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來》讀後斷想之二

據高文謙先生在《晚年周恩來》中披露，老鄧曾說，如果沒有總理，則文革帶來給國家民族的災難還要更深重，但他立刻又加上一句：如果沒有總理，文革也就不會搞那麼長。

在我看來，這兩句話將海內外一切頌周和貶周的言論都“辯證”地統一在一起。有趣的是，它們說的都是事實。凡是從文革中過來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周，人民的苦難肯定要深重得多，而如果不是周逢君之惡，苦苦撐住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死死箍住隨時都會散板的全國政權，老毛根本就沒有那個客觀條件把整個黨國機器砸碎後，又重新組裝起來。所以，老鄧此說，堪稱對周在文革期間的歷史功過的全面評價。

針鋒相對的政治兩極，對同一政治人物作出的評價，卻居然能在不同剖面成立。僅此一端，就足見為倒共派與擁共派共同熱愛的黑白兩分法是何等可笑。

人們在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常常對歷史作出虛擬。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假想推理，有時很能說明問題。科研中常用的一個確定因果關係的方法，就是把要研究那個因素除去，再看後果如何。這種方法應用到歷史研究中，便是種種虛擬文章諸如《如果日本戰勝中國》、《如果日本沒有“進入”中國》出現的由來。

我曾經指出過，這種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假設某事件發生（例如上文中“戰勝”）或不發生（例如上舉“進入中國”）之前，必須確定該事件的不發生（日本戰敗）或發生（日本侵略中國）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例如，我認為中共上台完全是一種因各種天緣巧合而發生的偶然事件。所以完全可以作出“如果中共沒有上台”的虛擬，以此看出中共統治造成的深重民族災難。又如西安事變後，先總統蔣公被匪徒張學良劫持後放歸南京，完全可以撕毀空口無憑的君子協定，在囚禁張少匪後，令何應欽率討逆軍猛攻匪區，畢剿共全功於一役。安內後再按原定戰略計劃徐圖攘外，則中國歷史必然全面改觀。我甚至就此構思過一部《如果歷史這樣發生》的政治假想小說。應該說，這種虛擬完全是有科學根據的，因為蔣公當時確有作出那種決策的自由。

貶斥周恩來的論者通常使用的其實也是一種潛在的虛擬推理。在指責周“逢君之惡”、助紂為虐，並列舉大量鐵的事實加以證明之時，他們其實引入了一個隱含的前提──周有拒絕與毛合作甚至反對毛倒行逆施的主客觀可能。

從表面上看，周似乎確有作出這種選擇的自由。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召開８屆１１中全會，毛與劉鄧攤牌，把兩人打下去，把與他結成政治同盟的林彪抬為接班人，並通過了指導文革的《１６條》。此時與會高幹們本能地知道烈火行將燒到自己頭上，“對運動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普遍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態度。如果周此時挺身而出，和劉鄧站在一起並把朱德抬出來，逼毛真正退居二線，封他個黨的名譽主席養老，從此結束他對國事的瞎指揮，則取勝不說有很大把握，應該也有相當可能，因為七千人大會後，毛在“大躍進”中犯的錯誤已經為全黨熟知，而劉鄧因為在“困難時期”為毛胡作非為擦屁股而威信空前上升。當此高幹人人自危之時，如果劉、周、鄧結盟，與毛拼死一搏，即使達不到逼退毛的戰略目標，起碼也可以保住劉、鄧，並利用多數否決毛開展文革的動議。

又如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失寵後。如果周與林秘密結盟，以林可以指揮的槍桿子和周的幹部隊伍作後盾威脅毛，逼迫毛提前交班，則仍有相當大的勝算。

再如林彪事件後，毛蒙受巨大打擊，一度病倒不問政事。此時周之人望空前高漲，在黨內躍升二把手，三分天下有其二。如果從此對毛強項，毛定會對他刮目相看。周也不至於苦於被動抵擋毛放出來的無窮冷箭（“批林批孔”、“評法反儒批周公”、“評水滸”、批“投降主義”、批“經驗主義”等等），起碼用不着天天受四人幫的骯髒氣，讓那些百無一用的宵小騎在頭上，隨心所欲拉屎拉尿。

然而周就是什麼都沒幹。不管毛的決定是何等違反他的理智判斷和良知，不管他明知劉少奇那“叛徒內奸工賊”是何等冤屈，賀龍“叛變”又是何等子虛烏有，他依然在迫害那些人的文件上簽名贊同，從此將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樁上。就連他自己的義女孫維世被迫害慘死，他都懦弱到不敢施以援手、略加呵護的地步！有長輩如此，不如無有！僅此一端，周氏死後也就只能焚骨揚灰。如此“大儒”，何顏以見地下祖宗？！

最可悲的是，哪怕如此伏低做小，逆來順受，百依百順，唾面自乾，也沒換來毛的寬大處理。待到大亂初歇，他的利用價值已經榨取得差不多之時，毛便鳥盡藏弓、兔死烹狗，不准手術於前，羅織入罪於後，不但準備利用毫不成立、毛自己也宣布過一風吹的“伍豪自首啟事”把他往死里整，把早成陳穀子爛芝麻的“寧都事件”又當作法寶祭出來，甚至以談判中美軍事合作為藉口，誣他為“投降派”……。

周終於給逼到了地獄的入口處，下一步是什麼陰森森的場景，再比他遲鈍百倍的人也想得出來。當醫護人員要跟他合影時，他苦笑道：“合影沒問題，不過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叉叉。”可見他對即將到來的“鞭屍”，早已作好了思想準備。

在生命即將熄滅之際，周終於反抗了，他抓住手術室的門，微弱而絕望地呼喊道：“我不是投降派！！！”幾十年後讀到高先生的書時，這柔弱的抗議仍然透過歷史的長隧傳來，在我耳畔轟轟迴響，讓我毛骨悚然。這微弱的呼喚和億萬民眾的呻吟混合在一起，在我眼前生動再現了那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無從描寫、不可思議的血腥、罪惡與荒唐。

所以，不管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從無數冤死獄中的戰友的角度，還是從個人角度來看，周都應該而且能夠反抗毛，但他就是俯首貼耳，聽任毛的宰割，為大屠夫殷勤操刀，卻不但沒在人肉的筵席里分到一杯羹，就連自己都險些化作了那盛宴中的一道大菜。

這麼說，貶周派是對的？但林彪又怎麼說？

與周那給徹底抽去脊梁骨的懦相不同，林彪據說是唯一敢不服從毛的瞎指揮的悍將。他在九屆二中全會被毛欺騙出賣、冤枉挨整後，拒絕作自我批評，在五一集會上根本不與毛打招呼，露了一面便悻悻而去。但在毛的鬼頭刀高高舉起，行將砍下來之際，他又做了些什麼？抵抗了麼？

一般人總是不明白，百戰百勝、曾經統帥過百萬大軍、從黑龍江一直打到海南島、被索爾茲伯里譽為“中共最傑出的天才將領”的林彪元帥，在困獸猶鬥之時，為何竟然那麼憂柔寡斷，謀而無斷，最後只能倉惶去國，還去而復返，最後葬身大漠，死後還“頭顱行萬里”，被切下來遠送莫斯科，甚至被老毛子用高壓鍋煮去腐爛的頭皮肌膚……

這些人沒看到，林彪根本沒有與毛決一雌雄的資本。他是率領過百萬大軍，但那並不是他的私人軍隊，而是“向太陽”的“我們的隊伍”。他的“接班人”、“副統帥”的地位完全是靠無恥吹捧毛換來的。倘若他真的想扯旗造反，則通電一出，恐怕連貼身衛隊都要造反，當場就把他擒拿歸案，獻俘帝闕。奢談什麼“到廣州武力割據，聯合蘇聯，南北夾擊”，完全是嗎啡打多了弄出來的譫語。“一條是坐牢，一條是從容就義”才是他面臨的僅有“選擇”。

所以，毛根本就是不可戰勝的，他“是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無論是高饒、是彭黃張周、是彭羅陸楊，是劉鄧陶，是林黃吳李邱，還是人民的好總理，統統在偉大領袖面前不堪一擊。

我已經在另文說過，毛和歷史上的暴君有本質的不同。傳統中國的政治體系，實行的其實是“三權分立”，也就是“天命，聖人言，君權”。在理論上，“天命”是至高無上的，聖賢之道其次，最後是君權。

如今蓄意美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最擅長的，便是抓住儒家特別是孟子的零言碎語，硬要說儒家文化含有民主思想或“民本主義”成份。在我看來，世上沒有比這更違背事實、更強姦古人的謬說了。

如果我們用西方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來整理透視儒家典籍，立刻就能看出，那學說完全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它鼓吹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絕對臣服關係，從來沒有過最基本的人權觀念。它的社會理想不是物質繁榮，更不是個性解放或全民獲得同等政治權利，而是和諧。所謂和諧則通過臣民對君王、子女對父母、妻子對丈夫的絕對服從來實現，而君王、父母、丈夫則應該清心寡欲，仁厚寬和地對待社會等級比自己低的人。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理想境界。

很明顯，要指望君王靠自身的道德修養去節用愛民，完全是一種違背人性的主張。聖賢們儘管愚蠢，似乎也覺察到了這個問題，因此發明出“天命”一說來適當震懾在政治實踐中至高無上的君王。

照《書經》的說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用現代語言來破解，那意思就是，君王是上天授命君臨萬民的“天子”（所謂“奉天承運”），而民生狀態其實是反映“天命”的鏡子，如果民不聊生，則上天必將震怒，先是通過一系列自然災害特別是彗星、地震等“天象示警”，此時君王就要趕快下“罪己詔”，向老天爺作出沉痛檢討，並減膳撤樂，採用積極措施救濟災民，並減輕勞役賦稅，與民休息。如果昏君執迷不悟，則上天就要考慮改換接班人，把天命轉移到某個“真命天子”（例如現代“民運王”就是這樣的“潛龍”）頭上去，於是戰亂四起，直到那個“真命天子”掃蕩了群雄，坐上了龍廷。這種“唯天史觀”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也確實圓滿了解釋了以往歷史發展。

另外一個約束君王行為規範的是聖賢之道，而儒生便是“聖人言”的解釋人。在實踐中，它確實也能起到微弱的約束作用，但缺點也很明顯。由於這種約束完全以“苦諫”的柔弱方式進行，對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主（如漢武帝）而言，那不過是以稻草勒驚馬，白白搭上許多腦袋或睾丸。對於懦弱自私的庸主如明神宗而言，“清流”們的反覆聒噪會激起皇帝巨大的反感，由此竟然導致皇帝甩手不干，罷工幾十年。

但不管怎麼說，這“三權分立”至少還給了正直的臣子們行動指南和與君王抗爭的道義資格。這就是歷史上有過那麼多的“忠臣”的原因。不管這些人行為的客觀效應如何，在當時和後人的心目中，他們確實是一種光輝的道德榜樣。

然而在毛共社會中，就連這可憐的、效果極成問題的“三權分立”都沒有了。毛不但代表“天命”（即“客觀規律”或“歷史潮流”），甚至在林副的造神運動中被捧到了上帝的位置，而且他本人就是新時代的聖賢，語錄就是現代“聖人言”，還是“人民利益”的當仁不讓的代表者，再加上世俗君王的現實地位，這樣的“四個代表”，絕對是排山倒海壓倒一切教徒和草民不可抵抗的力量，在他面前，不管地位有多高，任何人都失去了抵抗的道義資格和理論依據。

正因為此，就算為毛先後打倒的所有政敵早早看出了他各個擊破的策略，聯合起來和他作殊死一搏，那又怎麼樣？鄧小平在他死後都不敢徹底否定他的形像，那原因再簡單不過：推倒了毛，我黨往哪裡擺？中共革命的“合法性”還在哪裡？打倒毛就等於打倒共黨，否定整個中共革命，最終導致否定他們自己。這裡面利害攸關，那些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不可能看不出來。這就是他們含冤受屈、至死不叛、相忍為黨的根本原因。周恩來在林彪死後放聲大哭，不能自已，就是悟出了這驚天醜聞一定會在他苦心維護的毛（＝黨＝中共革命）的形像上戳個大窟窿。的確，就連羅點點那樣的高乾子女，在文革後也悟出了中共革命的荒謬，並且在她的《點點回憶》中毫不隱諱地承認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無論在“解放”後，在文革中，周恩來其實什麼都沒做錯。高先生和許多西方學者一樣，認為他是個精明的投機家，從不和失敗者站在一邊，這其實只是皮相之見。以周的絕頂聰明，他早就看出了毛是不可抵抗不可戰勝的，永遠只會是黨內鬥爭的勝利者，與其和劉鄧等人同歸於盡，不如隱忍順守，因勢利導，在不危及自身的情況下，儘自己的能力縮小災難規模。

讀到這裡，我想大多數讀者都能看出一切都是那萬惡的制度造成的，是那種制度造成了“洪洞縣裡無好人”。這話當然不錯，但問題是，這制度是怎麼在中國確立起來的？

在我看來，周的最大悲劇就在於此，是他本人和那些後來被革命吞噬的戰友一道，在毛的率領下殫精竭慮、慘澹經營，親手在祖國大地上建立了一個最黑暗、最反動、最集權的制度。在這過程中，他灑下的每一滴熱汗，耗去的每一滴腦汁，其實都是在為後來的大悲劇作點點滴滴的鋪墊。他那革命的一生，無時無刻不是在為自己、為戰友、為民族挖掘墳墓。

悲劇更在於周並不是壞人。與毛不同，他沒有強烈的個人野心，生活也不奢侈腐化。和千千萬萬的真正志士一樣，他當年投身革命，為的是改造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繁榮、民主、自由的國家。從主觀願望上來看，我實在找不出那有什麼不對之處。

但問題是，和許多國人一樣，他錯誤地認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而要暴力革命能夠成功，最起碼的前提當然是把一切權力、一切世俗的、精神上的乃至道義上的權威，都集中在革命政黨特別是革命領袖身上。當一個事業的“正義性”人格化以後，那個代表“正義”的領袖便成了天命附體的“真命天子”，人民便會為之毫不猶豫地赴湯蹈火，之死無悔，譜寫出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史詩，創造出一樁樁人間奇蹟來。在此之後還要讓他拆毀親手建造的神龕，告訴人民那“天命代表、民意代表、聖教教主兼世俗君王”不過是個超級流氓，豈非痴人說夢？

所以，周的致命錯誤是在投身共產革命那一瞬間就犯下了的，以後的錯誤不過是那最初錯誤的邏輯延伸。周的一生是南轅北轍的錯誤的一生，大前提錯了，便真是聖人也只可能作惡。

可悲的是，這種錯誤至今還在轟轟烈烈地延續。如今那些主張以暴力推翻共黨，改造中國的“民運人士”，除了帝王思想嚴重的“民運王”之類的壞人以外，真正的志士不過是在重蹈周的覆轍而已。可笑的是，他們一邊踏着先烈的腳印走，一邊還自以為有那智力上的權利去對周品頭憑足！

在我看來，這才是周代表着的全民族悲劇。真正的悲劇是那種永不落幕，反覆上演，觀者觀之不厭，演者全心投入的鬧劇。暴力革命就是這種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