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民公寓》和上海舞女

————喻智官文革小說在愛爾蘭獲獎

茉莉 　
 

在中國文革爆發四十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愛爾蘭盧斯地區政府藝術辦公室和一家出版社組織作品徵文競賽，把成人文學一等獎，頒給了一位旅居愛爾蘭的中國作家，他的參賽作品正是描寫文革的小說《福民公寓》。

作家喻智官原是上海的醫生，為了實現“寫一部關於文革的長篇小說”的心願，他於1988年去日本攻讀文學碩士。十年前，為了尋覓自由寫作的環境，他從東亞的島國輾轉到西歐的島國，在喬伊斯和葉芝的家鄉愛爾蘭，歷時五年的嘔心瀝血，終於完成了這部著作。此書於2003年在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推出，日文和英文本也將陸續出版。

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的海內外文壇上，《福民公寓》是第一部以大上海為舞台，全景式再現各階層市民在文革狂潮中生死沉浮的作品。作者真實記錄了半殖民地時期法國人建造的一所摩登公寓裡各色人物的命運，立體地刻畫了中國人在四九年“解放後”尤其是文革的生存景況，深刻地揭示了隱藏在故事背後的社會內涵，並試圖尋找導致文革的歷史因由和淵源。

◎ 書寫親歷過的生死悲哭

被視為上個世紀最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倡導他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時，曾提出“人生與文學的對稱性” 的觀點，具有鮮明現實主義特徵的《福民公寓》可以說是它的註解。《福民公寓》以文革開始時還是小學生的主人公吳國福的視角，通過公寓裡眾多居民日常生活的白描，精心謀篇布局推進故事情節，在錯綜複雜的人物和他們之間的糾葛中，廣角地透視了瘋狂社會的真相：在沒有人權的專制極權社會，每個人都是悲劇角色。

在福民公寓這個“資產階級集中的老巢”里，作者生動細膩地塑造了近四十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寫下他們迫害和被迫害的生死悲哭：其中既有逃亡的白俄、大資本家、圖書館員、醫生、舞女和歸國華僑等非無產階級；又有工人、區委幹部、軍代表，里委黨支書，以及紅衛兵領袖等無產階級。

舞女祝秋藝是他們中一個很有特色的人物。這位舊上海百樂門的當紅舞女，令人想起白先勇筆下一些著名的女性形象，如交際花尹雪艷、舞女金大班。不同的是，從上海跑到台北的金大班們，演出了別樣香艷悽美的一幕，而留在大陸的舞女祝秋藝卻沒有那樣的幸運。

在解放軍渡過長江上海解放在即的時刻，住在公寓裡的流亡白俄或再次出逃第三國或自殺，其他居民也面臨命運攸關的去留選擇，可舞女祝秋藝卻輕佻地謝絕了小開黃 ——造船廠老闆的兒子帶她逃往香港的邀請，她要留在百樂門繼續做“眾星拱捧的月亮，翩翩起舞的彩蝶”。祝秋藝不相信共產黨來了會不讓人跳舞，不相信燈紅酒綠的大上海真的會流光飛滅，

而後多年，祝秋藝只能打着哭腔，念叨小開黃分手時的話：“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上海解放了，舞廳封門了，祝秋藝成了新時代的社會渣滓。為了改變自己的生存處境，她草草嫁給一個叫來龍的工人作政治靠山。文革來了，她生怕自己被划進“黑八類”遭抄家批鬥遊街，就慫恿不關心政治的丈夫去參加工人造反隊，由此得到一個造反隊家屬的護身符。不料，來龍加入的造反隊因和王洪文的“工總司”唱對台戲，而慘遭鎮壓。丈夫在武鬥中橫死，費盡心機的祝秋藝又陷入新的惶恐之中。

為了尋找新的靠山，祝秋藝利用姿色去引誘戶籍警趙河竹，兩人勾搭成奸。有了趙河竹作靠山後，祝秋藝過了一段舒心日子，尤其是在毛澤東生日，里委組織家庭婦女跳忠字舞時，趙河竹讓祝秋藝上台教大家跳舞，使她揚眉吐氣。然而好景不長，她和戶籍警的姦情被丈夫是軍宣隊的里委幹部揭露。公檢法（文革時公安、檢察院、法院合為一體）為了保全警察的形象，讓趙河竹把責任全推到舞女祝秋藝身上。結果，趙河竹成了“上當受騙”者，而祝秋藝卻成了腐蝕戶籍警的壞分子，最終沒逃脫被批鬥的命運。

◎ 王安憶《長恨歌》淡化背景

就這樣，喻智官在《福民公寓》中，將複雜的歷史境遇，作為人性動作的舞台，寫出個人空間被社會擠壓之後的摧折與毀滅。作為舊上海文化一部分的舞女名媛，在翻天覆地的革命時代到來時，其個體的命運和心理必將隨之發生變化。

然而，同樣是描寫舊上海留下來的舞女名媛，王安憶的那部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代表作《長恨歌》卻與之不同。在《長恨歌》中，王安憶以大量的筆墨，描寫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名媛王琦瑤的日常生活，精細地刻畫了一個風姿綽約的“上海小姐”形象，被視為一個城市古典摩登時代的見證。

在王安憶優雅的描述中，上海弄堂的閨閣，“滬上淑媛”的服飾，金屋藏嬌的公寓，麻將桌上的男女遊戲，……上海式的物質生活，上海式的時尚趣味，風花雪月和小資情調充斥全書。一個大時代的沉重與癲狂，就在這瑣碎、輕逸與麻木的敘述之中，隱沒了它的真實面目。

儘管王安憶說故事的才能爐火純青，但是讀者從這部小說中，看不到中國六十年代那場浩劫的慘烈，看不到時代對人物命運的震撼。社會背景被淡化了，虛構出來的主人公不食時代煙火，與她所處的歷史嚴重脫節。寫作的深度真實因此被拋棄。《長恨歌》的故事背景即使放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也是可以的，唯獨放在解放後的上海是令人無法想象的，是本質虛假的。

◎ 《上海文學》老編輯評兩部小說

對喻智官和王安憶這兩部小說，原《上海文學》的老編輯陳家驊先生都有過精彩的評論。陳先生與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同在一個編輯組工作，當年看着脫離襁褓的王安憶長大，並對她的創作有過很大的期待。但在讀了眾人叫好的《長恨歌》後，陳先生大失所望。

陳先生在文章中說：“雖然《長恨歌》比較成熟，藝術性也強，十分精細，也較耐看。但我還是要說，我不喜歡。”陳先生之所以對王安憶小說不滿，是因為當年在《上海文學》編輯部里，有二十多人被戴帽，下放，挨斗，坐牢，就連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平，其“遭遇之慘無法言表”。在如此恐怖的環境長大的王安憶，仿佛失去了記憶，居然可以把文革“淡化到了無法淡化的朦朧水墨畫”的程度。

相反，對喻智官的小說《福民公寓》，陳先生一個勁地讚不絕口。他的評論題目即是“我喜愛長篇小說《福民公寓》”。他說：“幸虧有《福民公寓》作者這樣堅持正義的正直之士，我們才能讀到這部深刻而真切地描寫文革的作品。”“正因為《福民公寓》是記錄血污社會的寫實之作，它只能在保留資本主義的香港出版，由此也鑑定了這部作品的價值。”

不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文學都是當代人文思想最重要的表達者。《福民公寓》的成功不在於技巧上的花拳繡腿，而在於作家的責任感和對歷史的追問能力，以及他對人間的整體關懷。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