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民主之路雖然啟動，但卻令人心焦的是儘管它被英國殖民一百五十多年，但沒有走向溫和、理性、以經驗主義為特徵的英國民主路線圖，而是日益走向台灣。自己曾在香港和台灣兩地遊歷，雖然感覺香港更像外國，台灣更像中國，但共同的文化基因卻在民主化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西諺云：文化是制度之母。確是入木三分。

香港民主化博弈的背後

香港一向號稱政治沙漠，經濟動物。然而，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順利度過第一個十年之後，香港卻風雲突變，大有成為第二個“政治過熱”的台灣之勢。僅2010年以來，就發生如下罕見的衝突事件：香港民主派不顧人大釋法，不顧違背憲制性文件《基本法》，堅持2012年進行雙普選。為此不惜發起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甚至於2010年元旦衝擊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機構中聯辦，造成一名警察受傷。更為離奇的是，五名來自不同選區的泛民主派議員（公民黨、社民連），集體辭職，逼迫立法局進行補選，並打出“五區公投”、“公投起義、全民起義”的刺激性口號。隨後更發生香港歷史上罕見的特首光天化日之下遇襲事件.此外，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民意調查首次發現，受到政治紛爭及官民矛盾日益加劇影響，香港已不是和諧社會，約150萬港人（占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認同採取激烈方法，迫使特區政府響應民間訴求。

    就在民主派大搞激烈的街頭政治一刻，香港立法會審議2012年政制改革方案，中央和特區政府更罕有地公開贊同由香港民主黨提出的、主要涉及區議會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的改良方案。

    香港的政治風雲表面上是香港的民主化（快、慢）之爭，但如果從更大的歷史視野看，卻極為複雜。這需要先從英國殖民政府為何堅拒香港民主化談起。

    1840年鴉片戰爭的勝利，帶給英國一個香港殖民地。而港英政府在香港確立的以總督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一百多年都幾乎保持不變。其核心是：港督代表英國對香港行使主權，代表港英政府實行治權。但總督的直接上司是英國殖民地大臣，他既不能對外簽署外交文件，雖然是三軍總司令，但也無權直接指揮駐港英軍；香港立法局制訂的法律不得與英國的法律和殖民地大臣的訓令相牴觸，英國政府可以否決認為不當的香港法律，甚至有權替香港立法。司法權上，香港法院的終審權在倫敦。對於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所有議員均由港督委任，港督還同時擔任兩局的主席、擁有緊急立法權和解除立法局的權力，從而確保港督擁有絕對的控制權。而這種整套憲政體制的目的就在於強化英國對殖民地的絕對控制。

    英國這種做法的初衷，則來源於北美獨立的教訓。當年正是由於北美殖民地擁有獨立的議會，不僅嚴重阻礙了總督權力的行使，而且議會對總督的監督使其變成催化獨立運動的政治中心。顯然，為了避免再次出現北美獨立這種嚴重損害英國國家利益的事件發生，才是英國堅決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的根本原因。更何況，當年的北美殖民地都是由同文同種同源的英國人所建立的，尚且追求獨立，更遑論異族的香港。這正如英國殖民大臣1894年給港督的信中明確指出：在華人占多數的情況下，英國不能放棄香港的殖民地位，也不宜採取選舉。相對應的，就是對華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直到第八任港督軒尼詩時代才取消了對中國人的歧視政策。並任命了第一位中國人（即伍廷芳）出任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但由於英國殖民大臣的反對，不得不改為臨時議員）。

    二戰結束後，世界進入冷戰。由於大陸內戰，大量資金和廉價勞動力來到香港、朝鮮戰爭使得香港成為內地貿易和走私的秘密渠道，再加上東南亞政治亂局導致南洋華商將資本移至香港，同時港英政府採取土地公有、政府拍買的政策，香港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但也引發了貧富分化、上百萬人無房可住的現象。民族矛盾和勞資矛盾迅速激化。在這個背景下，發生了規模浩大的“67抗英運動”。雖然這場運動被港英政府殘酷鎮壓下去了，但也使港英政府意識到，如果進行普選，左派力量將主導香港政治。但另一方面，隨着英國交還香港時間的臨近，港英政府也需要培養忠於自己的中產精英階層。用在印度積極推行英語教育最得力的MACAULAY勳爵的名言就是：這個階級有印度人的血統、印度人的膚色，但有英國人的嗜好，英國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其目的在於，哪怕將來英國人走了，他們留下的制度也只有他們培養的人才能操作，從而保持形式上不是英國人實質上仍是英國人統治的效果。此外，今天香港左右派分裂、對峙的歷史根源，也在這裡。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一改過去統而不治僅僅從經濟上榨取香港的策略，進行大量的社會改革。如房屋計劃、反腐、重建公務員體系。進而在八十年代推出現在香港民主派強烈反對的“議會功能組別”，將大量的香港本土精英納入。

    從以上回顧不難看出，英國政府之所以不在香港推行民主原因只有一個：國家利益。不管是避免北美獨立事件再現，還是避免親大陸左派進入和控制權力中樞。這也是為什麼當英國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特別明確宣布這個公約關於普選的規定不適合香港。現在香港的法律界普遍認為普選的法理不是來自《基本法》而是來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真是歷史的玩笑。

    然而，當末代總督彭定康走馬上任之時，何以英國又突然積極的推動香港的民主化了呢？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職業政客（時任保守黨主席）彭定康的任命，打破了只有外交部或者殖民部官員出任總督的慣例，也顯示包括隨後的政改風波都是英國有意識的戰略。

    現在看，原因不過有四。一是英國已經在香港培養出一個效忠於英國意識形態的中產精英階層。它已經不擔心如果普選會出現左派控制權力的後果。二是英國即將把香港交還給中國，如何實現不是英國人的英國人統治，推動民主化是必要的手段。三是不管推動香港民主化成功與否，英國都是贏家。成功了，自然會選舉出親英的執政團隊，如果由於中國的反對失敗了，自然會造成香港和中央的對立以及其內部的對立和混亂。而且英國把香港民眾對民主的期望值推的越高，可能造成的失望就越大，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就會越強，香港社會就會越分裂。英國實是拿中國的利益香港為籌碼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可謂無本生意的穩贏不賠（現在西方拿西藏、台灣說事，也是同一思路）。第四則與時代大環境有關。冷戰的結束，中國成為西方唯一遏制、肢解的對象，而香港就成為雙方較量的最前線和主戰場。英國調整對華政策，實是追隨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這也同樣可以理解，何以八十年代，英國可以對中國讓步，原因就在於當時的中美戰略同盟關係。

    其實，英國最後階段推行香港的民主化，早就被當時的首相撒切爾夫人一語道破天機：“我們的談判目的，是以香港港台島的主權，換取整個香港的長期管治權……我們建議談判如果沒有進展，便應在香港發展民主架構，我們的目標是在短時間內讓香港獨立或自治，仿如我們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戴卓爾夫人回憶錄》）如果還有人不明白香港民主化背後的國家利益博弈實質，不妨多多回味撒切爾夫人的坦率表白。至於香港的民主派是不是應該慶幸中國政府沒有屈從於英國的壓力，否則，香港的民主之門還不知要被美國支持的英國關閉到何時。

    當然這場博弈的後果，表面上中國重起爐灶，但看看今天香港的政治演變和由此造成的內部分裂，不得不承認英國的高明和先見之明。(當然，中央政府也做好了最壞的準備，這就是為什麼提出2020年上海建成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同時宣布2020年香港完全普選。)

    如果從香港的現實出發，考慮到左、右派的歷史恩怨尚未化解和消除（或者遺忘），中央與香港民主派並沒有建立起互信，英國殖民意識仍然殘有市場，愛國愛港陣營尚不具絕對優勢，實行普選的條件並不成熟。這從目前各政黨激進的表現可見一斑。在一個動輒就斥責對方“大漢奸”、“大賣國賊”的環境下，怎麼會產生良性的民主政治？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竟然發生了“要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態自己是不是共產黨”的類似於麥卡錫色彩的荒誕事件。說香港民主派不懂民主，並不為過。更何況，中央目前對香港缺乏直接治理的手段。像貨幣主權、財稅主權和司法主權都在香港特區政府手裡，中央政府唯一的權力是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如果這兩權喪失，香港豈不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可資對比的是，英國掌有所有的權力仍不放心給香港人民主，而回歸後，中國中央政府卻大幅度的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

    以英國為鑑，香港的民主化並不是民主與否的問題，而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是主權的問題，是是否遵守《基本法》的問題，是是否承認中央權威的問題。如果從東西方的角度看，則是中美背後博弈的問題。（美國民主基金會的網站上就公開標明對香港民主派的資金支持）。這也是為什麼，當人大常委會釋法，2017年普選特首，2020年普選立法會之後，香港的民主派仍然不依不饒，甚至實行“變相公投”來挑戰中央權威，挑戰《基本法》。請問，在野尚且如此，假設一旦這些群體在選舉中獲勝，中央是否按照《基本法》對之進行任命？當年港英政府擔心實行民主造成北美獨立再現或者左派控制權力，難道今天的中國就不會有同樣的擔心嗎？就不擔心選出一個陳水扁嗎？如果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採取倒向西方、或者去中國化、甚至要求修改《基本法》，正如鄧小平所說的“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這個時候，中央政府能坐視不管嗎？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對於普選可能造成的後果，英國人一直十分的清醒。1984年港英政府曾發表過一個《代議政制綠皮書》，直言不諱的指出：直接選舉並不是一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辦法，足以確保選出一個穩定的代議制政府。有些時候，人民的政治意識對直接選舉未有充分的準備；有些時候，則由於社會風俗習慣不同，這種選舉方式未能深為人民所接受。……推行直接選舉，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個反對派系參政的局面，以致於在這個關鍵時候，加上一種不穩定的因素。

    香港的激進民主派，不妨重溫一下大英帝國的“民主”宣言。

    關於民主，最後不妨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國現代化最成功的推手、“一國兩制”的發明人、曾在老牌西方國家法國留過學的鄧小平的話作為結尾：

    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