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名將高敬亭被殺始末

(2007-03-11 23:56:05) 轉載  

　　作為新四軍實力最強的第四支隊司令，高敬亭打響了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第一槍。

    　國民黨曾懸賞重金，買高敬亭的人頭，而今項英竟向國民黨發出槍決他的請示電報。葉挺嚴肅地說：“高敬亭，你還有甚麽要求，時間對你不多了。”

　　新四軍內竟無一人為他說話。

　　我軍歷史上，每個將軍之死，大凡不是氣壯山河的血灑疆場，就是英勇就義在敵人的刑場，或是為軍隊建設鞠躬盡瘁直到魂歸九天……而且場面都是那樣驚天動地，那樣悲壯，那樣感人，那樣恢弘……

    　但年輕有為叱吒風雲的將軍高敬亭之死，卻令人嘆息、驚疑-----   

　　沒有悲天愴地的哭嚎，沒有催人淚下的悼文，沒有高聳國土的墓碑，沒有黑紗挽帳、白如雪海的花圈。 ……

　　僅有的，只留在人們心頭的一個長時間不能拉直、也不能畫圓的句號。

　　1939年6月24日，皖東平原的肥東縣青龍場臨時設置的刑場上，響起了一聲清脆而低沉的槍聲，傾刻間，一個身材高大，約模三十幾歲的軍人倒在血泊之中? ?這是一聲令人心碎的槍聲！一聲槍響結束了高敬亭短暫的生命，但歷史的長河卻奔流不息。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不能不讓這一聲槍響攜帶我們深沉的反思，走過這歷史長廊，尋找那過去的足跡。
   
    　驍將名揚大別山
   
　　1935年1月中旬的一個拂曉，北風怒號。在安徽金寨縣抱兒山附近，一支800餘人的紅軍隊伍突然出現在山峽之間。他們的軍服髒且破爛。大多數人都帶着傷。由於這支部隊瀕於糧盡彈絕，幾天都吃的是野菜，又經長途轉戰，使他們個個顯神色疲憊。領頭的那位指揮員面色嚴峻，微皺濃眉，眼角的皺紋顯示着他飽經滄桑的歷程。這就是當時的鄂豫皖省委常委、紅七十五師政委高敬亭。

　　那一年高敬亭才28歲 。

　　高敬亭，原名高志員。1907年8月生於河南省光山縣董店鎮一個農民家庭。由於家境貧窮，他從小就幫助父親，為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而辛勤勞作。

　　1927年，他叄加農民運動、從此投身革命。由於他無私無畏，鬥爭堅決，土豪劣紳們對他恨之入骨，打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幼子也隨之下落不明。這是對高敬亭的革命意志的第一次考驗。

　　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共鄂東特委發動了着名的黃麻起義。高敬亭歡欣鼓舞，在家鄉堅持鬥爭，配合和支持起義。起義失敗後，地方民團在高敬亭家搜出一些革命傳單和標語，就放火燒毀了高家的房屋，並將高父活活打死。

　　1929年3月，高敬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先後擔任過縣委書記,鄂豫皖蘇維埃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員和常委、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和紅七十五師政委等重要職務。

　　幾年間，殘酷的對敵鬥爭和嚴峻的黨內鬥爭，使這位農民出身的高級領導人的性格被賦予了與眾不同的烙印：辦事利落，善於快刀斬亂麻；嫉惡如仇，對部下嚴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愛護戰士，能聽取戰士們的意見。戰士們怕他，卻又愛戴他。

　　1934年9月，高敬亭受鄂豫皖省委派遣,皖西北黨委書記，統一領導皖西北的黨、政、軍工作。這時正是紅二十五軍保衛根據地和敵人浴血奮戰的時刻，由於敵人的分割包圍，高敬亭被敵人包圍在皖西北和紅二十五軍主力及鄂豫皖省委失去了聯繫。

　　1935年元旦剛過，鄂豫皖“剿匪” 總指揮梁冠英指揮十九個團的兵力，向皖西北根據地進攻。高敬亭寡不敵眾，於是率部隊拼殺了三天三夜，終於殺出了一條血路，衝出皖西北，尋找紅軍主力，來到這金寨縣抱兒山。

　　紅二十五軍到哪兒去了？下一步將怎麽辦呢？高敬亭心亂如麻。他命令經過一夜急行軍的戰士們在風雪如刀的荒山下就地休息，不要驚酲尚未甦醒的村莊。這時，哨兵忽然報告：有一支數百人的紅軍向這裡開來，聲稱是來尋找皖西北紅軍的，但似乎又不是紅二十五軍主力。

　　原來，這是“少共” 鄂東北道委（道委相當於地委）書記方永樂和鄂東北獨立團政委徐城基率領的獨立團。他們是奉省委命令殺出重圍，前來尋找高敬亭的，還帶來了鄂豫皖省委和紅二十五軍撤離時給高敬亭的指示信。信中傳達了省委常委會議精神，決定留高敬亭在大別山主持黨政工作，並領導大別山武裝鬥爭。高敬亭果斷地命令會師後的部隊迅速向東南方向轉移。
   
　　組建紅二十八軍，跳出包圍圈
   
　　2月3日，正是農曆大年三十。高敬亭率領部隊轉移到太湖縣涼亭坳，他在這裡的金家大屋主持召開會議，宣布將兩支部隊合編組建紅二十八軍。下轄八十二師和一個軍直屬手槍團，全軍共一千四百餘人。高敬亭任軍政治委員（無軍長），方永樂為八十二師政治委員。在這血雨腥風的危急關頭，大別山又重新揚起了一面紅旗。

　　紅二十八軍成立伊始，槍支彈藥嚴重不足，吃穿供給異常困難。怎麽辦！只能尋找戰機向敵人要補給。正在這時，手槍團派出的偵察員回來報告說： “余誼密過年前帶了二十多名武裝人員，從安慶回到他的老家潛山縣官莊過年，現在還在家裡。群眾對他恨之入骨，要求我們去收拾他。 ”

　　偵察員說的余誼密，乃前任安徽省代理省長，現任財政廳長，是一個反共老手。

　　“余誼密真大膽呀！”八十二師政委對高敬說：“你看他的派頭真不小呀，過年還要二十多個護兵陪着哩。”

　　“還不是看到蔣介石派兵來‘清剿’，狗仗人勢！”高敬亭思索一下接着說：“余誼密這老傢伙，是靠反共起家的，我們揍他一頓，給他主子一點顏色看，不然，我們在潛（山）、太（湖）地區難以立足。”

　　“對，大別山的紅軍是消滅不了的。”方永樂接着說。高敬亭與方永樂分析情況後，決定喬裝打入敵穴，速戰速決。

　　部隊所在的涼亭坳離官莊尚有100多里，部隊星夜兼程，一個晚上的急行軍，於2月15日拂曉趕到了官莊林家沖，處決了余誼密，繳獲了一批武器彈藥。    　　

　　“這是紅二十八軍給蔣介石的第一個‘見面禮’”高敬亭風趣地說。對蔣介石來說，這可是一份不太好受的“見面禮”。它宣告了大別山的紅軍並沒有像他發的戰報那樣“全部一網打盡”。蔣介石惱羞成怒，大罵第十一路軍總指揮劉茂恩“ 飯桶透頂”，並給鄂豫皖“剿匪”總指揮梁冠英拍來急電：&127; “查鄂豫皖邊區殘匪，迭令肅清，現匪流竄如故，日見猖獗，若不迅予撲滅，貽患無窮。限本年六月底肅清匪患，否則以縱匪論罪，以重軍令”。   

　　接到如此急電，梁冠英豈敢有絲毫延誤。他立即布置13個師共61個正規團，加上地方反動武裝配合，共計25萬餘人，分三個防區，對這隻有1000多人的紅二十八軍發動了所謂“兩個月清剿”。   

　　高敬亭率部在敵人重重包圍下孤軍作戰，艱苦異常，沒有一天不遭到敵人的“追剿”。整天行軍、突圍、爬高山、鑽老林。戰士們的軍衣劃得只剩下道道布條兒，每天過着半飢不飽的日子。更令人心焦的是槍彈越來越少。部隊傷亡越來越大。八十二師師長羅成雲、軍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先後犧牲。   

　　必須迅速改變這種被動挨打的狀態.. 1935年5月初，高敬亭在霍山縣黃尾河召開了幹部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的工作。指出了前一階段單純依靠主力部隊，忽視了地方游擊武裝的作用。會議決定派徐城基到地方工作，發展地方武裝。而主力部隊則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   

　　黃尾河會議後，高敬亭根據所制定的方針，尋找戰機殲滅敵人，補充自己。
    5月中旬在隨州桐家畈殲敵600餘人，繳槍200餘支。6月中旬在光斛山殲敵一個團，繳輕機槍18架、迫擊炮2門、步槍500餘支，俘敵300多，活捉敵營長兩個。   

　　這些戰鬥改變了二十八軍被動局面。沒多久，梁冠英則因此丟掉了那頂鄂豫皖“剿匪”總指揮的烏紗帽，改由衛立煌接任。   

　　王牌“便衣隊”在主力部隊連連告捷之時，徐城基領導的地方武裝也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徐城基打出的王牌就是“便衣隊”。他奉高敬亭之令，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組織了79個便衣隊，在22個縣建立了廣泛的游擊區和秘密根據地。   

　　便衣隊是鄂豫皖紅軍的一個重大創舉，是高敬亭領導大別山游擊戰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法寶。它們一般由五至十人組成，分布在廣大的農村。白天隱蔽，晚上到群眾家做工作。    　　

　　高敬亭給便衣隊規定了五項任務

    （一）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宣傳人民翻身解放只有靠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道理。發動並組織群眾鬥地主、打土豪，開倉分糧，救濟窮人。
    （二）擴大紅軍游擊隊，掌握槍桿子。殲滅反動民團，鎮壓動分子。首先要鎮壓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為人民出氣、撐腰。
    （三）安置紅軍傷
    病員，使之早日康復歸隊。籌款籌物供應紅軍，作紅軍的後方。
    （四）偵察搜集情 報，配合部隊作戰。（五）建立和發展黨組織。

　　這支便衣隊實&127;際上是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武裝工作隊，是秘密的蘇維埃。便衣隊建立的游擊根據地，成了主力紅軍的牢固而堅實的後方。後來，國民黨豫皖綏署在檢查其“清剿”失敗原因時供認這樣一個事實：   

　　“皆緣此等赤匪，多為本地土着，所到之處，又有人從而勾引通窩，以致行動自由，飄然不定，兵來匪去，已成慣伎。”   

　　在大別山區游擊戰爭中，高敬亭依靠廣大指揮員和人民群眾，逐步總結和形成了一群游擊戰略戰術原則。主要有“跳蚤技術”、“老鷹攫雞”、“化整為零、集零為整”、“偽裝奇襲”。“殺回馬槍”、“揀弱敵打”、“四打四不打”、（即敵情明、地形好、繳獲大  、無大傷亡則打；敵情不明、地形不好、繳獲不大、傷亡大則不打）“敵上山、我下山”（即從內線到外線，從山區到平原）。   

　　不難看出，這些同毛澤東總結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原則有許多相同之處。   

　　三年游擊戰爭中，高敬亭指揮不足2000人的部隊，牽制了國民黨正規軍數十個團，成功地殲滅18個整營和15個整連，自身發展到31000餘人。   

　　到此，鄂豫皖邊區軍民結束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在南方八省十三個游擊區中，高敬亭保存了最多的兵力，其功不可沒。同時，這又是在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尚未建立之前與國民党進行談判，既堅持誠心和談，又作好反對敵人進攻的準備，這在當時確屬罕見之舉。   

　　高敬亭在三年游擊戰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1938年3月8日，新四軍軍部命令第四支隊進抗日。高敬亭率第四支隊，分別從黃安縣七里坪、確山縣竹溝出發，於3月中旬到達安徽霍山以西地區集,經短期休整後，繼續東進，於4月底抵達抗日前線。部隊在舒城、桐城、廬江、巢縣、無為等縣開展游擊戰爭。高敬亭率支隊部駐在舒城縣的東、西港沖。   

　　第四支隊從1938年5月至10月的5個月中，與日軍進行了數十次戰鬥，收復廬江、無為兩座縣城，殲滅日軍500人，殲滅偽軍3000餘人，初創了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區的抗日根據地，部隊也發展到8000餘人，成為新四軍的一支勁旅。      

　　由正確變為錯誤      

　　高敬亭是一個既有功又有過的悲劇人物。他的功績是卓著的，他的錯誤也是嚴重的。那麽，這場悲劇又是怎樣釀成的呢？   

　　正當第四支隊開赴安徽抗日前線，不斷取得勝利和發展壯大的時候，高敬亭按兵不動了。當他率軍從大別山開向抗日戰場並連戰連捷時，卻發現國民黨第五路軍（桂系）正源源不斷地開向大別山。

　　高敬亭立即致電軍部，要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長期戰鬥在大別山，對大別山相當熟悉和十分留戀。原因之二是他意識到大別山地處中原，南瀕長江，北臨淮河，自古就有其兵家必爭之要地的條件。更何況四支隊土生土長於大別山，地形熟悉，群眾基礎好，在此建立根據地更可謂是得心應手的。  

　　白崇禧充分意識到了大別山的重要，所以令第五路軍全面進軍大別山。   

　　王明領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可不是這樣認識的。他們在“ 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囗號下，派出上萬名黨員和革命青年幫助桂系軍隊改造基層組織，訓練鄉、保長、建立保甲制度，調查登記戶囗，甚至還提出“幫助五路軍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而對於高敬亭提出的讓四支隊回大別山建立根據地的要求，則斥責為“不服從統一戰線，不積極抗日”。   

　　高敬亭當然對此產生牴觸情緒，北方局撤銷後，劉少奇擔任中原局書記，領導長江以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劉少奇批評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指出這種錯誤的後果之一，是沒有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   

　　他還發電報給中共中央領導，請示能否派一支部隊進入大別山。可惜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桂系軍隊已在那裡站穩了腳跟。這是高敬亭死後半年的事情。    　

　　桂系完全在大別山站穩腳跟是1939年初。恰在此時，國民黨剛剛召跑}了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制定了“防共”、“反共”的政策。桂系軍隊在大別山站穩腳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一面拖欠和剋扣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薪餉，限制第四支隊發展，一面大肆擴充反動武裝，與我爭奪皖東地區。   

　　高敬亭領導的四支隊陷於桂系夾擊的被動局面。鬥爭形勢發生了重要變化，第四支隊應該立即東進，挺進敵後，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也給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發來電報，要求將皖東全部、江蘇一部變為鞏固的抗日根據地。   

　　而高敬亭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仍然抱住大別山不放，這就由正確變為了錯誤。      

　　“居功自傲”與“山頭主義”   
   

　　與此同時，高敬亭的思想作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突出表現為“居功自傲”和“山頭主義”的惡性膨脹。   

　　三年游擊戰爭使高敬亭的威望空前提高，而他卻在功勞面前產生了驕傲自大的思想情緒，最終陷入個人主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還在新四軍成立之初，高敬亭就認為四支隊人槍最多，“新四軍吃四支隊的飯”，而自己僅僅當了個支隊司令員，未免太委屈了。

　　1938年，中共中央從延安、長江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派出一批幹部到四支隊工作。這批幹部中的鄭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與高敬亭共過事。高敬亭對這批人相當反感，尤其是對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更是如此。   

　　戴季英在鄂豫皖就以“肅反”着稱，隨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後還逮捕了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幸虧毛澤東等率領中央紅軍達到陝北，才從刀下救出劉志丹。 “現在這些人就是來奪權的！你們比得過他們嗎？這樣我們三年游擊戰的苦不是白吃了嗎？以後你們遇事還是同我商量商量，絕莫上了他們的當！”高敬亭對自己的老部下七團團長和副團長楊克志、曹玉福如是說。 於是，鄭位三、戴季英處處受到輕視，排擠。   

　　鄭位三為顧全大局，主動要求轉到地方工作。政治局主任戴季英則毫不退讓，和支隊司令員高敬亭不斷地鬧着彆扭。   

　　1938年11月，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率軍部特務營抵達江北，以加強對江北新四軍的領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張雲逸對高敬亭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並直接向四支隊廣大幹部傳達了中央關於東進的戰略方針。    　　

　　在張雲逸的說報教育下，高敬亭於1939年`3月底率支隊隊部由舒城推進到合肥眾興集。但時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並帶回手槍團和特務連。

　　1939年4月底，鄧子灰、羅炳輝、賴傳珠等隨軍長葉挺從皖南到江北。

　　5月5日在廬江東湯池宣布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由張雲逸任指揮，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並命令高敬亭率部隊東進合肥，定遠、全椒地區開展游擊隊，建立根據地。高敬亭不聽指揮，按兵不動。   

　　 葉挺憤怒了，他以江北指揮部的名義，直接命令第七團、第九團繼續東進，進至埠子裡、青龍場一帶。高敬亭勉強率支隊部也進入青龍場地區。葉挺和江北指揮部的領導人在四支隊駐地召開連以上的幹部會議，重申了中共中央東進命令，並要全體到會人員表明態度，四支隊全體幹部一致舉手表示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高敬亭也被迫舉手同意。

　　但會後，他卻遲遲不下東進命令，待部隊行動後，他又背着江北指揮部擅自寫信命令第七團、第九團停止東進   
   

　　開展反高敬亭的鬥爭   
   

　　然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第七團團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乘打土圍子之機，侵吞金銀財物叛逃，公開投靠了桂系軍隊。

　　曹在叛逃前就有過生活腐化等嚴重錯誤。他們是高敬亭在三年游擊戰中一手提拔起來的，所以，支部曾研究過處理楊、曹，並委託高敬亭親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遲遲未去。此刻他們突然叛逃，顯然引起部隊對高敬亭的不滿。   

　　項英立即來電，要葉挺開展 “反楊、曹鬥爭”。項英是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和副軍長，是新四軍的實際領導人和決策者。   

　　葉挺命令部隊在皖東停止東進，進行“反楊、曹鬥爭” 。楊、曹的逃雖同高敬亭無關，但在反楊、曹的鬥爭中，在戴季英等人的主持下，揭發出高敬章的一些問題。

　　項英當機立斷，在部隊中開展反高敬亭鬥爭。高敬亭被逮捕了，然後遭到無情打擊。   

　　他拒絕承認強加於他頭上的“反革命”、“反黨”、“破壞抗日”罪名。戴季英等人對他進行殘酷斗甚至動用酷刑對他進行拷打，他更持抗議態度。

　　高敬亭也曾是“肅反專家”。

　　高敬亭被關在臨時設置的牢房裡，百感交集，思緒萬千,他深深地思念戰友和親人。他對自己當年的“肅反”深感心疚，特別是覺得對不起那位同他一道浴血奮戰的親密戰友方永樂。   

　　方永樂是紅二十八軍中地位僅次於高敬亭的領導人。他年僅20歲，驍勇善戰，足智多謀，兼以關心同志，熱愛戰士，所以在二十八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紅二十八軍的戰鬥作風可以說是與方永樂的精心培養分不開。

　　    方永樂對高敬亭是十分尊重的，這既因為高敬亭叄加革命的歷史長，是鄂豫皖的高級領導人，更重要的是高敬亭本身有着為人師表的作風，有着一個共產黨人在那種艱苦年月里的黨性原則，有着一位軍事指揮員特有的素質   

　　高敬亭有着令人尊敬的品質，但未必不會有一個革命者氣質中的馬列主義因素。方永樂固然很尊重他，擁護他，但未必不會在某些問題，甚至原則問題上發生爭論。為此，方永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方永樂和高敬亭的分歧和爭論，是在“肅反”問題上引起的。   

　　還在1933年至1934年間，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紅七十五師師長的高敬亭，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加上受張國燾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積極推行極左的“肅反”政策，他在七十五師的“肅反”中，先後捕殺了1000多人。

　　對這種錯誤做法，當時的省委和軍領導都是支持和讚賞的，甚至還稱高敬亭為“肅反專家 ”。這就進一步助長了他的錯誤。   

　　1934年9月，省委派高敬亭去皖西檢查工作，根據在七十五師“肅反”的所謂的“經驗”，高敬亭捕風捉影地誇大“敵情”。他向省委報告說：皖西工作一塌糊塗，都是反革命者在領導。結果省委錯誤地將皖西北道委書記郭述申撤職，任命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書記。

　　高敬亭上任後大舉“肅反”，先後被他錯殺的游擊司令員吳保才、赤南縣委書記高克文、赤城縣委書記吳代芬等一批負責人，給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在同方永樂會合併建立紅二十八軍後，高敬亭還是對“肅反”抓得比較緊。

　　一個戰士有時丟失一個槍機零件，或者寫錯一條標語都要當作“反革命”槍決，更不用說那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了。   

　　方永樂對高敬亭的這種做法表示異議，認為不能將思想錯誤和政治問題混同起來處理，絕不要再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這種尖銳的對立不僅違背了高敬亭的意志，而且傷害了他的尊嚴，這令高敬亭很為不滿，在一種自信驚人的意志驅使下，他將方永樂打成“反革命”，逮捕起來，並逼他寫自供書。   

　　內部之隙，為敵所乘。就在紅二十八軍內部“肅反”加緊進行之際，一名叛徒帶敵第一○三師忽然包圍了紅二十八軍軍部及部份主力，形勢萬分危急，部隊處於混亂狀態。就在此刻，被關押着的方流着眼淚對高敬亭說：“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這次戰鬥後你再審查，你要槍斃我，也等我把部隊帶出去以後再說！”   

　　敵人已圍了上來，高敬亭不得不 答應方永樂的請求。方永樂立即指揮部隊投入戰鬥，搶占主峰。但敵人是善於爬山的第一○三師。我軍兵力單薄，無法固守，便退出主峰。而兇惡的敵人卻緊咬不放。方永樂發現情況危急，果斷命令手槍團保護高敬亭衝出去，自己帶着少數同志留下掩護。   

　　戰鬥烈地進行着，高敬亭衝出去了，方永樂卻再沒有回來。 “方政委見軍政委衝出去後，就站起身，流着淚，端着機槍向敵人掃射，把身體故意暴露給敵人……後來，他身上中數十彈。”幾名打掩護的戰士流着淚向高敬亭報告說。高敬亭呆了，忽然淚如泉湧……   

　　這成了埋藏在高敬亭內心深的痛苦。幾年後的今天，身陷牢籠的高敬亭又一次悽然淚下。他向組織提出讓自己仿效方永樂，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用自己的一腔熱血表示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   

　　他思念親人，特地要來紙筆，給親屬寫下訣別信。他更希望自己的戰友能為他說幾句公道話。但是這一切都無濟於事。

　　沒有人為他說公道話，包括鄧子恢、羅炳輝等人，沒有人將他的思想錯誤與“反革命”的帽子區分開。

　　因為人人都目睹高敬亭的驕傲自大的作風，更何況他一次又一次地違背了中共中央的方針呢？   

　　6月20日，項英以反黨、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敵的罪名，同時向中共中央和國民黨軍事當局分別發出要槍決高敬亭的電報。    　　

　　“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 1939年`6月，被人們視為虎狼之窩國民黨之首府重慶，一座雕梁畫棟的宮邸內，蔣介石身着便裝，踱着方步。戰爭的煙塵使得這位風雲人物那彎彎的長臉滿是憔悴，但深陷的眼睛仍像猿猴一樣警覺。半信半疑、慢條斯理地對身旁一位高參說：“我這裡有份項英要殺自己一虎將的電報，請我定奪，怕是其中有詐。”   

　　高參捧起電報，仔細閱,臉上露出驚喜不已的神色。 “衛立煌他們17萬正規軍，打了3年，都抓不到這個高敬亭，現在共產黨員卻送上門來了，真是不可思議！”   

　　“委座，這情況十分可靠。據我所知，在共產黨的長江局會議上，王明、項英提出不讓高敬亭在大別山留一兵一卒，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們的根據地全部交給我們。高敬亭當場指責王明、項英是右傾投降主義，他們鬧翻了臉。項英是共產黨內顯赫一時的人物，他豈能忍受高敬亭當眾頂撞……”   

　　“噢？是這樣嗎？”　    　　

　　誠惶誠恐的高叄連忙說：“委座，卑職所說情況絕對準確。” “想借我之刀，好，照准！”   

　　蔣介石用力舉起帶血屠刀般的筆，正要落筆，詭秘多端的高叄忙小心地說：“委座，請且慢，古今中外偉人，留傳後世的真跡，都要經得起文人雅士和歷史的推敲。這份密告非同一般……” “唔？”蔣介石停住空中的 筆：“依你之見……”   

　　高叄畢恭畢敬地字斟句酌道：“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照准！委座，這樣回電您看如何。” 蔣介石略一思忖，右手用力擊桌稱讚：“好主意！好主意‘所請’二字太妙了，真是一字值千金喲”    ，

　　隨即揮筆：“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照准！蔣介石。”命令速發報新四軍。時隔幾日，似一柄毒劍的電報飛到項英手中，項英很快交給了葉軍長。

　　鬥爭高敬亭的大會，6月21日就開始了。 “為甚麽不服從軍部 的命令？” “你為甚麽要排斥中央派來的幹部？” “你為甚麽拉山頭、搞宗派 ？” “你同楊克志、曹玉福合夥幹了些甚麽見不得人的勾當？” 發言一個比一個激烈，帽子一頂比一頂大。甚麽“反革命”、“反中央”、“破壞抗戰”、“想叛國降日”等等措詞都用上了。   

　　鬥爭會一連開了三天三夜，一直開到23日，高敬亭根本就沒有想到軍部領導毅然決然地發動對他的鬥爭。他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抱牴觸情緒。因為他始終認為：堅持留在大別山是正確的，而放棄大別山去“東進”則是錯誤的；對堅持反共立場的蔣介石，就是要“鬧獨立性 ”。他堅信自己的工作雖有缺點，甚至也可能有錯誤，但絕對不是“反革命”，根本不存在“破壞抗戰”。

　　6月23日晚，漆漆黑夜，似層層黑紗，嚴嚴實實地緊裹着一切。此時此刻的高敬亭，已身陷囹圄。似在無底深淵，無半點睡意，也同樣心潮滾翻。
   

　　他沒有想到，也不會想到電報密令，更沒有想到明天自己將成為革命隊伍中幾個權力爭奪者槍囗下的冤魂。他象鐵籠中的雄獅，在房中憂慮，煩惱、急躁、苦悶、困惑、迷茫、憤懣，仿佛是沸沸揚揚的岩漿在喧囂中等待着一聲轟然巨響。企盼中央能來人調查處理，洗去冤屈，儘快返回抗日的大戰場。 他伴着窗外碎人肝腸、泣血悲嗚“冤屈”“冤屈”的杜鵑，熬過了顯得格外漫長的黑夜。   

　　高敬亭憑窗久久地望着緩緩移動的太陽，輕輕地發了出了一聲嘆息。早已起身的葉軍長來到機要科：“延安有回電嗎？”機要員神色慌張，結結巴巴地搪塞道：“沒……有……”他勒緊武裝帶和警衛人員走出門。他們穿過林蔭道，走過迴廊紅柱，進入一間客房。   

　　聽到腳步聲的高敬亭，忙轉過頭，以猜疑的目光 望着葉軍長等人。葉挺嚴肅地說：“高敬亭，你還有甚麽要求，時間對你已經不多了。” 並不感到意外的高敬亭，用雙唇強行關閉了噴火的嗓子。他清楚此刻一切語言都是無效的。只是用那智慧的快要失效的大腦無限留戀地無比憎恨地快節奏地閃映出：億萬戰鬥者用熱血印染的黨旗，那是自己心中永遠不滅的明燈。養了革命武裝的搖籃——大別山，那是自己從農民到將軍，為泱泱大國分憂驅魔的錘鍊和見證人。

　　小日本帝國撞開東方之大門，辱我中華，塗炭炎黃子孫，國難當頭，是自己粉碎了“皇軍不敗”的神話，在蔣家河囗，打響了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第一槍。“棋盤嶺戰鬥”中首次活捉了4名外強中乾的日本兵，那是自己的驕傲、自豪。   

　　幾條“曲里拐彎”的舌頭，幾張陰陽臉，用比刀劍更銳利的鬼術、謠言翻雲覆雨，向每一個角落散發着對自己的惡意的誹謗。硬要將自己剛邁人生台階的第32個台階處的雙腿牢牢捆住，屈死於原地。那是自己人生黃金季節之悲哀之憤慨。這一幕幕如特寫鏡頭疊出，不能自己。

　　高敬亭雖然沒有立刻作答，但那無聲的目光和隱匿在他心靈深處的千言萬語，卻在奔涌呼號，橫衝直撞，不亞於24管火箭炮的威力。

　　葉挺軍長和隨員們，再次守程序式地發問：“高敬亭，你還有甚麽話要說，快點講！”   

　　腦海和心田像火山岩漿般的高敬亭，終於怒吼道：“死對共產黨人無所畏懼，我沒有罪，既然你們硬要我死，必須死在紅地毯上！”   

　　又語調沉重地說：“請代轉史玉清同志（系高敬亭愛人），孩子送給人民撫養。我是忠於工農革命的軍人！”然後他端正地戴上軍帽，舉起剛勁有力的手搭在帽沿上向葉軍長敬了最後一個軍禮。   

　　葉軍長十分感慨地說：“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軍人！　   

　　高敬亭十分感激地看着葉軍長，眼內含着淚花。 葉軍長“ 嚓”一聲，還了軍禮，轉身走出門去。   

　　高敬亭在幾十名荷槍實彈的戰士“護送” 下，朝荒野走去，他巍然屹立在一塊沖天而起的巨石下，仰起臉，咬着嘴唇，目光穿刺着天空的淫靄。突然，身後刺耳的排子槍聲響起，高敬亭那一堵銅牆鐵壁樣的身驅慢慢倒下，殷殷熱血染紅了身旁的岩石、碧草。   

　　千秋功罪不久，中共中央回電。中共中央不同意槍決高敬亭。電文中說：“對高採取一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部派遣一得力幹部到四支隊工作，以幫助四支隊之改造與整理。”可是已經晚了。   

　　但事情並未完全了結。高敬亭在獄中寫下那份訣別書，深感革命事業未竟，眷念革命生涯，並囑咐將自己的幼女交給人民撫養，對黨和人民毫無怨言。但他的妻兒卻一直被當作反革命家屬，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其女兒長大成人後，始知其父是高敬亭。   

　　6年後，1945年，在延安，“七大”期間，毛澤東忽然想起高敬亭，問起軍委某負責人：“那個高敬亭，不殺頭可不可以？”

36年後，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因流傳下來的這一句話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請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殺的原因，並做出結論。正在病中的毛澤東主席接到信後，親自指示有關部門重新審查高敬亭一案。不久，毛澤東又在審查報告上作了重要指示，並建議中央軍委討論高敬亭一案。   

　　中央軍委對高敬亭的功過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正式決定給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該通知充分肯定了高敬亭“功大於過”的歷史，推翻了強加在高敬亭頭上的“反革命”、“反黨反中央”等帽子。
   
    　　1980年`4月，高敬亭家屬在政府協助下前往合肥青龍場，找到高敬亭的遺骨，並在合肥烈士陵園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