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陳小雅（3）：邊區大生產包括種鴉片？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27日15:54:2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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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多種史料來看，陝甘寧邊區種鴉片應該是確有其事，史學界對此爭論的焦點是：這些罌粟是過去遺留下來、中共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尚未來得及全部根除的，還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為？不管是哪一種，都得承認，鴉片在邊區財政中占了重要地位
◆陳小雅／高伐林 老高註：受《新史記》雜誌委託對陳小雅所作的專訪，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重新核對了一些數字和引文，晚到今天才刊出。 （續前）邊區大生產，包括種鴉片？ 高：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中共的軍隊和地方政權有了中央政府的撥款，應該緩一口氣了？ 陳：據楊尚昆回憶，抗戰初期，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時，國民政府按四至五萬人的編制撥發經費，三年後，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經費卻分文沒有增加，連外來的援助也常被扣發。就說陝甘寧邊區吧，只有140多萬人口，要供給七萬脫離生產的幹部和戰士，養活一個政權，就顯得魚大池小了，因此，經濟非常緊張。加之1940年入夏以後，水災、旱災、風災和雹災並發，60萬災民生活沒有著落；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加緊“限制異黨活動”，竟停發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經費，又命令胡宗南對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糧食、棉布進入邊區。以致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窩”的地步。 1941年，邊區政府向當地老百姓徵收了20萬擔公糧，另外還派運“公鹽”六萬馱，老百姓怨聲載道。時逢天上打雷，劈死了陝北的一個縣長，有老百姓說：“老天打雷，怎麼沒把毛澤東給劈了？！”毛澤東方才意識到“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危險。 為了解決困難，朱德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每一個單位都要有一點家務這一思想。任弼時則提出了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開荒，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等等主張。此後開展了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大生產”自救運動。這一運動的結果，使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實現了60％的自給。 在此同時，中共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外銷邊區的土特產，換取法幣和美元，採辦根據地不能生產的電訊器材、醫藥用品等。中共在香港的“華潤公司”，就是那時建立起來的“黨產”；華東區則建立了“五豐商行”；北平也另有經營。 據說，邱會作的回憶錄說到延安的生產，還有種鴉片一項。我感到難以置信，但相信販賣鴉片的事情是存在的。 高：非常贊同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學者的嚴謹！ 我看過若干資料提到陝甘寧邊區的鴉片生產。 張戎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中就說：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毛擔心蘇聯不能繼續資助他，找了個新的收入來源：種鴉片。幾個星期不到，延安就買了大量鴉片種子。次年，大規模的種植鴉片開始。 在小範圍內，毛把此舉稱為“革命的鴉片戰爭”。在延安，知情的人們含蓄地說著“特貨”。中共掌權後，這件事在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問師哲時，他先說：“這個東西傳出去，對我們共產黨很不利的。”接著承認說：“是有這個事情。”“鴉片周圍種了很多糧食，是高粱，鴉片種在中間。”1942年8月，在延安的一個蘇聯人打麻將時直截了當地問毛，共產黨人怎麼可能“公然種鴉片”？毛不吭聲，鄧發替他回答：鴉片能賺錢，“有錢我們就能打國民黨！”西安報紙上有一個很詳細的調查報告，指出陝甘寧邊區那年種鴉片的地有三萬英畝。 這家“西安報紙”提出的“三萬英畝”這個數字，我覺得不可信。一英畝等於6.075畝，三萬英畝，相當於18萬多畝，陝甘寧邊區一共有多大？一共有多少可耕地？ 但是，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中共元老《謝覺哉日記》等大量史料中，都提到過這件事。一位老人，國軍高級將領的兒子，也曾告訴我，他的親戚親眼看見邊區的罌粟田。  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生產。但近年有人披露，南泥灣實際上也種了罌粟。 看來，邊區疆域內種鴉片，應該是確有其事，史學界對此爭論的焦點是：到底這些罌粟，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中共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尚未來得及全部根除（因為必須給種罌粟的農民找到新的生計），還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為？不管是哪一種，曾擔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邊區中央局副書記、邊區政府秘書長、副議長的謝覺哉，在《謝覺哉日記》中說：“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夠支用。”（1944年1月18日）“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1944年4月9日）足見其在邊區財政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我得知侯天嵐著《陝甘寧邊區財政史》2010年在美國紐約的柯捷出版社出版了，書中對這個問題有專門調研，不過我還沒有讀到。在這裡提出來，有待進一步探究。（據知，“陝甘寧邊區財政史”被列入國家研究項目，後來因涉及邊區種鴉片等敏感問題，而被中途叫停，也沒有出書。作者將其調研成果在海外出版。——高注） “革命黨”是如何變成“反動派”的？ 高：談到蘇聯和共產國際資助中共，我想，不能忽視，蘇聯當時的主要資助對象，其實是國民黨。國民黨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得到的蘇俄資助，遠不是中共能望其項背的。 陳：是的。過去我對蘇聯資助蔣介石北伐沒有概念，後來看張戎的書，知道前期的資金主要靠蘇聯。那麼，蔣介石為什麼要發動“4·12”呢？他就不怕得罪蘇聯人嗎？我推論，當時一定是“資金鍊”發生了斷裂，所以，蔣介石才投靠了江浙財團。斷裂的原因，一是共產國際資金接濟不上；一是中共在北伐途中一路“打土豪”，激怒了原先用資金支持革命統一戰爭的紳商階層。另一種意見認為，國民黨的這次轉軌，主要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爭權，而當時，國民黨的財政大權在汪手裡，宋子文還聽命於武漢，逼得蔣介石不得不與上海的大買辦作交易，最終投降於帝國主義。 據宋鴻兵先生統計，從1924到1927年，三年時間裡，國民黨在蘇聯人手裡得到了3000萬金盧布（相當於2700萬銀元），但在江浙財團手裡僅1927年4月到5月兩個月，就融資4000萬銀元。這個數字很說明問題。 高：國民黨武漢政府在1927年7月15日“分共”前夕，斯大林仍擬用金錢拉住國共合作的破裂。6月27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等寫信：“需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到500萬是值得的。”（引文見朱洪《百年潮》） 陳：國民黨原來也是一個“革命黨”，上海工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三次武裝起義”，還用了國民黨資助的5000元。他後來變得橫徵暴斂、如狼似虎，這有一個背景，中共在這個時候搞“紅色割據”，“國家統一”的大業半途而廢，客觀上為內戰創造了理由。大家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錢，拼的就是老百姓的命。因此，國共分裂，是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把政治問題變為法制問題 高：從歷史說回今天，當下黨國不分，中共的官員都是公務員，都由國庫開支，也就是說，中共的一切活動，費用都由全國納稅人承擔。 陳：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說：“經營黨產，那時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考慮，就是全國勝利後，共產黨就不領國家的錢，自己吃自己的。進北平前，要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任弼時同志和朱老總提出一個問題：你共產黨不用國家的錢，其他那麼多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受到大家的重視。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會議討論中明確作了結論：對待民主人士是個重要問題，我們應該公開地坦誠地和他們合作，統統吃國家的。黨產的問題，以不搞為好，有飯大家吃……” 任弼時當時提出的問題，不能說沒有道理。一個政黨，沒有自己的財政，怎麼可能有“獨立性”？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如果利用手中大權進行商貿活動，必然會產生特權，孳生腐敗。但這些，本也是可以通過立法和監督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毛澤東的一句話——“有飯大家吃”，則把一個法治問題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從而也為“把國民財富變為黨的財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敞開了大門。 高：明年又要開黨代會了。多年前我曾經在一些類似的全國性會議當過工作人員，那時我們就私下議論過：這得花多少錢啊，花這些錢要達到什麼效果、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呢？  中共開一次黨代會，耗資鉅大。 陳：本來，如果中國真有法制，中共用錢，應該事先造預算，也應該經過人大批准，當用的、不當用的，應有個公開的聽證過程。但現在一次黨代會有多少人參加？開多少天？一次用掉多少錢？黨的工作者工資、醫療、住宅等等福利從哪裡來？……更奇怪的是，不久前我收到一個短信，說中央要花一個億，組織黨的局級幹部來一次“重走長征路”。這樣的動議，不知道經過什麼必要性論證？一個億又準備從哪裡出？我想，國庫是沒有這個義務開支的。 高：這種黨國不分的狀況如何解決呢？ 陳：如何解決，那當然是糾正毛的錯誤決定，回到中共最初的設想。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反腐問題。並把腐敗問題還原為“法制問題”，與政治問題脫鈎，社會穩定才是可以指望的。 （2011年3～4月） 近期文章： 專訪陳小雅（1）：黨史上有隻看不見的手 專訪陳小雅（2）：長征目的地為何變來變去 發現一個新的女兒（附女兒回憶文章：穿T恤的繆斯） 專訪許志永：他為“非紅頂商人”孫大午當辯護律師 劉道玉入圍候選“首屆中國貢獻者” 專訪辛子陵（1）：黨過生日不是毛澤東做壽 專訪辛子陵（2）：黨史的光明面不是毛澤東 專訪辛子陵（3）：盼習近平率黨走出毛陰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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