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今日之困境與毛澤東文革中的保守主義
（2011年9月9日）

王希哲


對文革的“清算”，今天實在太重要了。例如，我們要想知道中國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裡？不“清算”文革，就不能明白。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臨時革命憲法---1966年8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明白規定了文革要達到的中國政治改革目標:

革命之後，中國新型的政權機構
“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
人民全面選舉出來的代表
“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這個決定，是根據毛澤東自把聶元梓大字報描繪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來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義談話，作出的。

遺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終，毛澤東表面的激進主義被他實際的保守主義所消滅。毛澤東葉公好龍，他呼喊的龍真的來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帶來的全國全面選舉制度的前景真的來了，他又倒退了。他猶豫幾天之後，否決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說：

“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公社裡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裡呢？總該有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嘛！，不管叫什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替黨嗎？”
推到、“奪權”了省市各級基層黨委之後，還是要回歸到“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不能“一切權力歸公社！”

也就是說，毛澤東不斷呼喚人民起來“革命”“造反”，打倒當權的，甚至在中央當權的“走資派”，但歸根結底他要的，他相信的，還是黨專政體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權制度。文革的最終結果，中國的政權制度還是完全復舊。當然，打倒整肅了一批毛澤東的政敵，右派“徹底否定文革”，咬定了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這一點上，也很難予以批駁，因為事實，毛澤東手握絕對權力的文革十年，他口號激烈，也發動了人民，但卻沒有在保障人民與“走資派”“官僚主義者階級”作鬥爭的民主制度建設上，作出一點積極的貢獻，留下任何一點積極的有“巴黎公社”影子的選舉制度遺產！也正因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們政變上台，才足以輕而易舉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為一場毫無社會積極意義的“十年動亂”。

楊曦光曾猜測毛澤東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種對官僚主義階級不得已的讓步。是的，我們的確不能苛求歷史人物的毛澤東，不能想象中國的政治改革目標能夠一天之內達成，但你是革命家，你總要有一點進步給人民，總要留下一點積極的民主選舉的制度建設遺產吧？沒有！
“李一哲”們也朦朧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發現，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號召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去“革命”、“造反”和“五不怕”，卻不在法制的建設上，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實保障，鼓勵人“五不怕”造反的結局，只能是讓人們最終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國人民要的，不僅是“革命”的號召，也不僅僅是“四大”的武器（這武器被鄧小平右派官僚階級上台後收繳），更要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這才是根本。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這個問題了。
自1976年以來，當今的中國早已是右派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左右兩邊都在反對它。反共右派不用說，想進一步向右，將中國推向非共、反共的“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擊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下的修正主義“改開”，給中國工農基層弱勢民眾帶來的痛苦，讓他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惡。
那麼，怎麼辦呢？

毛澤東曾為左派留下了一段話：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毛澤東沒有為他的忠誠的後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決國家最高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右派手裡，又能被“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徑奪回來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只留下了這番貌似悲壯實則虛幻空洞的政治遺言，又被稱作了留給身後左派發動革命的“錦囊妙計”！
在這“遺言”里，毛澤東不是堅信身後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麼？為什麼整整十年，你又那麼的不敢相信人民民主，為什麼你就不能將你手訂的文化大革命“16條”中國“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的政治改革目標，堅持到底呢？或向官僚階級讓一些步，但堅持一半，或堅持三分之一，總之，為中國人民也為你忠誠的後人留下起碼一點點能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性政治遺產呢？

有人說，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鍛造了中國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這是中國不同於蘇東而難以徹底變色的重大保障，這就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但是，留下人民真實當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難後的“革命造反精神”更為重要，更為切實可行而更有益於人民麼？
今日忠誠的毛派，能夠按照毛澤東留下的那番“錦囊妙計”來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麼？真“上井岡山”？“南昌起義”？1976年10月，上海馬天水、徐景賢們不敢幹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幹麼？強人所難。

毛澤東自信說“中國如發生右派政變，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事實如何？毛派已經“容忍”30多年了。為了解釋今天還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岡山”和“南昌起義”，於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強調說，雖然當今的中國已是右派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統治，但黨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今後習近平），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還懸有最後的一線希望在他們身上。只要說服胡錦濤們能支持自己，那麼我們毛派今天的鬥爭，還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一種隨時注意着觀察最高領導人臉色口氣變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邊上，就危險，就要準備作“反革命”。

理解了這一點，明白了文革中毛澤東激烈的革命主義言辭與他實際的保守主義改革立場這個矛盾留下的結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國毛派掙扎中所處的艱難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爭取民主。爭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對修正主義”是第二位的。只有爭取到了全民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組黨自由等，你才占據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合法陣地，再向前進，一步一步爭取到了“16條”規定的中國“全面的選舉制度”和“改選、撤換”制度，你才擁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選票合法地將“修正主義集團”請下台的有效手段。
但是，右派的“憲章”，不是也提出了幾乎一樣的公民言論、集會、結社組黨等民主要求的麼？是的。基本的公民民主要求，是中國今天幾乎全民的共識。中國的左派和右派力量，完全可以在這一點上，與全國民眾團結在一起，結成統一戰線，首先把起碼的人民民主權利，爭取到手。然後，再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展開左右兩派地位平等的自由博弈和競爭。看究竟誰，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民意，由它來引導和校正中國的方向。

極左派也許會拒絕與右派結成爭取民主的統一戰線。他們會說，“我們要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主義民主。它是與全民民主的憲政框架不能相容的。”，對此，我只能回答，你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從來沒有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它不過是一種斯大林式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集團專政罷了。它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從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一面來說，這種斯大林式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集團專政，正是文化大革命本來要發動群眾摧垮、改造的對象。何況，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多元化（你叫他“特色社會主義也行”），它符合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已經是任何力量無法改變的了，哪怕你真上井岡山革命推翻了現在的“修正主義”共產黨，也無法改變。在這個資本主義多元化基礎之上的民主，只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而又是這個多元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的左右翼制約，才足以保證中國今日的資本主義不致惡化走向左右的極端，最可能地保障各階級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毛派極左派不拋棄它的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的幻想，它就永遠無法擺脫它今日政治的困境。它只有與全國民眾團結在一起，舉着毛澤東的旗幟走在最前面，為全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及其制度化而奮鬥取得勝利，它才能算是真正繼承了毛澤東，超越了毛澤東！




2011年9月9日
美西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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