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發現正確，一是發現錯誤。發現正確也就是發掘真理，認清方向。發現錯誤則是找出謬誤，克服缺點。雖然兩個功能是同義的，發現了正確等於發現了錯誤，但是我本能地感覺到，人不是神，認知力有限，包括個人能力的局限，歷史的局限，周圍環境的局限，因此當一個人過於信賴自己發現正確的能力的時候，犯錯誤的機會非常大。比較兩種功能，寧可多使用一些發現錯誤的功能，好過迷信自己發現正確的功能。

近日在明鏡博客與紐約州立大學謝選駿教授互動，聽到他的不同意見。他不認同我的說法：因為人的認識有限，所以多查找一些誤差，好過追求正確的觀點，認為既然未知正確方向何在，所謂多做一些查找誤差只能是無的放矢。謝教授是我所知道的中國頂尖學者中不多見的佼佼者，他的不同意見使我認真地反思了一陣，結果發現我並沒有被說服。寫下這篇短文，只是記錄我的反思過程。

與新的發現相比，現有的認知具有更大的確定性，比較容易把握，較少誤判。上個世紀後半世紀的最大思想爭議，應該說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這個爭議甚至發展到武裝對立的冷戰。本來以為，隨着共產主義陣營的垮台，正確的一方已經不言而喻了。然而這個世紀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資本主義的諸多弊端，許多人又開始了否定的思考。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論，都屬於較新的發現。當然只要認真對待，總是可以找到某些克服弊端的方法，變得比從前更正確一些。但假設將來有進步，也只能從發現錯誤而不是發現正確當中取得。因為認識到錯誤，是在你跌了跟頭，有了教訓以後。而任何一種稱之為正確的認識，都必須經過錯誤的反證才能成立。沒有經過實踐的東西，不能肯定其正確。當你肯定了，就註定要吃苦頭，早晚而已。人類的教訓實在太多了。

中國一百年來的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人們自認為發現了正確以後產生的。人有不自主地發現正確的衝動。蘇聯的十月革命，正好和五四銜接。頭腦發熱的知識分子們自以為從蘇聯找到了真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那時候年輕的蘇維埃並沒有很多實踐，失敗的教訓還沒來得及出現，但一下子就被激進青年們全盤接受。當然，發現真理是很時髦的，很容易吸引眼球，領導潮流。人的虛榮心本能傾向於這個。於是社會就隨着大潮走，任何非潮流的力量都不能阻擋。而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資本主義完全沒有發展，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革命成功了，儘管是用暴力強行推動的，“正確”的人們更加忘乎所以，立刻要實行國有化全民體制，向共產主義邁進。這裡的慘痛教訓就不說了，有人忌諱。後來比較清醒的過來人，用“左傾思潮”來形容這種進步衝動。左傾的實質就是迷信自己的能力，以為自己發現了正確。

同“發現正確”比起來，“發現錯誤”非但不時髦，還悖時，甚至討人嫌。發現錯誤的人，一般都被認為保守，思想極端，只挑小毛病不看大局。潮流從來都不跟着發現錯誤的人走，還故意無視他們。尤其是，當發現錯誤的人指出發現正確的人不是自己所說的那么正確，影響到他們的聲譽地位的時候，日子更不好過。還有，當同一種錯誤長期得不到糾正，不斷重複，那些發現錯誤的人就不得不一再重複自己的發現，聽起來像祥林嫂似的嘮嘮叨叨。殊不知，歷史的真正進步，靠得不是那些時髦的人，而是這些討嫌的人。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所有進步（剔除落後的部分），都是改革的開創者，主要是鄧小平，也包括胡耀邦趙紫陽等，糾正毛的錯誤的結果。鄧小平甚至都沒有提出一個正確的方向，只承認“摸着石頭過河”。而所有落後的部分，比如腐敗、貧富差別加劇、政治高壓帶來的流血等，都是由於沒有糾正過去的錯誤，仍採用舊政治體制的結果。現在的正確發現者們，進一步提出了“中國模式”的新發現，“不搞西方那一套”，就更不可能糾正體制上的錯誤。其實，現行的體制是為過去落後的大鍋飯生產方式設計的，經濟一開放，各種複雜的矛盾關係幾何級數地增長，一黨集權體制怎麼控製得住呢？即便僥倖渡過一兩道險關，只要一天不理順全部的關係，遲早會“敗走麥城”。

一般來講，在治學態度上，致力於發現正確的人躊躇志滿，致力於發現錯誤的人謙卑謹慎。這多少決定了他們認識真理的能力。人對自身，對人的整個精神世界的認識，少得可憐。儘管對外界物質世界的認識已經非常發展，但完全不能以此滿足。只有承認局限，謙卑地吸取各種不同思想，才有可能接近正確，少犯錯誤。如果有人說，沒有正確的參照，怎麼能發現錯誤呢？回答是，反過來一樣，沒有錯誤的參照，怎麼能發現正確呢？後者是經過實踐的，更可靠。人類傷害自己的錯誤已經堆積如山地擺在那裡，看得見摸得着，足夠參照了。當然。經驗可能是錯的，但很少反覆錯，只要你不堅持說正確。改正一個錯誤的確只是一種小正確，卻比發現一個終極的大正確安全得多。近代的中國人都有某種正確癖，為了正確可以把同類殺掉，把家園毀掉。較穩妥的辦法，只是根據已有的基本常識，糾正大錯誤，同時也就是積累小正確。小正確積累多了，會在某一天產生質變。一步登不了天。

20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