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死於非洲的瑞典人
  

                         ——懷念哈馬紹

                                                            茉莉

每周一次，我和瑪格麗達在東街那個咖啡館相聚。我們中、瑞兩個民族的女人意趣相投，總是有聊不完的話題。前次聚會時，不知怎麼聊起了非洲，談到非洲從西方殖民者手裡獲得解放之後，幾十年來虎去狼來的現實。

瑪格麗達突然說：“要是哈馬紹還活着，非洲不會落到這樣悲慘的處境。”是嗎？我沉思起來。那位去剛果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的瑞典人——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達格·哈馬紹，在遙遠的地方隱隱閃現。於是，我們都去圖書館找有關哈馬紹的書籍閱讀。

瑪格麗達關心的是哈馬紹的成長經歷，一個“媽媽的小男孩”，怎麼成長為一個服務世界的官員。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家庭。父親亞爾馬·哈馬紹在任省長和國會議員期間，正逢瑞典的附屬國挪威鬧獨立，他主持了與挪威人的談判，於1905年和平地解決了兩國分家的問題。1914年至1917年，亞爾馬曾任瑞典首相。

然而，這位嚴肅的原則性很強的父親，卻是一個不常歸家的工作狂。住在烏普沙拉古老的紅色王宮，目睹母親的寂寞與憂傷，幼年的哈馬紹從小就學會關愛母親。這個孝順的兒子甚至一輩子不結婚，幾十年如一日地照顧母親。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成為政治經濟學博士的哈馬紹，也喜歡閱讀神學著作。

1953年，一封聘請哈馬紹為聯合國秘書長的電報，令瑞典舉國皆驚，當時任瑞典內閣不管部部長的哈馬紹本人，更是驚奇得不知所措。沒有任何瑞典政府官員或民間機構向聯合國推薦過他，甚至沒有人徵求過哈馬紹本人的意見，他就得走馬上任了。他的前任——挪威人賴伊到紐約機場迎接他，告訴他：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務，是世界上的“一個不可能的工作”。

這是我最感興趣的：這位糊裡糊塗被推上世界首長位置的瑞典人，如何面對那個“不可能的工作”？那是冷戰激烈的時代，美蘇兩國爭霸，在聯合國吵鬧不休。安理會的英國人和法國人，觀察到哈馬紹作為瑞典外交官在國際事務上的優異表現，相信來自有著名中立傳統的瑞典，哈馬紹有能力調解各國之間的紛爭和衝突，於是推薦了他。後來的事實證明，哈馬紹在那個巨變的時代裡不負眾望。

當時沒有人知道，沉默而敏感的哈馬紹，從那裡去尋找力量，來對付早期聯合國那些繁忙的事務與尖銳的衝突，對付如赫魯曉夫大敲桌子那一類傲慢的挑釁。直到哈馬紹去非洲參加停火談判的座機墜毀，人們才從他留在紐約居所的一本日記中，窺探到這位殉難者內心的秘密。

於是，我和瑪格麗達一起閱讀這本題為《路標》的日記。這是一本沉思錄，充滿了憂鬱的內心獨白和神學思辨，勾畫了一個自我輪廓。作者的思緒在不同的表達之間跳躍，富有詩意和古典韻味。此書出版後人們才知道，從未公開談及宗教信仰的哈馬紹，原來是一位心靈的基督徒。每當他疲乏無助之時，他就在內心裡和上帝對話，訴說自己的困惑與痛苦，詢問為何要由他來承擔如此艱難的工作。

但是，與他對話的上帝不是傳統的教會的上帝，而是一個更博大的存在。他的尋求，實際上是生命意義的尋求，一種值得忘我地去追求的意義。他既信仰科學也信仰神學，愛好文學還酷愛大自然，有機會就去拉普蘭的荒原上漫步。從內心的寧靜和大自然中，他吸取智慧和力量。

對於哈馬紹來說，寧靜具有莫大的價值。聯合國工作的緊張而又忙碌，他在日記中，為自己保留一個靜謐的心靈空間，以便回歸、休憩，思索並追問一些永恆的哲學問題，增加自我理解並獲得力量，以完成他那責任重大的工作。

突然悲劇性地離開人世，哈馬紹留給人們的是四個常用的瑞文詞：allvar（嚴肅）， arbete（工作），andakt（虔誠），ansvar（責任）。讀哈馬紹時，我和瑪格麗達在一起長久地嘆息。在這個傳統價值衰微的時代，在當今世界的政治人物中，像哈馬紹這樣堅守精神價值、具有不可腐蝕性的典範，已經不可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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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