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透過柏林牆看兩岸

50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德國人建造柏林牆，把柏林隔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

抗戰勝利後，國共為爭奪受降權和受降區域發生衝突。在政治上，國民黨希望儘早促成憲政，解散解放區和中共軍隊，而中共則希望組建國共聯合政府，於是美國政府先後派遣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進行調停，國共雙方雖然相繼協商出雙十協定、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但終因諸多問題而未能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實現統一。

國共內戰接近尾聲，1949年4月，李宗仁與中國共產黨在北平開啟和談以期望“劃江而治”。然而共產黨提出逮捕民國正副總統等“43名戰犯”的要求，中華民國政府無法接受，談判宣告破裂。李宗仁見大勢已去，赴香港後逃至美國，蔣中正則於西南繼續領導國軍持續作戰，最終退往台灣。

台灣海峽把中國隔開， 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戰敗，根據波茨坦會議中英、美、法、蘇四國的協議，決定在德國戰敗後將其一分為四，分別由四個戰勝國占領，併合組一個最高管理單位盟國管制理事會來治理德國事務。1949年5月23日，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宣布正式成立。而東德方面也在同年10月7日宣布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90年後隨着柏林牆的倒塌，兩德重新走向統一，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存續單位，東德遂成為一個不再存在的國家。

德國人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礎支撐着一個牢固的構架，這個構架在德國就是“一個德國”，從普通老百姓到知識精英，從不同黨派到政治領袖，他們完全明白，冷戰是蘇美造成的，真正受害受苦的是德意志人民，所以德國人決心在同一代人中打破冷戰結構。

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是戰後德國第一任總理，1949年73歲的阿登納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儘量保持獨立和與夥伴國的平等關係。阿登納推動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約，並於1955年擺脫了西方戰勝國的控制，獲得了國家的獨立，同年他促成了蘇聯釋放德國戰俘回德國和蘇聯與西德的建交。

二戰後，阿登納和戴高樂（de Gaulle）是法德和解的代表人物，阿登納從歷史出發，認為德法之間的仇怨，“是一個魔鬼的圓箍，一個邪惡的圈套，非破除不可”。1963年1月，阿登納三訪巴黎，兩國簽訂《法德友好合作條約》。

勃蘭特（Willy Brandt）1969年—1974年任西德總理，1970年的華沙之跪引起全球矚目，為此他在1971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戰後德國兩大黨的領袖，基民盟的阿登納往西，社民黨的勃蘭特往東，這些往西和解和東進政策，才是日後推倒柏林牆的關鍵基礎。

只有柏林牆倒塌了，國家才能不破碎，這是全德國人都明白的道理。

聯邦德國憲法法院先後判決：德國的國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帝國，東西德是分裂“國家”，單獨一方都不能代表整體德國。

往西和解和東進政策讓兩德儲備力量，於1972年簽署基礎條約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項原則：1、統一是兩個德國的歷史使命；2、東西德彼此不是外國；3、基礎條約是政治及歷史行為，完成之後就要透過法律行為來完成。

柏林牆倒塌了，國家為什麼沒有破碎？因為德國有牢固的“一個德國”架構，還有全體德意志人民用血肉支撐着這個架構。

柏林牆的倒塌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整體德國人內存的那種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終於促使東德執政者思考，必須要做改變。

如果東西德人還是沉溺於無知，而不熱衷於政治覺醒，德國不會重新統一。

張亞中的“一中三憲”，聽起來很奇怪，也乏味，但的確用心良苦，他細節中的 “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其實就是借鑑兩德的基礎條約。

德國在同一代人中建造和推倒柏林牆，中國哲學“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人的“久”，到底有多久？一代人兩代人，還是多少代人人？

國共的第三代第四代學宋朝，把台灣海峽當恆山，仗之守天下。“劃岸而治”，只要不在我手下“變天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