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說，我對擁共派常有一種憐憫感，對倒共派常有一種憤怒感。這種感覺早就有了，但從來沒去想原因，直到前天話出了口，才去琢磨是怎麼回事。

前段見張三一言先生批我，說我這人惟我獨尊，毫無寬容精神。民運人士批了我的逆鱗，我就跳到雲天外，把人家罵成偽民運。據說這就是我發動“掃蕩”的原因。其實資深網民大概都知道不是這麼回事。

老實說，我挨（親）民運人士的罵，無論從劑量上、頻度上，還是持續時間上來說，都跟挨擁共派和愛國志士的罵沒法比。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機期間不必說，我退到《說道》後，以聊天談風月為主，談國事為輔，還有大批擁共或愛國鬥士打上門來問罪，不絕於途。汗青先生甚至寫了篇“以身飼虎”，以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慨立下遺囑，說他這遭去惹蘆笛，就是去作大蟲飼料了。不料他肉身送了上來，我卻退避三舍，毫無加人先生咬屁股的豪情勝慨，讓他一拳打在空處，幾乎閃脫了臂關節。

汗青、南鄉子、菜園子張青輩是遊俠，憨子、非蘆迷、牧童輩則是長駐，特別是憨子最有意思。他自己開了個罈子，卻跑到《說道》來安家落戶，天天如中風魔地看蘆文，在幾乎每個帖子後面跟帖辱罵我。但我一直沒跟他計較，反倒還挺喜歡此人的性格，最後還是成功地巴結上了他。

比起來，（親）民運人士討蘆算是小菜一碟了，那我還為什麼專門跟他們吵，直到最後發動“掃蕩”呢？

這原因其實很簡單。說句難聽的，在我看來，擁共派和倒共派的區別是真小人和偽君子的區別。更準確地說，前者是被愚弄的，後者是愚弄人的，所以同樣是攻擊，來自後者的當然就要引發比前者更強烈的情緒反應。

這話說得難聽，不幸事實就是如此。

愚以為，無論是宗教還是科學，都是人類應用智力對客觀世界的解釋。因為人類認識能力有限，所以兩者建立的前提都是公設。宗教和科學的差別，是前者否認這一點，而後者不但承認這一點，而且允許甚至鼓勵人們去質疑各種理論體系的建立假設，而推翻那假設就導致了科學理論的革命，如相對論質疑牛頓力學的時間絕對均勻的參考系，在三維空間中加了個時間坐標，把牛頓力學化成了一種特例，而非歐幾何（羅巴切夫斯基幾何、黎曼幾何等）改變了歐氏幾何的公設，變成了嶄新的數學體系。宗教和科學的這個區別，導致了前者的不包容性，誰想對教義作出新解釋就會被革出教門。而科學界則從無此種現象，不但沒有不同教門，也沒有什麼同門不同派。

這說的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科學則與它大不相同。１９世紀西方學者的通病，是用自然科學來類推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出台的。其實在我看來，政治科學裡根本就沒有什麼公理、定律一類的玩意，有的只是假設，而被普遍接受的假設成了共識，就被許多人冠以“真理”、“歷史潮流”、“客觀規律”等好聽的名稱，以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

其實事情根本沒有那麼簡單。例如，許多民運人士堅持說，民主社會是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我看這條至少在中東不成立。迄今為止，老蘆還沒見到中東有過什麼民主思潮，民主革命就更不用說了。依愚見，再過一萬年那些地方也不會變成民主國家。但無論民主派還是擁共派都見不及此，雙方都堅定地認為自己信仰的是真理，於是就把政治理論變成了一種類似宗教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所謂民主派和愛國派（含擁共派）之爭，其實是一種宗教戰爭，差別只在一個原初公設上。民主派認為，個人是第一位的，國家是第二位的。人民建立國家的目的，是讓後者來為人民服務，為此必須定出種種措施，來限制政府權力並防止官員濫用權力。而愛國派則相反，認為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比起來微不足道，可以犧牲。這就是從共產主義到法西斯主義等形形色色獨裁學說的理論基礎。

從信仰來說，老蘆信的是“民主教”。因此，我和異教徒毫無共同語言，自然也就不會去和人家爭吵，正如一個基督徒不會去和穆斯林吵架似的。記得過去有位lian先生在網上為老毛建神壇，理由就是老毛使中國變成了個強大國家。您說我和這種人有什麼共同語言，怎麼可能吵得起來？要去和他爭論，就如同進化論者想去說服創造論者萬物包括人類都不是上帝創造的那樣徒勞無功。

但這不是說我放棄了宣傳自己主張的權利。我想，一個理想的中文論壇，應該是個“東安市場”，裡面有各種攤販在那兒和平競爭，靠產品質量以及出色的推銷藝術，而不是靠踢人家的攤子，去兜售自己的貨。

這不僅是個策略問題，更是個原則問題。它其實是檢驗教徒們信的究竟是共教還是民主學說的試金石。前面已經說過，民主學說的公設是個人主義，整個體系都是在尊重個人這個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既然如此，你就得尊重一切人包括反對派的信仰自由，只能靠鼓吹自己的信仰來爭取群眾，讓自己的信仰變成大多數人的共識，決不能強暴他人自由意志，使用文化戰爭的方式來強行布道。再說，你這麼做，本身就是否認民主學說是一種科學，不能採用學術討論的方式來取得共識，只能用十字軍聖戰的方式去武力傳教。

所謂“文化戰爭”（或曰“文化革命”）是我黨的發明，在３０年代以魯迅為主將，在文革中達到高潮，至今在海外中文網上由擁、倒共兩派如火如荼地進行着。這“文化戰爭”的實質，是把一切涉及到政治的爭論都看成是你死我活的兩個階級的大搏鬥，將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化身，對方是黑暗勢力的代表，必須用一切手段，包括辱罵、嘲笑、人身攻擊等等予以毀滅性打擊，靠自己的神勇來掃蕩一切反對者，直到占領整個“輿論陣地”，使罈子裡只有一種聲音。這裡沒有“雙贏”和“雙活”一說。

對於共教信徒來說，人家上壇來就是這麼個目的。對他們來說，發動文化戰爭，擊敗、摧垮、壓服、罵跑論敵是真小人的行為，因為人家自己的教義里就沒有尊重人權這一條。你可以反對他們這種行為，但你至少不能說人家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而且，在我看來，這些人其實是被愚弄的受害人。從人類的生物性來說，每個人骨子裡其實都是個人主義者，擁共派也不例外。他們的誤區，是“甚荒唐，反認他鄉是故鄉”，狂熱地捍衛統治者，卻以為是在捍衛自己的利益，值得憐憫而不是憎惡。

不幸的是，許多民運人士及其同情者上網來也是來搞這一套的，而這就令人難以容忍了，因為這是他們對自己鼓吹的那套教義的活生生的背叛。過去的例子我就不說了，這裡光舉最近的兩例。

第一例是在《說道》上看見的。我發動“掃蕩”後（這裡再說一遍，“掃蕩”一詞是我沿用老馬的舊說法，準確意思我已經在《掃蕩》文中作了詳細界定和解釋，請批判者不要借題發揮），安魂曲先生在《說道》上拉住天一黑先生問：蘆笛要掃蕩民運，你同意不同意？（非原話，請參考原帖）我看了不禁想起我黨在歷次殘民運動中逼所有的人一一表態、人人過關的故伎來。妙是妙在天一黑先生的答覆。記得他說，不管什麼事，打假總是重要的（非原話，請參考原帖），讓我大笑出聲，覺得“掃蕩偽民運”的提法不如改為“政治打假”要準確得多。

很明顯，在安先生頭腦中，這“掃蕩”與“反掃蕩”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不可能有什麼雙贏的結局。因此，一切民主派都應該投身到這這場兩種命運的決戰中來。所有的人都得在這場戰爭中明確表態，選擇陣營，如同偉大領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號召的那樣。

另一個近例則是高寒先生的“迎擊蘆笛的挑戰”。在高先生眼中，我那“掃蕩”文就是要誅滅一切民運人士，所以必須“迎擊”之。這“迎擊”的方式是和我“辯論”。而這辯論也者，不是什麼互相啟發、互相受益的建設性的學術討論，而是以他當年擊敗老馬的天下無雙的神勇，來摧枯拉朽地掃除我那些“慘不忍睹”的“陳穀子爛芝麻”。至於那些陳穀子爛芝麻中是否有點對民主事業有所啟迪的東西，那大概是從來不會在他頭腦中閃過一剎那的。他念茲在茲的大事，大概是如何布下陷阱，安下絆馬索，使老蘆這蘆盪之蛙如我那“小馬弟”般“馬失前蹄”，在天下人面前大大地丟一回臉。

如所周知，戰爭一般是只求打贏，不擇手段的，而這就是偽民運人士和同情者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原因。偽民運人士之所以假，假就假在他們沿襲毛共“文化戰爭”的思路，而這就是導致這些人墮落的最根本原因。用“文化戰爭”說可以解釋中文網上所有烏煙瘴氣的怪現狀。

因為把論壇辯論看作是文化戰爭，把論敵literally 地看成不共戴天的敵人，戰士們最關心的自然是用一切手段搞臭論敵。我過去呼籲過無數次，請批判我的人不要去鑽研我這個人的動機、人格、身份和別的毫不相干的名堂，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思想、觀點、思路和論證之上，但這話說了毫無用處。爭論雙方大多數人其實是來“打老蔣，保家鄉”的。你天真到要和人家開展觀點討論、思想交鋒，又如何不碰壁？

這種“民主文化戰爭”不僅是對民主原則的赤裸裸的背叛，而且是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巨大破壞，它不但不能取得“民主戰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民主打手”）們預期的勝利，反而只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讓大量的中立觀眾對民主起了憎惡之心，把他們趕到獨裁者那邊去。

因此，搞文化戰爭，用廣東話來說，其實是“不識做”，低估了中國人民的知識水平，想用過時的毛共手段來“解放”比他們先進的中國人民。這裡我和老邑在網上打的交道或許可以給他個啟示。我和老邑化敵為友的契機，始於他的一個跟帖。那時正值台海危機，我在《大家》，每貼一文，幾乎都要遭到他的批判。開頭我很惱火，但後來見到他的一個跟帖，態度就起了變化。記得那帖子說：蘆笛最讓我反感的是，他上壇來不是來和大家討論的，而是來宣傳他的想法的，云云。就這麼寥寥幾句話，卻讓我感受到了極大震撼。我想了很久，發現他說的一點不錯，我就是在強行推銷自己的信念，而這其實是毛共的遺毒，只會引起現代人的反感。就從那時起，我特別注意署名“邑水寒”的文章，發現這位資深“共奴”其實根本不是可以用反共臉譜文化歸類的那種人。他和我的共識並不多，但互相辯難的結果是雙方都受益了（至少在我這方是如此）。為什麼熱衷於文化戰爭的偽民運人士及其同情者就不能有我這種覺悟呢？

我早就說過，現代小青年不是毛共發動革命時依靠的那些無知農民。人家受過良好教育，懂外語，有比較完備的世界知識和現代知識，受過良好的思維訓練，唯一的缺憾是讓我黨蒙住了雙眼，封閉了大腦，用黨思維代替了他們個人的思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作的事只是介紹事實以及自己的思路和觀點，讓人家去判斷有無道理。不此之圖，卻去師法毛共故智，以為網人是３０、４０年代的愚昧農民，用文化戰爭去打擊論敵，咄咄逼人地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最後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的確，用和平兜售自己的主張的方法宣傳民主，是在今日中國推進民主事業的唯一途經。它不但尊重了他人的神聖選擇自由，而且在現實上也是可行的。老邑（人家也是國內的年輕人，我稱之為“老”是尊重他）說過，“現實主義優於理想主義”，這話讓我想了很久，無法確定是否正確，最後出塵公子的轉變終於使我同意了這一命題。現在的年輕人都是個人主義者。我當初只看到了人家自私自利的那一面，嚇得寫出了《誰是最可怕的人》，以為中國只有墮入魔鬼道一條路了。來到奸壇後和出塵公子對話後，我才發現，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在我眼中為“墮落”者，恐怕是一種社會進步也未可知。

此中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我一開頭說的，民主理論的公設就是個人主義。傳統中國社會從來反對個人主義，而這就是中國民主如此難產的原因。如今大多數國民都成了個人主義者，這應該說是為國民最終接受民主觀念鋪下了精神上的基石，也應該是出塵公子如此迅速地從“賊”變“奸”的原因。由於個人主義的空前普及，當國人最後認識到“愛國”並不等於維護自己利益，而民主制度才是保障個人利益的比較合理的制度之時，在中國和平實現民主也就有了現實依據。因此，民主打手們與其揠苗助長，去發動那無聊至極、只能造成破壞、絲毫沒有建設意義的文化戰爭，不如去和“待解放”的國內小青年們對話，從人家那兒接受點現代知識的再教育。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３日首次貼出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５日略作刪節重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