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基於文化心理和自身環境的原因，對自己民族生存判斷時常處於一種危機憂慮狀態，外交也經常突然作出重大改變。近日有美國專家說，日本人為了生存，在窮途末路之下，會以戰爭的手段尋找自己的出路。

  日本人國民性格中達爾文主義的印跡非常濃重，頗有些『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意味。作為一個資源缺乏的島國，日本在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競爭中，認為只有本民族人 民團結成一體，發揚狼群的團隊精神，自身才可以在這危急四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而日本國民性格中諸多方面的分裂又使他們充滿孤注一擲的賭博心態。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使十幾萬的日本人死於非命。這場大地震沒有使日本人的意志屈服於這場天災，反而加重了他們的國家危機感，激發了他們的擴張步伐。九一八事件拉開了侵華戰爭的序幕。二戰期間，又以珍珠港為起點，和美國人大賭了一場戰爭遊戲，最終使自己走上了戰爭失敗的不歸路。這兩次戰爭的唯一相同之處就是日本人在戰爭中嚐到了以小博大的甜頭。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一直封關鎖國，將外國人拒東瀛之外，日本列島經常發生浪人襲擊外國人事件，大部分國民對西方文化持敵視態度。當大家都認為明治維新不過 是幕府的一場兒戲時，日本在不長的時間之後突然改變閉關鎖國的政策，宣佈舉國開放，開始學習西方文明。他們的國家政策改變速度超出了當時很多人的料想。

  世 界其他大多數國家，對入侵者採取的從來就是一種態度：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中東國家連綿不斷的人肉炸彈事件就是明證。雖然他們的力量和美國人相比差 距懸殊，但他們視死如歸，婦孺皆上陣，並不會在強權面前輕易就範。反觀日本，被美國人佔領之後一直逆來順受。二戰後日本本土並沒有發生過一起日本民眾抵抗 美軍的事件，據說日本政府甚至提供官娼犒勞美國佔領軍。二戰後日本對美國的態度轉變之快，使全世界的人瞠目結舌。他們從殘害多個亞洲國家的兇神惡煞之相一 夜之間變成了恭順良民。

  美國人類學家恩.本 尼迪克特在她所著的《菊於刀》詳細論述了日本人性格中相互矛盾的結構，在總結其國民心理時說：『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機而定的，如果形勢允許，日本將在和平 的世界中尋找其位置；如果不是這樣，它將組成一個武裝陣營在世界上尋找其位置。』。日本人在二戰中徹徹底底的輸了，但他們內心中真的認為自己失敗了嗎？其 實不然，雖然表面上日本變成了和平國家的典範，其實他們順從的行為只是為天皇表達忠心而已。從另一個方面講，也是一種極端把另一種極端嚴嚴實實遮蓋了起 來。

  日本的『恥感文化』源於中國，『以輸為恥，以贏為榮』是其主要特徵。在長時間的異化後就使得『恥感文化』變成了『勝敗文化』、『輸贏文化』。孟子說：『人 不可以無恥』。日本的『恥感文化』註定這個極具面子情結的東方價值觀國家為了民族聲譽會形成一種凝合動力。這種文化或許在極端的事態中演化成一種異化的大和民族主義情緒，力量的方向令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