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謀維基——讀基辛格《論中國》

（二十八）務實

基辛格對於鄧的標籤是pragmatic，中國人撿好聽的翻譯，叫做務實，給實用主義打了個擦邊球。相對於四人幫的radical，好像要好聽一點。

在另一方面，基辛格給美國人的一字褒是missionary，不管是輸出哪種意識形態，它有自己的價值觀，不但執着而且傳播，包絡了挺和用的兩方面。

相比之下，務實則是碌碌，沒有思維，沒有價值意義，為務實而實務。可有誰想到，在中國，務實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起碼毛是如此心病。毛去世前，也曾豪氣萬丈，以為與“修身治國齊天下”一樣，三五句口號就可以拿下。然後，走向豪氣的方面，被“大躍進”的爛草繩徹底嚇怕，不敢再置喙生產。又被黨內權力爭奪激憤，遂專一搞“階級鬥爭”，“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等，任何人一提起“生產建設”就像是要揭他的短項，就是要跟偉大領袖過不去。所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把話說得絕對到了極限。

在這個意義上，基辛格說，毛毀滅了傳統中國，留了爛攤子給鄧去現代化——與現代化，現代思維，無緣的毛，以他個人頑固的小農世界觀，成為中國前現代化的最後標杆。

毛去世後，中國的內政發生激變，生產建設被重新提上國家議事日程。這無疑是務實派的（相比於毛的）智慧所在。但是作為毛周時代外交路線的實質政策基本上得到繼承。“安全第一”不僅是生產中的口號，在外交方面也是側重。

以美優先，同時改進與蘇聯的關係，這大概是鄧與毛的最大差別。所謂中蘇兩黨間的巨大矛盾，說到底，只是毛與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個人恩怨，發展到針鋒相對，不可挽回的地步。對毛來說，他已經是把路走絕，無路可退，只能破釜沉舟，鄧則沒有這樣的沉重包袱。

所以我們說，毛去世以後，實際上中蘇兩個國家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就自然消失。鄧開始找尋恢復的辦法和道路，但是，現在是在不丟棄連橫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