣一個中國怎叫人放心”、“很不合時宜”、“希望中美關係不會成為此類以及其他不起眼小動作的犧牲品”、“一個友善的中美關係，需要雙方在價值觀上凝聚。儘管這次可能是誤撞，但希望未來朝這個方向發展”、“美國人民的感情如果因此受到傷害，那俺們應該代表亞洲人民說一聲對不起”……

更積極的是“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連夜揭發批判：“有一件讓我也感到羞辱的事情，不得不告訴你們”、“赤裸裸地把美國軍隊比喻為‘豺狼’，並要用武器來對付它。在美國總統的國宴上演奏這樣的歌曲，難道不是對美國國家的極大羞辱嗎？”

如此“對美國國家的極大羞辱”，最義憤填膺、最急着積極上綱上線的居然不是美國人而是某些中國人，真是“皇帝不急太監急”----難怪魯迅說：“叭兒狗往往比主人更嚴厲”。

法家誅行，儒家誅心。對郎朗的演奏追根刨底要挖出個“蓄意反美”的主觀動機之罪，正是儒家誅心的典型作派，也是大肆尊孔的自然結果。這跟文革中以“極左”的名義製造冤案其實是一脈相承。此脈不斷，更大更多的冤案還會源源不斷，這是靠大罵文革所無法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