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政府

何碧

與新認識的朋友聊天，我常常提起中西風俗的不同來打破最初的沉悶。我告訴他們，中國的舊風俗常與西方相反。例如，見面時跟自己而不是跟對方握手；喝熱茶而不是冷飲解暑；名人祖先的名字萬萬提不得；白衣是孝子而非新娘穿的；寫字從右到左，地址從大到小；姓前名後；……等等，對方總是驚奇地連說有趣。偶然也會碰上個把洋阿Ｑ，嘴裡不說，卻露出幾分鄙夷，一如未莊的人見不得城裡的人叫條凳為長凳、將蔥切成蔥花而非蔥條似的。身居異域，處處要顧及祖國尊嚴，髒襯衣還是儘可能拿回家去洗。所以，只有對一二知交我才言無不盡，把中國的“奇風異俗”講完。有一次我告訴好友瑪麗，過去中國人復仇，不是手刃對方，而是去吊死在仇敵的門口，可她根本就沒法明白此中玄機，我也只好一笑而罷。畢竟華洋有別，要讓她明白中華文化的博大精微之處，不自暴家醜大概是不可能的。

問題是這種家醜似乎無處不在。內人曾一度有意將《聊齋志異》翻譯改編為兒童文學混兩個錢花，打開看看只索作罷：裡面的風流士子一個個都是急色兒，一見美人立即動手動腳地“挑之”，接着就抱着“求歡”，多數是慣於性騷擾的流氓，有的簡直是強姦犯，而這醜惡不僅與禮教倫常並行不悖，還能以優美的文字包裝得出奇的精緻；《黑鬼》等篇反映的清初對外界的無知，令人難以置信；但最讓人觸目驚心的，還是官府的腐敗與黑暗，一有人命官司，左鄰右舍便立即被捉將官里去追比拷打，不到瘐死獄中或傾家蕩產不罷休。這暗無天日的吏治不能不讓你佩服祖先的精明：自掛仇家門的老辣惡毒，豈是同歸於盡的血氣之勇可以望其項背的？

由此想到，所謂“夷夏大防”，大概還是政府最起勁，老百姓有多少髒襯衣要藏呢？用句老話來說，無產階級只有一條鐵項練，襯衣是無從談起的。這便是“可用夏變夷，不可用夷變夏”的由來，一旦變了，政府豈非自絕生計，斷了滾滾財源？咱們的特殊國情里有一條，叫做“魚肉鄉民”，這裡的用字實在妥貼，它既說明了政府與人民是“刀俎”與“魚肉”的關係，又指出了政府“出有車，食有魚”的來源。元人雜劇里有一個“昏”官，見人告狀即對之叩頭，呼之為衣食父母，貌似可笑，其實不過是“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而已。

不過，是否魚肉鄉民並不是鑑定政府的標準，因為凡中國政府莫不如此。我們的標準其實要低得多，那就是凡不會做事、只知享福（當然不要像隋煬帝那麼出格）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凡是“勵精圖治”“大有作為”的政府就勢必塗炭生靈。

祖傳的政治學理論，只有儒、道、法三家。儒家以禮教治天下，注重意識形態洗腦，讓社會各階級嚴守本分、自我約束；法家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確保君主役使臣民如臂使手；道家講究無為而治，不生事擾民，說明白些就是政府只管享它自己的福，最好什麼事也別干別管，少來管老百姓的閒事。這在老百姓一方，無非是“蝕財免災”的意思，魚肉供養是小事，隔三差五的倒騰實在受不住。道家的政治理論，不僅反映了先賢們的高度智慧，而且凝聚了千百年來多少百姓的血淚！在缺乏科學的民主決策機制下，與其毫無根據、雄心勃勃地去幹大事，不如不幹事，零總比負數大，這是起碼的常識，但又何等睿智！

悲劇在於太多的政府都耐不住寂寞，想有一番作為，而且大凡人君，沒有一個不深信自己的偉大戰略決策的英明，於是除了“文景之治”那一段短短的時期，道家的政治學理論就從來也不曾占過上風。秦始皇不必說，即使在黃老之學盛行的漢朝，自“鹽鐵論”一興，中國便從此沒有了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哪怕是隋煬帝也要去征遼東、挖運河。要是他象明武宗那樣只在深宮中胡調，也不至於弄到國破家亡，成了歷史上有數的昏君。

到了近代，這“有為之治”更是登峰造極、史無前例。毛主席他老人家雖對現代科學一竅不通，但於國學無所不窺，卻偏偏忘了老子的“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教導，將中國這條魚放在“清水裡煮三次，鹽水裡煮三次，鹼水裡煮三次”，煎炸爆烤，九蒸九曬，如煉九轉還丹一般炮製，生生弄得只剩一把刺。歷史上從無任何君王如此雄心勃勃，“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立志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煉出一億噸鋼，放兩萬斤重的衛星，“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建萬世不拔之偉業；歷史上也從無任何政府關心人民如此無微不至：大到耕地須翻多深，插秧須栽多密，小到褲腳當是幾寸，鬢腳應留幾分，乃至何時可以懷孕，何時恩准分娩……，只差房事的頻度未曾納入國家的統籌規劃，實行“全國一盤棋”；歷史上更無任何皇帝如此關心他身後國家的命運，為了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為了培養鍛煉成千上萬的革命接班人，不惜把偌大中國變成一部永動絞肉機，化作全面內戰的修羅場……。立志不可謂不高，動機不可謂不純，魄力不可謂不足。唯其如此，這一切努力在那種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越是急於“對世界有較大的貢獻”，就越弄得中國一貧如洗，瀕於被“開除球籍”；越想解放、關懷、指導人民，就越陷人民於水深火熱，萬劫不復；越要確保江山不變色，防止“右派政變”，就越是人亡政息，屍骨未寒就“夥伴們演出了逼宮戲”，愛妻賢侄統統成了階下囚，不僅“鐵打的江山”迅即變色，連家小都未能保全兩個月……。偉大領袖的王霸偉業，於今剩下的，除了萬邦騰笑的“除四害”、“土高爐”那些千古笑料外，就是加在人民身上的空前絕後的重重捆綁，讓後毛政權為了略略“鬆綁”而殫精竭慮，焦頭爛額。

這捆綁也實在有效。一部中國歷史，似乎就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反證，處處證明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歷朝歷代的政府似乎下定決心，前仆後繼，要把生產力的發展捆死，而且確實成功地把中國社會化作了活化石。要知道捆綁的威力，只須看看海外的、特別是東南亞的華人有多成功即可。改革開放十多年，政府的“為人民切切實實地辦的幾件實事”，無非是取消了他老人家的先前的“幾件實事”，去掉了人民公社、絕對公有制那兩條繩索。以道家的大智慧，將負數化為零，“無為而無不為”。雖然這個政權仍然擺脫不了對繩索的由衷喜愛，但人民“戴着腳鐐跳舞”，仍然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經濟奇蹟。由此可知，幾千年來中國其實一直是一匹神駿，被各式各樣的政府用各種各樣的韁繩牢牢地拴在原地。龔自珍曾將中國比為“病梅館”，在我看來比作“小腳院”似乎更為貼切。

中國人有足夠的聰明才智自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要是沒有政府的捆綁，要富強又有何難！要稱雄世界，根本不勞政府操心，我們需要的，只不過是最起碼的一點點自由而已。在現階段，西方那種“為人民服務”的民主政府並不適合中國國情。較為現實的，是幫助政府完成從“極權政體”到“開明專制政體”的轉變，逐漸達到晚清時快要成功的“虛君共和”。刻下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嚴守“崗位責任”，亦即做官當老爺，收收賄賂，搞搞官倒，放權讓利，千萬不要做事，尤其不可做大事，更搞不得“三峽工程”那種勞民傷財、坑害子孫萬代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