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之138）
今日的社會，法治不彰、貪污之風盛行、亂象叢生，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正常生活。於是“制度（或體制）改革”又再次被拿到桌面上來熱議。可惜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歷朝歷代進行過的形形色色改革不可謂不多，改革者各個都有“說得頭頭是道”的理由。但是真正成功者幾乎沒有。所以那些政權也無一不在失敗中，走上“改朝換代”的下場。
所以今天民主的“大眾皇帝”或他們的代表者，在感覺到前面的路已經有點走不下去的時侯，是否應該在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先考慮一下能不能“另闢蹊徑”、開出一片柳暗花明的“又一村”來（其實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馬上去想“要不要換一棵（改革）樹上吊？”的問題。因為歷史的事實足以證明，一切所謂的“改革”，都只不過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醫般“忽悠”行為，是絕對治不了已經積重難返的社會痼疾的。堅持這樣做的結果只有一個事與願違。因為中國人和他們的領袖，已經犯過不止一次這種“同樣的錯誤”了！
請看十年前發表的老文章：從太監問題看“制度決定論”的錯誤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革命取得勝利，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必須開闢國際市場來銷售產品和提供原料，所以尋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成為它們的當務之急。這時，大而封閉、又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中國，就象強盜眼中的“土老財”—既無知又有錢還膽小怕事，自然成了“不搶白不搶”的目標，屢屢遭劫，從此一蹶不振。終於引起一部分比較有點見識的官僚和讀書人的思考，找到了受欺負的表面原因，認為是沒有先進的工業、不能建立強大的國防的結果，於是有了那次著名的“洋務運動”。可惜那第一次的“接軌”，除了造就了極少數民族資本家和一批幫洋人一起 “賺”中國人錢的大小買辦外，並沒有救大多數民眾出苦海。於是進一步以為是國家體制的問題，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了民國，有了至今還被部分人推崇的三民主義。後來又因為發現“民國” 的官員也會無能甚至“賣國”。這時，那些以外國人的主意用中國人自己錢（如庚子賠款）辦起來的學校，開始起到西方希望起到的作用了。因為以那相對有限的時間和課程安排，學生除了自然科學知識外，對社會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得出“西方社會制度優於中國”的感性認識。正是通過他們和一些對西方一知半解的讀書人，製造出聞名的“五四運動”，成功地給中國人換了一塊名為 “科學、民主”的“神主牌”，供奉至今、成為奪政權者必爭的“社器”，卻從來沒有人認真去探討過兩者的真諦。以至於今天人們只能用咒罵的詞彙來批評毛澤東，卻根本不能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去駁斥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讓這種理論就象說“天園地方”一樣地再也無人相信，卻反而要提心弔膽地提防他的追隨者日益壯大、有捲土重來的可能。更不要說那裡存在的，跟科學絕對背道而馳的愚昧之普遍，足以讓科學“自慚形穢”了！
事實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當時取得成功，那是有其必然道理的。因為它們都提出了中國前所未見、新穎而有一定說服力的理論，描繪出一幅歷史沒有經歷過的美景，起到宗教描繪的“天堂”對信徒那樣的吸引作用（甚至效果還要好一點，因為不用等到死後），讓處於痛苦災難、正在找出路的中國人，看到一點希望，起碼有“死馬當活馬醫”的欲望，具備了可靠而普遍的民意基礎，才會湧現出過大量自覺的革命“殉道者”，以自己的鮮血乃至生命促成了勝利。尤其是49年毛澤東領導的那場革命的勝利，竟然能夠吸引到一大批象錢學森、華羅庚那樣在西方也算一流的科學家，自願放棄優越的生活、工作和科學實驗條件，毅然回去為母國效力，整體創造出一段歷史的輝煌，對比於今天的大學生把“出國”當成第一目標，再要用高薪和優惠待遇把他們 “拍賣”回來的做法，實在是有其深刻而有跡可尋的內在精神因素的。
但是，今天那裡要走的道路卻完全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不僅理論上沒有任何經得起推敲的創造、發現，可以象當時的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那樣，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宣傳，以爭取和鼓舞民心，反而要提出“不爭論”，實在是經不起爭論罷了。結果完全喪失了過去多次賴以成功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的利用，政府和民眾的關係變成“一手交錢（現實的好處），一手交貨（對政府的支持）”的“買賣”，社會充滿信用危機。今天那個國家在國內外遭受到的困境也是必然的，不僅現在有，而且會越來越大。 其實，預測、判斷那個國家在實行當前政策的結果趨勢是不太困難的。因為今天那裡的一切所作所為，都可以從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中找出對應的現象來，甚至連諸如“落後挨打論”“改革開放萬能論”和“制度決定論”之類的認識或口號都如出一轍，其誤導的作用是很明顯的。筆者已經在早前的多篇文字中，對前兩種觀點作過分析和質疑，至今未見象樣的反駁，現在再就“制度決定論”的實際效果，提出一點看法。
前不久在報紙上看到一篇談論歷史上太監之禍的文章。提到秦、漢、唐等負有盛名的大帝國，最後卻都毀於太監之手。到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接受了前朝的教訓，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再度發生，不僅親自作出“太監六不准”的具體有可操作性的規定，還特別鑄造了一個書有“內臣（太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卷立在宮門口，就理論而言，是完善和無懈可擊的了，結果在他在位期間，也的確卓有成效，足以證明是一個有效的具體制度。可是他一死，雖然制度未廢，鐵卷仍在，實際卻立刻名存實亡，最後反而成了受太監之害更甚、較之於秦漢唐等朝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王朝！
筆者以為，在王朝時代屬於“人治”，皇帝掌握全面、無上的權力。所以就朱元璋而言，有沒有制度都是可以達到他希望的效果的。而他之所以要立下書面規定，就是想要建立一個可以一直沿襲下去的、有法可循的制度，這和今天所謂的法制觀念並無區別，只是“法源”不同而已。所以後人本應該從他的失敗中，總結出一點經驗教訓，那就是死的制度要靠活的人去執行，所以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制度本身，而在於監督執行制度的人。封建王朝時代取決於皇帝和他任用的大臣的水平和能力，“民主”時代當然就取決於廣大民眾的平均素質了。而這樣的觀點更可以從台灣的民主實踐中得到驗證。筆者無意全面否定那裡實行的“民主”制度，但要強調指出，起碼這種制度，對克服大陸目前最令人垢病的那些諸如貪污腐敗、無能之類的弊病是無效的，兩地現在的不同，完全可以用“公娼”和“暗娼”的區別來形容（做一樣的事，只是可以公開和不可以公開罷了）。所以正如無論建立或取消“公娼”，都不能有效防止賣淫和嫖娼行為一樣，也不能指望什麽制度（體制）改革，來解決或克服中國那些根本不是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製造出來的弊病“國粹”。 因此可以斷言，只要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當務之急是在精神認識上改造自己，而且開始付諸行動。否則任何嘗試都是徒勞無功的，大多數人除了苟延殘喘外，只能盼望再出一個“毛澤東”，來從肉體上“革”自己和別人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