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里根年代起,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就開設了大幅借債,同時財富迅速向有錢人腰包集中的情況.這種情況是造成今天西方國家經濟混亂的重要原因.在這批得益者當中,全世界大公司的CEO們引領了潮流之先.

根據勞工組織AFL_CIO的統計:2011年標準普爾500公司里的行政執行官(CEO)的平均收入是一千一百四十萬美元,而這些公司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三萬三千多一點.這就是說公司執行主席的人工是平均工人的343倍. 單單AFL_CIO有數據記錄的299家公司CEO收入的總和就等於十萬多個工人的總收入!

去年美國收入最高的CEO是Viacom 的Philippe P. Dauman.他的包括年薪和獎金的全部收入為八千四百多萬.這是一個賺最低工資工人收入的5,575倍.

對於這種現象,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都說CEO的人工太高! 我個人認為也是高得不合情理.很沒有必要!沒人需要八千四百萬年薪過日子!人都應該有一點奉獻精神,能者多勞也是很有樂趣和成就感的!更有很多人覺得奉獻是人的一種重要的精神需要. 我相信控制CEO的薪酬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知大家是否同意這個看法? 想想,一百多人的公司已經是很有規模啦.

CEO的高人工難道只是一個數字問題?它會給社會帶來怎麼樣的影響?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到這種現象在社會上造成的連鎖反應.CEO的高薪樹立了一個毫無根據的新標準,很多其他範疇的人都各出奇招,想盡辦法與他們看齊.你高我可以更高! 名人,明星當不在話下, 還有…

既然CEO的人工如此高,他賴以運行公司的管理層的人工也就不能低.如Viacom的COO的人工也達到CEO人工的八成之高.

政府的高級官員不少是遊走於企業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些還有為自己和其他雇員定薪酬的權力.他們的薪酬福利也穩步增長.有很多官員離退之後便直入私人機構掘金. “錢權”交易的魅影仿佛可見.

議員怎麼樣?他們就更不用說了,預算就是由他們經手,形象地說,錢都要從他們這經過.他們還有批准給自己加工資的權力.他們也盯着企業和政府官員樹立的標準.

律師,醫生等是專業程度很高的職業,收入跟着提高沒說的.如此一來,一般老百姓打不起官司.醫療保險的收費也節節高升.

當CEO們的平均收入是他們公司工人平均的343倍時,罷工有了百倍理由!只不過不是人人能罷.企業高級管理層的高報酬讓工會有要求增加報酬巨大的理由. 的確,不管從腦力還是從體力,CEO的勞動都不可能是工人的343倍!以迪恩食品公司(Dean Foods)為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現在,CEO的薪酬翻了十番,而公司工人的收入實際降低了百分之九. 1980年,CEO人工是藍領工人的42倍, 現在,CEO人工是工人平均工資的343倍. 要多少次罷工才能將這個差距縮小一點點? 所以,罷工不斷! 勞動力成本也就飛起來了.

政府雇員工會這個特殊身份更有巨大的便利.他們的工作不跟效益掛鈎, 卻又是受僱人員, 於公於私左右逢源, 身邊就是公眾的金庫, 裡面有挖不盡的財富. 誰來說怎樣是公平的薪酬?誰來定薪酬的標準?反正不是選民!

總而言之,CEO的高薪使很多人覺得吃了虧,不斷要求加薪,直到超過社會的總體承受能力.

奧巴馬在此08年設立了一個 “Pay Czar”的職位專門監督企業的薪酬問題. 去年更通過了投資者對CEO薪酬的投票權法案. 但這些好象都沒起作用, 過去一年CEO的人工又長了23%.評論認為暫時都很難看見CEO薪酬的封頂.

而在6月28日, 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投票廢除了要求公司公布CEO薪酬的規定.

沒有必要的CEO高薪可不可能和某種陰謀有聯繫?比如說,掠奪世界財富?不管有沒有這樣一個陰謀,但實際效果就是這樣,投資者的大量財富(包括大家的退休福利)就節節縮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剛上台的里根總統就在他的前華爾街CEO財政部長的指使下進行了大量的去規則化(deregulation)行動. 種種去規則化行動的後果改變了公司董事會的結構和對公司的監管.機構投資者最終在多數公司的董事會占據了優勢,而且沒有受到任何約束.董事會裡的機構投資者利用高薪誘使CEO對他們言聽計從,用在財務報告做手腳的方法和其他各種方法操縱公司股票價格,坑害廣大個人投資者.

收入的金字塔頂端的0.1%的人年收入至少在1百70萬. 荒謬的薪酬使部分人有大量多餘的閒錢,他們就可以用這些錢來操縱推高樓市,股市和商品期貨. 世界的財富不是無限的,也不是可以任意快速增長. 大量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就有如血管瘤截留了循環系統大量的血,經濟就要犯貧血症.

要改變目前經濟失衡的情況還是要從造成它原因着手,全面糾正社會各行的不合理薪酬分配.換句話說,公平的社會分配是解決西方國家目前經濟危機的唯一方法.

(社會上對CEO的高人工也有不少評論,有人說…)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deregulation unleashed the unbridled greed and lack of concern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as a whole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I feel,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I thought the author was saying that deregulation didn't really help the country, and, in fact, contributed to lack of economic mo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