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天子腳下的“國王”

一九一九年，彭真十七歲時辭別母親到山西省會太原讀中學，不久即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赤色宣傳，踏上了崇尚暴力革命的不歸路。

彭真年輕時分別在山西和北京從事工運和學運煽動工作，並因此坐過國民黨的五年監獄。當時，中共內部發生爭權內鬨，彭真身份暴露被捕。案件移送法院後，照司法程序審訊，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期同參與一九八九年學運的王軍濤、陳子明一樣，而且也同後來的王軍濤、陳子明一樣，曾在監獄裡進行過絕食抗爭。後來，因為監獄認為他已有悔意，故於一九三五年提前釋放。

出獄後，彭真到劉少奇組建的中共北方局工作，一九四二年出任組織部長。自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始，彭真就躋身於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當時陳雲祗是他的副手。

一九四五年，為了預防不測，毛澤東、周恩來在去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時，中共中央曾安排彭真與陳云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考慮的是萬一毛、周出事，他們二人便同劉少奇、朱德、任弼時三位書記組織成新的領導核心。由此也顯示彭真在中共政壇中的地位之顯要。

據有關史料記載，彭與劉少奇私交甚密，早在一九二八年，曾與劉少奇同居的林伯渠之女林舫英移情他人，劉少奇為此苦惱萬分，幾至自殺。彭真曾為此對林施以壓力，從中調解，迫使林氏與劉少奇“破鏡重圓”。所以，劉少奇掌權時一直對彭真委以重任，一九四三年推薦他取代陳雲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中共建政後，劉少奇又推舉彭真出任北京市市長。所以“文革”初期，毛澤束為了達到打倒劉少奇的目的，必須先拔掉彭真這顆釘子，故指責彭真把北京市搞成了“針揮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當時，彭真在中共黨內排名第八，前面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但事實上陳雲與朱德一個是沒有實力，一個是沒有實權，所以他從實權和實力角度講，可以說是位居第六，不但在整個北京城一手遮天，將皇城的黨、政、軍、司法等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而且對於全國範圍的黨務、政法、文宣、統戰、外交等多方面工作，他也是時時都要過問二三。

“文革”前，中共內部曾有一個內定的接班計劃：劉少奇接黨主席的班，鄧小平接總理的班，彭真接總書記的班。

彭真能力強，人緣廣，敢於也善於結黨拉幫，而且他性格倔強，講話霸氣十足。據說“文革”前他是唯一敢罵江青的中共領導人，甚至膽敢下令拒絕發表毛澤東愛將姚文元的文章。

“文革”初期，彭被委任為中央文革五人小組組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提綱》，文中到“不要以勢壓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把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區分開來等內容，為毛澤東所無法容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彭真所擔任的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兩職均被免去。十二月四日，北京紅衛兵拘押彭真，並且對他三度進行公開批鬥。至此，彭真銷聲匿跡了十幾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初始獲得“解放”，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及中央政法委室日記。一九八八年，完全離休。彭真勢力陣容龐大

一九七八年彭真從“文革”中的流放地陝西回到北京，當時竟有二百多名中共副部長級以上的權貴到機場迎接。楊尚昆一鄧小平回到北京時絕對沒有如此風光，由此也可以見出彭真宜一人在中共高層中勢力之龐大。

彭真能在中共黨中結“黨”，而且頗為眾多同級和下級官員擁戴。他自稱“堅定的馬列主義者”，身上卻有着濃厚的“青紅幫”頭子的習氣。在維護同部下的關係方面，他從來是不講所謂“黨的原則”的。當年北平城被中共接管前夜，彭真手下一個叫鮑克的人曾經追求一個青年女學生。當這個女青年對他的追求表示不屑一顧時，他竟亮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這個女孩子：你不要看我現在這樣一個不起眼的窮酸相，我可是中共地下黨的西城區委書記。北京城沒有幾天就是共產黨的天下了，到那時你想想我會是什麼地位，什麼形像？

女青年聽了這話半信半疑地回家同在國民黨軍警機構里供職的哥哥商量，沒想哥哥立刻將此事密報當時的北平國民黨黨部，鮑克隨之鋃鐺入獄。在審訊過程中，鮑克開始死不招供。但後來對方施以重刑，他這才支持不住，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北平西城區委的全部地下黨名單。於是，中共整個西城區委被徹底摧毀，損失慘重。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鮑克事件”。

中共占領北平後，鮑克被從國民黨的監獄直接轉入共產黨的監獄，在彭真的干預下才沒有被以叛徒罪名判死刑。因為鮑克自三十年代即跟隨彭真出生入死，頗得彭真賞識，兩人私交甚篤，所以彭真對他也不忘舊交，不但利用職權多加關照，而且還幾次親自去監獄看他。“文革”中此事自然是彭真“招降納叛”的重要罪狀之一。

彭真由於在中共建政前是劉少奇在北方局的主要助手，所以一直與一批後來成為中共高幹的人關係密切。他們中許多當年就是彭真的直屬部下。

另外，彭真在主政中共全國人大期間，又把整個全國人大常委的常設領導機構搞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彭家黨”，大批老北京市委的人被他安插到裡面的各個部門分兵把口，而且長期維持着這樣的局面。

當然，長期以來陸續被彭真所器重的人里，官居高位以後也有被“和平演變”成自由化分子”的，比如李昌。但是，由於中共作為一個幫會組織的不成文的幫規，彭真這樣的龍頭大哥往往具有無形的權威，難以被輕易反叛。

彭真在被毛澤東打下台之前，曾邀請自己的心腹在家中聚會，一見面彭真即意味深長地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似乎是意識到了毛澤東對他前途的威脅。但儘管他有很多意氣相投的朋友，卻無一人能夠幫助他挽救“獨立王國”被毛澤東一舉摧毀的結局。

好在彭真人的承受力很強，終於經受住了毛澤東那場運動的所謂“大風大浪”。十多年的時間裡，無論是被關押在北京的監獄，還是被流放陝西，他都堅持天天跑步鍛練身體。仗着比毛澤東小九歲的年齡優勢，他在逆境中暗暗發誓：就是再苦熬也要掙扎到“紅太陽”落山的那一天。鄧小平二次出山時，彭真仍不為毛澤東所原諒，繼續在陝西流放。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後，一位高乾子弟前去看望他時，見他竟在住地養了一池子黃河鯉魚，而且每天都要樂此不疲地操着鋤頭耕地開荒。當拜訪者告訴他，鄧小平已經再次被打倒，並表示對政治局勢憂慮時，彭真淡然一笑，祗說了一個字：“等！”

這位高乾子弟辭別彭真，又到其他地方拜望一些同彭真一樣被毛澤東打入冷宮的老幹部，發現他們一個個不是破口大罵就是仰天長嘆，完全不像彭真那樣沉得住氣。

退位後仍不甘寂寞

北京政界人士認為，彭真的另一政治資源是他的政治思想觀念，引起一批中共元老和極左派分子的共鳴，因而成為中共僵化派的首領。

他是一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倒胡的關鍵人物．！一九八八年開始他又布置搜集改革開放中的種種問題，集成“趙紫陽的八大罪狀”上書鄧小平，使得中共反趙之風甚囂塵上。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共文民日藝頭版，刊登了一條十分奇特的消息。在中共黨、政、軍，甚至人大、政協、顧問委員會中都沒有任何職務的彭真，僅僅以“彭真同志”的名義即能邀請全國人大的非黨副委員長談話，傳達黨中央最新指示和決策，可見其權勢並未因為辭去表面職務而見衰。

辭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職務後，彭真雖然祗掛了個杯安精神研究會名譽會長之銜，但他照舊以領導人的身份視察大江南北，到處指手劃腳。幾年來，他南到廣東、福建，北到黑龍江，西到新疆，東到上海，竟先後跑了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

曾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說：彭真在中共八老中雖然年齡最大，身體卻是出奇地好，說話聲音宏亮，中氣十足，而且思路清晰。他所到之處，地方黨、政、軍官員們往往十分緊張，因為他們都要籍改革開放之機發展地方勢力，而這位鄧小平似乎都難以斗嬴的彭真，又唯恐這種改革會削弱了共產黨的中央集權。是故，地方官員們在給他匯報工作時個個都是膽顫心驚。

饑荒時為養生仍存百斤黃豆

中共超級元老中，彭真年齡最大但卻生命力最顯旺盛，且生存欲最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進城掌權時代，他從來都不忘養身之道。

最典型的例子是六十年代初大陸大饑荒時，他居然在家裡存留了幾百斤黃豆，因為他由口認為黃豆這東西對身體最有好處。他一直保持着山西農村的飲食習慣，而且不抽煙、不嗜酒，也是因為自信寡慾心加粗茶淡飯最有利於長壽。

彭真的身體狀況一直比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王震、宋任窮等人要好，比他小好幾歲的李先念、王震、陳雲等人已經先他而去。

彭真之妻家族勢力顯赫

彭真至少有過兩次婚姻記錄，前妻一九二七年病死，第二任妻子張潔清，系中共“革命世家”出身，生於一九一四年，比彭真小十二歲。她的家族在當年的河北霸縣是一個龐大且有錢有勢的家族，但不知為什麼這樣一個家族裡卻培養出了一批熱衷於“為窮苦人打天下”的共產黨員。

張潔清本人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英文系。從一九三O年開始，即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左翼活動，一九三三年開始為中共做秘密交通工作。一九三六年正式加入中共，從此開始領導北平、天津一帶的中共婦女“抗日救亡運動”。

一九三九年，她被調到晉察冀中共敵後根據地任彭真的機要秘書，不久即與彭真結婚。自此，她除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中共陝西商洛地區副專員以外，大部份時間都是做彭真的機要秘室日和政治秘室目，直到“文革”同彭真一同受難。

彭真夫婦育有四子一女，分別取名為博銳、傅平、傅洋、傅亮、傅彥（傅燕）。

傅銳生於一九四二年，小學、中學均在北京中共高乾子女學校讀室目，一九六O年進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一九六六年大學畢業，正好趕上“文革”，因受父母牽連，一度被下放勞動。

隨着其父的東山再起，傅銳也成了公安部的一名政法幹部。而且很快就被中共組織部門作為“第三梯隊”成員重點培養。先是在部機關任第十一局副局長，後又被外放到深圳市公安局擔任副局長，撈得了“地方基層工作”的政治本錢。

當時，人們紛紛傳說傅銳外放後很快會升任公安部副部長。時深圳市公安局局長聞貴清，在傅大公子未去之前權力炙手可熱。但博大公子一去，當地政法系統無不視其為“欽差大臣”，就連市委書記也要讓他幾分，聞貴清也立刻變得謙和多了。

傅銳在深圳的“地方工作經驗”祗積累了一年多的時間，即調回北京公安部，升任計算機監察司司長。

一九九一年，傅銳脫下警服，被中組織部重新派往廣東省。四月八日，他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據說，中共考慮到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地方勢力日益坐大，所以一直計劃派進“外地幹部”進去“摻砂子”。在葉選平同意辭去廣東省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中共有關部門曾先後動議委任陳雲大公子陳元，和李鵬政府臭名昭著的吹鼓手袁木前去任廣東省委書記，但均為葉選平所拒絕。

此後，中共祗好提出派傅銳前去執掌組織大權的動議。葉選平考慮傅銳在擔任深圳市公安局局長期間擅於合作，容易為廣東地方幹部所接受，故同意了中共中央的這一安排。一九九五年五月，傅銳被調回北京，擔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傅平破滅了“太子軍”的美夢

彭真另一個兒子博平，一九六九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在傅平高中畢業的那個時代，由於受父輩們“筆桿子裡面出政權”思想的影響，以及自幼所接受的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教育，中共高乾子女中間傾向在軍隊裡求發展者頗多，每年北京市里都有一批人從高乾子女學校八一中學、景山學校、一O一中學及男四中、男八中、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師大女附中等市內名牌學校畢業出來的高乾子女，進入中共建國後創辦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這所學校簡稱“哈軍工”，在“文革”前實際上成了中共“太子軍”的培養基地。像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王震的三子王之、左權的女兒（彭德懷的養女）左太北、林伯渠的兒子林用三、陳毅的兒子陳丹淮、蕭勁光的兒子蕭策能、粟裕的兒子粟戎生等全都是出身哈軍工。

比上面所列人物年齡稍小的傅平，本來也嚮往着同他們走一樣的道路，但沒等到畢業即趕上了“文革”。一九六九年，他畢業後不但沒有穿上軍裝，而且被遣送到齊齊哈爾市的一個糖廠當燒鍋爐工人。

傅平對所謂個人前途已經心灰意懶，祗想儘早建立一個自己的小家庭，庸庸碌碌混完人生之路了事。經人介紹，他與一個僅有初中畢業學歷的農場工人王淑賢結了婚，並很快有了孩子。

一九七九年，中共有關部門通知傅平一家可以調回北京。傅平一家到了河北石家莊市，王淑賢在一家單位里當會計，傅平則當了一名處級幹部。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大陸有傳說傅平的職務也早已得到幾次升遷。但具體是什麼職務鮮為人知。

女兒傳彥是著名官倒

傅彥是彭真唯一的女兒，從小嬌生慣養。一九六三年高中畢業後想進北京大學，但因成績不夠北大的錄取分數線而使當時的北大招生辦公室大為作難。

事情推到校黨委辦公室，辦公室主任也作不了主，於是請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發話。結果，陸平一句“怎麼不能招？”傅彥就順利進了北京大學國政系。

在北京大學期間，傅彥作為北京市那個“獨立王國”的“國王”的女兒，被人們送她個“黑公主”的外號。“文革”開始後，“公主”隨父落難，無數過去日日恭維她的老師和同學都像避瘟疫一樣遠遠地避開她，唯有一個叫劉和森的同班同學（當時的國政系六三級黨支部書記）十分同情她的處境。

一九六八年傅彥被分配河南，劉和森也主動要求一同前往。到河南以後，劉和森當了中學教師，並同傅彥結婚。婚後，他們生有一個女兒。一九七八年，彭真夫婦剛回北京不久，傅彥帶着女兒回到父母身邊，接着提出和劉和森離婚。彭真在傅彥的離婚問題上是盡力阻止的。最後他不得不同傅彥分手，但對彭真夫婦還是懷有些許敬意的。傅彥則在離婚契約上主動要走了女兒。據說她的現夫是原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朱良才之子，從“門富戶對”的角度還勉強說得過去。

在大陸上，有關傅彥的民間傳聞甚多，指她從事倒買倒賣，近乎瘋狂。她曾任中共經貿部處長。富利公司董事長。過程中，因民怨太大，遭到撤銷。此後，傅彥搖身一變，又成了大陸。歐美同學會所辦的一個公司的老闆。一九八五年，傅彥曾隨父出訪日本，有報刊揭露她在日本竟然向人家伸手索物。一九八八年初香港有報刊傳間，傅彥從加拿大倒了一批二手設備，請求某公司轉口以比原價高出三倍半的價格運往中國大陸。這家公司認為做此事可以與傅彥分賺暴利，但這種手段太黑，會有損公司形像猶豫再三，還是婉言謝絕。於是傅彥又找澳門一家公司出面轉口，據稱生意成交額高達三億美元之鋸。大陸上傳說，一九八六年中共打虎運動，居然打倒傅彥身上，原因是她涉嫌以低於官定的價格出賣國家統配煤炭給外商，從中收取巨額佣金。

消息說，傅彥因此而入獄，同案人還有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王純（“文革”前在彭真手下任過北京市副市長），他為此被捕。在獄中，王純企圖自殺，不久傳、王二人均獲釋，生意照做不誤。

傅洋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

彭真的另外兩個兒子傅洋和傅亮，“文革”開始時分別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二和“老初二”的學生。因為父親的問題，兩兄弟一度連下鄉插隊落戶的權利都沒有。傅亮還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水、薄熙來、薄熙成等一起在功德林監獄被關押過一段時間。

關於傅亮的去向，一說是一直在北京，且生意做得十分紅火；還有一說是因為一筆生意觸犯了法律，繞道香港去了日本。

傅洋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他曾在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任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在此期間曾參與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公司法等四十餘部法律的制定、修訂工作。

有傳說傅洋後任中共某高級領導人秘書，但據查證，傅洋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創辦了康達律師事務所，擔任了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中國醫藥工業總公司、香港會德公司、香港中策集團、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法律顧問。一九九五年七月，傅洋當選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