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萬維連篇累牘發表了多篇有關海歸海不歸的文章，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於是忍不住也插上幾句。

說實話，當年能游到海外的，大多都是過五關斬六將，考托福、GRE，甚至軟磨硬泡求領導把自己放出去的，有的說得更難聽，求領導把把自己當作“屁”一樣放出去。想象自己的親身經歷，真是甘苦備嘗。因此，說歸併不容易。

陶淵明《歸去來兮！》云：“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與不歸，肯定有感情因素在裡面，患得患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等複雜心情都難以避免。經濟因素自然也是要考慮得， 多年辛苦讀出學位，在國外打下了一片天地，甚至紮下了根，“五子”登科了，說海歸。肯定要權衡得失，決心並不容易下。

從徵文內容來看，大多數是也從個人回國後如何發展的角度來談的。國內最需要什麼，自己能帶回中國什麼，年齡優勢劣勢，等等。中國政府正開展一項大規模引進人才的宣傳攻勢，制定了這個“計劃”，那個“工程”，讓人眼花繚亂；派出國挖人才的官員毫不掩飾地對海外精英們說，“在美國接受教育是有優勢的，但這種優勢正在削弱，現在再不回中國就來不及了”。

對於那些還在“留”與“歸”之間徘徊、觀望、特別是工作、家庭還不穩定的學子來說，當然會仔細考慮來得及來不及的問題。機會稍縱即逝，年齡不饒人，四歸五不歸，要歸就趁早。而對於那些鐵了心海不歸的人，你就是說得天花亂墜他也不會歸，當然不存在這個問題。

談海歸，談得最多的似乎都是和錢有關的問題。有人曾對某些海歸提出批評，說他們只有取利之勇，沒有羞恥之心，回國後很快便墮落了。當然，希望這樣的海歸只是少數人。

據說，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時，滯留海外的人才便會大量回歸。也有數據顯示，當教育經費占GDP5%以上、研究開發經費占1.9%以上、科學家工程師人均研究開發經費6萬美元以上、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每百萬人口有1500人以上時，歸國的海外人才便會大幅增加。但是，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發展很快，2010年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4000美元，但據中國發改委統計，高層次海歸比例並沒有顯著上升。顯然，經濟發展、人均GDP只可能是海歸考慮的一個因素，政治環境和人文環境則可能是多數海歸考慮問題的首要因素。有錢不一定就有了一切。

海歸，因何而歸？話當然可以說得很高尚，回國報效祖國。那麼祖國最需要的是什麼呢？從國內單位面向海外招聘人才的清單可以看出，主要是理工、科技、金融、貿易等實用性專業比較吃香。說白了，這些人才好用，見效快。這些海歸回國就是當工具用的，你在國外學到了人家先進的科技、金融秘訣，回國後立馬能派上用場，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短期效應明顯，當然你就是重金爭搶的對象。國內高校也有向海外招聘文科類人才的，但是相比之下，顯然是鳳毛麟角。

引進的人才不僅是實用型的，而且一定要是能適應現有體制的，最好是沒有任何稜角、不具有任何獨立思想和人格的工具型“人才”。國家急需的是技術、金融、商業等具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不是什麼思想、精神與價值觀等虛無縹緲不實用的東西。常聽到人們諄諄告誡海歸回去後要注意調整自己，以適應環境，避免文化震盪；也常聽到一些海歸回國後水土不服，不得不回流；當然也常聽到一些海歸回國後如何如何“如魚得水”，很快便混出個人樣來了，常令人感到好奇。看來看去便看出門道來了，並不是這些人在科研上很快便取得了重大突破，學術上有了很大建樹，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更多的是指這些人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努力適應新的環境。國內環境每個人都清楚，所謂適應環境就是指能和周圍人搞好關係，能投領導所好，能見風使舵，甚至加入腐敗大潮，同流合污，自甘沉淪。體制的力量如此龐大，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渺小。只要進入體制，環境所逼，很難不沉淪，否則就可能造成個人悲劇，海歸中曾出現過自殺者。有獨立思想的人文學科學者多不為體制所容，不少人成了體制外的藝術家，單幹戶，比如艾青之子艾未未等。

起碼到目前為止，新一代海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顯著。但是，回顧歷史，海歸派對中國現代史的發展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從清末開始，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大都認識到，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人才難以適應新的形勢。“強國夢”促使國人不得不放下架子，虛心向別人學習。一批立志救國的年輕學子剪掉辮子，換上西裝，出國尋求知識和真理，學成回國後都被委以重任，擔負起改造社會、富國強民的重任。光緒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為近代中國留學之先驅，從中湧現出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等人物；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歸派。他們帶回了先進的思想理念，促進了中國在教育、文化、政治領域的改革甚至革命。 “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將大多數是海歸。胡適是1910年的清華“庚款留學生”，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都是20世紀初留日的學生。錢學森、錢偉長、竺可楨等科學家也曾是庚款留學海歸，他們為中國的科技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國家體制的改革乃至轉型，直至最後建成共和，都是在海歸派的手中完成的。

因此，海歸對中國的發展影響一直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科技領域，更是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改革等方面深深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現代化，到目前為止，如果從科學技術等領域來看，發展進步是顯著的，有目共睹，可是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設方面的現代化卻遠遠落後於人。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即使是體制內的人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認這一點。發展的矛盾越來越明顯，造成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這種由工具理性指導下實現的所謂“現代化”的典型特徵是國富、兵強、民窮。人民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希望，知識分子失去了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也失去了社會責任感，隨波逐流；整個社會失去了維繫人心的精神道德支柱，人人任意而為。社會的穩定不靠制度的穩定和人心的穩定，而靠高壓、強制、鐵腕和暴力維持，誰都知道這種穩定代價太高，而且難以持久。

沒有法治觀念、民主思想、人權為基礎的成熟的公民社會，無論國多麼富，兵多麼強，中國的現代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現代化。這種片面甚至畸形的現代化潛藏着巨大危險。海歸在這些方面不能說大有所為，但是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我們欣喜地看到，有不少海歸正在以實際行動推動着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例如，曾留學於美國阿拉斯加大學的袁天鵬講師就在幫助安徽阜陽潁州區南塘村的村民實踐着“蘿蔔白菜規則”（即羅伯特議事規則），應用於日常的開會議事。據說，學習“蘿蔔白菜規則”後，唯領導是從的領導人文化以及誰也不得罪的老好人文化，都得到了有效解決。“蘿蔔白菜規則”顯然還很粗淺，但是，它切實觸及了有中國特色的官本位文化，這種文化正是腐敗的源頭。既然這個規則能適用於缺乏知識的中國農民，當然可以推而廣之，惠及全體中國人民。

據統計，中國教育部直屬高校中，“海歸”擔任校長的占78%，在博士導師中占63%，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的81％、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的51％、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頭人中的72％。由此可見，新一代海歸已經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理應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特別是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起到更為積極的推動作用。我衷心地希望，新一代海歸能效仿老一代海歸的精神，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勇敢地擔負起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我更希望中國新一代國家領袖中能出現有魄力，敢擔當的改革家，以民族利益為重，重用具有現代思想和國際視野的海歸，帶領中國人民走向真正的現代化。如此，則國之幸甚，民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