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樂絲以公司為喻，美國有一個執行長，卻有兩個董事會，一直在花力氣想盡辦法證明對方是錯的；歐盟沒有執行長，卻有27個董事會，而且每個董事心裡想的還不一樣；相對來說，中國只有一個執行長，一個董事會，一旦拍板定案就貫徹執行。

　　無獨有偶，福山的演講也與此有關。福山以《歷史的終結》一書而揚名，這位日裔美籍學者當年在柏林圍牆推倒後即指出，人類有關意識形態間的鬥爭歷史正走向終結；冷戰結束，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象徵西方陣營的最終勝利。福山的論點對解釋現象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也引發一些爭議，特別是冷戰結束迄今為止的20年，所謂後冷戰時期一些國家的表現，折射出福山的判斷似乎過於武斷，也可能失之過早。

　　福山日前在台灣的演講，看來就是為他的“歷史終結論”做出修正。福山以東亞地區民主發展為主題指出，東亞民主發展的弱點在於社會欠缺制衡力，不具責任政治的傳統；歐美則是制衡太多，甚至是過度制衡，影響政府的決策。就此而言，他與奈思比及桃樂絲的觀念相當接近。妙的是，他也以公司治理比喻中國大陸的政治形態。他說，中國政府由上而下，層層控管，顯示威權政府推動政策效率高；但他也說，過多的制衡雖使決策受限，但不能否認民主的價值，因為透過民主程序，決策速度雖慢，但通常能做出最好的決定。

　　福山的論點，很容易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中找到例證。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鐵路，不但車速快，發展速度也快，這即是威權政治的效率。然而，高鐵的腐敗與出軌事件也同樣證明了威權政治的缺失。正是“成也威權，敗也威權”。

　　很明顯，“歷史尚未終結”，因為一個更完善、有利於競爭力與經濟的政治體制仍有待探索；歐美模式的制衡民主政治與中國模式的威權政治，似乎各有優劣。奈思比夫婦所言，更多的是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弱點與中國威權政治的優點；福山則從過去（寫《歷史的終結》之時）更多地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優點，到今天似乎可以更平衡地比較歐美與中國在政治體制上的長短，說明未來全球面對的共同的挑戰課題，是如何將兩種體製成功地通過揚長補短來修正。

　　於是，我們就可以談到兩岸關係了。在政治體制上，台灣無疑是更多地接近西方模式，自然也因此擁有西方模式的優點與缺點，效率略低，但風險與問題也較少。如果桃樂絲的觀點可供參考，未來世界的競賽規則是比競爭力，各國競爭力又取決於各“公司”的決策體制，那麼，“台灣公司”與“大陸公司”之間，“中國公司”與“歐美公司”之間，如何擷長補短，就成了兩岸及全體人類共同的歷史作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