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16日凌晨，統治日本近6年的占領軍司令麥克阿瑟乘汽車前往厚木美軍機場。他在朝鮮戰場指揮失利而被杜魯門總統解職回國。沿途，成千上萬的日本人自發地站在街道兩旁為他送行,不少人甚至痛哭流涕。日本各大報紛紛發表社論,對麥克阿瑟表示謝意。日本政府也表示將考慮授予麥氏“終身國賓待遇”並修建“麥克阿瑟紀念館”。日本人普遍相信他們的敬畏和順從將給這位大元帥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二十天后,大元帥在美國國會作證時的發言卻給日本人迎頭澆了一盆冷水:“日本人的精神年齡僅有12歲”。消息傳來,日本人也馬上變了臉。國賓和紀念館的計劃被擱置,幾家知名企業還在報上聯名刊登廣告:“我們不是12歲!”

 對“12歲”這個評價, 麥克阿瑟後來沒有做任何解釋。日本人自己做了各種各樣的解讀。甚至有人認為麥克阿瑟有淡化日本戰爭罪行的意圖: 畢竟是1 2歲少年的莽撞行為,沒有成年人犯罪那麼惡劣。不過,有一點大家有共識,即日本人政治上不成熟。

   60年過去了。政治上不成熟的問題解決了嗎?看看日本的外交,就會覺得麥克阿瑟的評價言猶在耳。

小泉內閣時代日本曾緊鑼密鼓地製造聲勢要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國公開表示支持日本入常, 小泉內閣的信心倍增。為了加快入常進程,日本採取聯合印度、巴西和德國搞集體公關的G4戰略。四家擰成一股繩,試看世界誰能敵!當時,日本人普遍以為常任理事國的位置指日可待。日本GDP位居世界第二,還有威震全球的豐田、索尼品牌。日本分攤了聯合國經費的20%以上，僅次於美國。此外,180多個國家和地區接受過日本的援助,也應該給點面子吧。這種期待看上去似乎也不無道理,然而這只是小孩過家家一般的道理。對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未成年人,其他國家不過是哄着玩兒而已。

當時,一家日本電視台採訪了美國一所高中。記者問一名高中生:“你認為日本有資格當常任理事國嗎?”那位高中生回答說:“日本要想當常任理事國,為什麼不先徵得中國的同意呢?如果中國不同意, 即使有資格當又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十五六的美國少年很輕易地抓到了問題的實質,而日本那些負責外交決策的精英們卻在捨近求遠地瞎忙乎,顯然他們還沒有達到高中生的水平。

小泉內閣一方面要入常,一方面卻參拜靖國神社損害中日關係,絲毫沒有政策上的連貫性。而且,“G4戰略”也真是太拙劣了。印度面對着巴基斯坦的挑戰,巴西有阿根廷做對手,德國也遭遇了意大利的競爭。日本平白無故地給自己樹了眾多敵手。更讓日本難堪的是,美國公開表示反對四國同時加入安理會,只支持日本一國。這等於說連日本也不支持一樣。

其實,日本也並非沒設想到中國因素的影響,但他們偏要斗這個氣。我們就是不低這個頭,不央求中國!即便中國反對,在聯合國大會上拿到三分之二的票數也能如願以償。當年, 聯合國大會曾以這樣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提案。不過,日本哪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啊?結果,日本充滿期待的二○○五年第一五九次聯合國大會, G4提案連提交的機會都被否認而作廢,日本入常夢化做泡影。

由於外交戰略上的幼稚,日本雖擁有強大經濟實力卻難以自立於國際社會。這也是日本人普遍公認的事實。許多學者和評論家認為日本缺乏戰略眼光,不善於國際舞台上的相互溝通,因此外交上總是碰壁。二○○一年,國際奧委會決定由北京主辦二○○八年奧運會。當時,日本的大阪也參與了同北京、多倫多、巴黎和伊斯坦布爾的角逐。結果,第一輪就以六票的最低票落選。日本國際奧委會的官員有點兒喪魂落魄，他對日本媒體談感想時說:“我懷疑是不是整個世界都把日本當成了傻瓜。”日本並沒有從失敗中獲取足夠的教訓,後來又草草推出入常“G4戰略”,落得個自取其辱。

現在,日本又把外交重點放在圍堵中國上。一方面加強日美同盟在軍事上壓制中國,一方面又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企圖抵消中國的影響力。

看看日本的報紙就會發現,政治家、評論家和學者天天都在嚷嚷“牽制中國”。然而，沒有人給出一個明確的理由:為什麼要牽制中國?有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如果放任中國的影響力擴大,那麼日本就會失去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問題是,日本在亞洲占着主導地位嗎?除了在日本人自己的感覺中以外,有哪個國家認可過這種地位嗎?

再者, 中國的影響力對日本外交未必就是負面作用的。一九九○年,日本曾召開過“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東京會議”。韓桑林政權和“民主柬埔寨”三方聯盟的代表來東京共商和平大業。這也是日本第一次在國際上主導區域和平的進程,被譽為日本外交史的里程碑。開會第二天,問題發生了。四方代表對會議議程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各自回到下榻的飯店閉門不出。日本負責主持會議的官員們束手無策,急得團團轉。後來,一位老外交官給他們提了個醒:去找中國大使館看看能否幫個忙。當時,正值中日友好的黃金時代, 中國大使館馬上派出官員斡旋。很快, 四方代表又回到了談判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