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樊弓

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面高額外債，宣布停止償還本息。事實上等於宣布政府破產。接踵而來的是，比 索貶值，銀行凍結，街頭騷亂，總統辭職。眾多阿國人一夜之間從小康變成赤貧。

阿根廷沒有理由落到這步田地。她資源豐富，土地肥沃，國民教育程度高居南美州上游。人均國土面積和 人均GDP都是中國的10倍。上世紀初，她的人均收入曾經高於法國和德國。法、德在二戰的廢墟之上建成世界 強國，而阿根廷卻在近半個世紀反覆進入大起大落式的惡性循環。這一次又是什麼力量，使阿國從一個中等發 達國家轉眼之間成為一個國際乞丐？

阿根廷的教訓尤其值得中國知識分子深思。中國剛剛加入WTO，而阿國自91年開始實施全球化。中國從70 年代末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阿國自83年結束軍人專制恢復民主，以後開始推行私有化和經濟改革。中國有 台灣問題，阿國有馬島爭端。阿根廷比索與美元實施固定匯價有十年之久。人民幣與美元官方兌換率也固定了 差不多的時間。阿根廷人陰陽差錯地走上了一條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改革開放道路，並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如果我們不希望阿根廷式的崩潰發生在中國，那麼我們就非常應該去了解，在那裡，改革開放為什麼會遭受如 此重大的挫折。

失敗的改革開放

1982年，風雨飄搖的阿根廷軍人政權訴諸民族主義，孤注一擲偷襲馬爾唯納斯群島（即佛克蘭群島），以 武力統一國土，遭到英國武裝干涉。在阿軍慘敗之際，軍人政權也隨之灰溜溜地垮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國難之後的83年，民主回到了阿根廷。

結束專制後的首任民選總統阿方辛（Alfonsin）接過了軍人執政後的爛攤子，在恢復公民政治權利方面逐 漸走向正軌。然而此後數年，阿根廷經濟仍然舉步唯艱，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

阿根廷政府部門開支龐大，一直是沉重的經濟負擔。然而收縮政府開支則意味着公職人員大量失業和社會 福利大筆削減，其結果必然是怨聲載道乃至社會動盪。於是阿政府飲鳩止渴，大印鈔票填補財政空缺。一時間 通貨膨脹率成為天文數字，最高時達到百分之五千。也就是說，照這個通脹率，年初的一塊錢到年底只值兩分 錢。在這種高度破壞性金融狀態下，本國資本是能逃就逃，外國資本望而卻步，經濟發展幾無可能。在阿方辛 政府執政末年，阿國人38％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說，15年前，阿根廷已經以超通脹的方式破產過一 次。

1989年, Menem 當選總統。1991年，阿根廷實施經濟改革開放，除國企私有化以外，其最關鍵的舉措便 是比索美元 1:1 掛鈎。這在當時無疑是必要的。貨幣“美元化”的直接結果就是迫使政府停止濫印鈔票，而 且取得了積極的，立杆見影的效果。通貨膨脹即刻剎車。穩定的貨幣政策刺激了國內外的投資欲望。外國直接 對阿投資從1991至2000年接近800億美元。加上國企私有化，擯棄價格管制，開放私人銀行業等等一系列經濟 自由化措施，阿根廷實現連續數年 7－8％ 的高速增長。到 1994年，貧困人口降低到 13％。Menem 也於 1995 年連任成功。

經濟和金融改革創造了初步的繁榮，這本是深化經濟改革和啟動政治改革的大好時機。可惜，阿根廷浪費 了寶貴的歷史機遇。政府機構和開支龐大的問題不僅遲遲得不到解決，反而日漸惡化，赤字連年。1999年政府 開支已到達GDP的28.2％（2001年估計達到1/3）。由於貨幣“美元化”，加印鈔票已經不再可能，無法（或 不願）削減開支的 Menem 政府向國外大量發行債券填補空缺。到去年，政府所欠外債估計接近1500 億，約為 GDP的一半。

1998年，鄰國巴西貨幣貶值。同時由於美國經濟強勁，美元堅挺。與美元掛鈎的比索事實上等於升值，阿 國出口競爭力受到打擊，經濟開始進入連續36個月的衰退。由於擔心阿國的償還能力，國外投資者不願繼續貸 款。阿政府無法借新債還舊債，只好於2000年3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救。

IMF向阿國提供了低息（2.6%）貸款，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IMF理所當然地提出條件：進一步開放 市場，深化改革並降低政府赤字。可惜這條逆耳忠告提得不是時候。阿根廷政府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沒有削減政 府開支的政治勇氣，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時候那裡還敢動手術？2001年財政空缺再達110億。IMF於是停止輸 血。無法償還外債的阿根廷終於走上了破產賴賬之路。

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教訓

行百里，半九十。經濟改革的開端往往是相對容易的。最艱難的改革在於最終建全完善有序的市場經濟體 系。而這塊硬骨頭又是非啃不可。阿根廷危機向世人揭示，不徹底的經濟改革往往是前功盡棄。

1991年的貨幣美元化是必要的，在當時是剎住超通貨膨脹的有力措施。但是，強行掛鈎畢竟是權宜之計。 在止住通脹之後應儘快完善金融體系，以便逐漸有序地回到市場。如果能夠如此，阿國在巴西貶值貨幣之時或 許能從容應對。要知道，應該貶值的貨幣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況且，常年噴發的活火山並不可怕，可怕的 是一夜之間多年積蓄的能量大爆發。貨幣貶值也是類似道理。誰也鬥不過市場。

阿根廷傳奇人物庇隆所實行的“庇隆主義”，對阿國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 響。庇隆主義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場經濟，即國家干預經濟加上不切實際的勞工福利。

阿根廷失業率長期高居不下，危機爆發前已經是 18％。這足以說明阿國勞工市場嚴重僵化。企業不僅創 業成本高昂，而且面臨煩瑣的審批程序、費用，甚至賄賂。阿根廷工人工會過分強大同時而又腐敗，在保護勞 工的旗號下，敦促、買通國會建立法規，強迫企業提供高福利。組織工會保護勞工正當權益是完全合理的。但 凡事有一個限度，物極則必反。阿根廷勞工福利和保障超越了經濟發展，造成的結果是企業國際競爭力低下， 經營成本高昂，創業願望低靡，不願增加雇員。

就業市場僵化的一個典型因素，就是企業無法解僱工人。除了工會壓力之外，阿企業減員必須支付極高的 辭退金。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聽政時曾經指出，美國經濟活躍，就業率高的重要原因，是勞工流動 性高，企業裁員在法律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全社會可以接受的常事。因此美國公司新增雇員無需瞻前顧後。 要降低失業率，就要消除就業壁壘，鼓勵創業，減輕企業負擔，疏通勞工市場。這些措施難免要受到來自 既得利益（即工會）的反對。因此，改革的時機非常重要。在經濟增長時就要居安思危，借東風及時啟動改 革。如果象阿國那樣，等經濟衰退時才想到這裡，改革的障礙就難以逾越了。

市場經濟的最根本所在，是產權。說嚴格點，是產權的法治保障。發展中國家最缺乏的是資本投入，尤其 是中長期的投資。如果投資人在甲國的產權得不到法律的強有力保護，則自然傾向於將資金轉投乙地。要吸 引、鼓勵投資，就要健全法制，保護產權。這在今天已經是經濟定律。Menem政府提出了多項改革措施，卻偏 偏忽略了產權。

根據美國權威的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聯合發表的“2002各國經濟自 由指數”，阿根廷在“產權保護”一項大大低於同等經濟水平的國家。該文獻指出，雖然阿國憲法要求司法獨 立，然而法院效率低下，程序煩瑣，且常常受到政治干擾。阿國公民難以依靠法院解決產權糾紛或強制執行合 同。事實上，產權問題不僅僅困擾着阿根廷。根據這項指數所調查的161個國家和地區，只有45個經濟體達到 了對產權的“高”或“較高”的保護程度。難怪世界上國家一大半是窮國。

產權保護不力和政府干預實業的直接結果，就是本國資本外逃。有人估計，阿根廷人存在國外的資金多達 500億美元。這筆錢如果留在國內，阿根廷斷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該指數，在產權保護力度方面，中國香港達到“高”分（1分），台灣達到“較高” （2分），中國大陸仍然是不及格的“低”分（4分），甚至低於阿根廷的“較低”（3分）。

滯後的政治改革和淡薄的公民意識

很多有識之士認為，阿根廷的危機表面上是經濟問題，實質上來自阿國的政治體制，來自一個扭曲的、不 徹底的民主，來自一個失職的知識階層，來自一代不具備公民意識的人民。

根據阿根廷問題專家米勒教授（Jonathan M. Miller），阿國會議員選自各政黨指派候選人，而不是在 各選區獨立競選直接產生。這些議員的政治生涯不是取決於選民的意願，而是來自對該黨領袖的忠誠。他們在 議會中不是依民意投票，而是滿足一黨私利。省長雖是由直選產生，但省財政來自聯邦政府的撥款而不是當地 的稅收。省級官員連任的關鍵，是從“中央”拿到撥款去籠絡自己的票源。在這種畸形的民主制度下，民意難 以上達，傑出的領袖人物很難脫潁而出進入決策階層。

前面提到的阿國各行業工會，同時掌握油水十足、價值逾億的醫療和社會保險。如此的“含金量”使得工 會成為腐敗的溫床，早已不是專一的工人利益代理人。工會在談判桌下面跟資本家狼狽為奸的現象不是稀罕 事。

對於阿國的災難，其知識分子和人民難辭其咎。阿根廷的知識精英未能在市場經濟理論上形成主流。其結 果是，“絕大多數政治家基本不懂宏觀經濟學，不懂得金融和貨幣理論。”這句話出自臨危受命的現任總統 Duhalde。其實這一句也是外行話。即使是美國，政治家（包括布什）們也不懂，只是他們的經濟顧問是專 家，而專家說話有人聽而已。

長期的軍人專制和不成熟的民主使得阿根廷腐敗現象嚴重。至今懸而未決的腐敗案中就有11名參議員接受 工會賄賂事件。而阿根廷政府連年赤字的主要原因，又是產生於另一種改頭換面的腐敗，即不負責任的政客愚 弄不成熟的人民。

阿根廷的民主進程歷盡艱辛。阿國於1853年立憲。其近代民主始於1916年。沒經幾次大選，搖籃中的民主 就在1930年被軍事政變所扼殺，將國家引入混亂的年代，直至庇隆（Juan Peron）崛起。庇隆於1946年當選 總統，1955年又被軍人廢黜。此後近20年政局動盪頻繁。1973年庇隆東山再起，1974年死於任上。庇隆夫人 繼任不過兩年，再次為政變軍人取代。在軍人執政的六、七年間，約有三萬人神秘失蹤。近一百年來，阿根廷 人民就生活在這種民主－專制的輪迴之中，實在是很難培養出健康的公民意識和民主素養。

阿根廷的政客政黨為贏得選舉，信誓旦旦地作出美好的許諾，諸如提供社會福利，提高公務員工資，增加 工作機會，不加稅等等。社會福利需要金錢，這錢從哪裡來呢？要麼來自稅收，要麼來自債券，要麼來自印鈔 機。增加工作機會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員，加重負擔。這樣一來，政府赤字當然直線上升。僅首都布伊諾斯艾 利絲，從1991至1999，政府工作人員從28萬增加到40萬。而且，公務員工資遠超過市場價格，加劇了勞工市場 的扭曲和僵化。

阿根廷人民一方面不斷地要求政府提供社會福利，提供公共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卻普遍逃避公民義務。最 顯著的現象就是，阿根廷人逃稅率估計接近40％。也就是說，只要將逃稅率降低一半，阿根廷政府就可能扭虧 為盈，避免破產。阿國人既然能逃稅，當然就缺乏民主國家中的“納稅人”意識，自然不會關心政府怎樣濫用 稅收。如果政治家花言巧語拍胸脯打保票提高社會福利，那些眾多的“不納稅人”自然樂得去選這種三流政客 去花別人的錢。導致政府開支達到一個近乎荒唐的比例：GDP的1/3。要知道，美國政府花大錢維持一個龐大而 昂貴的軍隊稱霸世界，打一發巡航導彈就是一百萬美元，放一台火星探測器就是一個億。其政府開支也僅占 GDP的1/6多一點，而且美國每次大選，都有強大的呼聲敦促削減政府開支。

阿根廷這麼大的政府開支到那裡去了呢？合乎邏輯的推測是：腐敗。

有一種說法：有什麼樣的人民常常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這話只對了一半。正因為人性是不完美的，健全 的民主制度才是絕對必要的。而阿根廷在經濟改革的同時缺乏配套的政治改革，正是其危機的深層原因。

阿根廷的前景

這不是阿根廷的第一次破產。因此這恐怕很難成為最後一次。如果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則歷史就難免重 復。阿國有很多人，包括“救國政府”總統 Duhalde，都傾向於把失敗歸罪於全球化，歸罪於市場經濟，歸罪 於國際貨幣基金會，歸罪於外國投資（機）者，歸罪於改革。如果 Duhalde 真要兌現他的許諾，再創一百萬 公共就業機會以降低失業率，那可就是真正的飲鳩止渴。不過破產的阿根廷政府恐怕是連這杯毒酒都買不起 了。

阿根廷儘管栽倒在地，但她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工農業基礎設施和生產能力基本無損。外債還不起可 以協商減免。人類文明早已超越了黃世仁逼楊白勞還債的階段。如果阿根廷人能夠正確地吸取教訓，痛定思 痛，堅持並加快政治和經濟改革，建立和完善以產權為軸心的自由市場經濟，應該能夠從塵土中爬起來。鄰國 智利就是榜樣。

問題在於，阿根廷的政治家有沒有政治勇氣告訴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人民，他們必須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完 成未竟的改革事業？種種跡象表面，阿根廷很可能會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倒退。這將阿國人最大的悲哀。

美國權威經濟周刊《Barron》發表社論指出：“阿根廷人或許不願承認，他們更貧困了。但阿根廷的貧困 是目標和意志的貧乏，而不是財富的短缺。幾十年來，他們不斷地推選出領袖人物去剝奪財富的生產者，這些 領袖用竊取的財富自肥並籠絡追隨者。當阿國人改變這個政治行為的時候，他們的煩惱會容易解決得多。”

洛杉嘰時報的評論標題更直接了當：《只有根除腐敗，阿根廷的危機才會結束》。

阿根廷的危機對中國來說，應該是一個寶貴的改革“試點”。我們應該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毋庸置疑，中 國不大可能發生一模一樣的外債危機。中國的外債額與阿根廷相當。但中國的GDP總量是阿國的三倍，外匯存 底高出阿國十倍。因此，中國在可見的將來不至於落到還不起洋人貸款的地步。也就是說，中國如果要加大改 革力度，時機還不算晚。

必須認識到，阿根廷的很多深層危機都能在中國找到影子。中國跟阿國一樣面臨深化經濟改革，探索政治 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同樣遇到產權瓶頸。阿根廷面臨的腐敗問題，在中國人心中也是深深 的憂慮。

中國的銀行不良貸款額偏高，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效益低下，同時，中國人口壓力和資源短缺遠甚於阿根 廷。阿根廷的知識分子枉為精英，人民沒有盡到公民責任。那中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