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後期,民主或稱遊戲規則遭到破壞是由於體制問題.我卻不以為然.似乎人的因素更為重要.

試分析一個實例:眾所周知,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將信轉發給大會討論.初時,多數人認為,儘管信中的某些提法可以商榷,總的來說,信的內容是好的.為此, 毛澤東在7月23日發表了措辭激烈的講話.雖然他說:“不贊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但是大家知道他不高興了.結果,大會風向立轉,彭德懷等人的觀點遭到大夥的批判,最後被提到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接着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以“法定”的程序,對彭德懷一夥作出了組織處理.應該說,毛澤東將彭德懷的信轉給大會討論,並不違反民主的原則.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雖然有欠風度,但也是民主政治允許的.大夥對彭德懷進行批判,以“多數決”的原則對彭德懷作出處理,也是符合民主原則的.儘管受到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作出的決定是錯誤的.然而民主政治並不能保證決定的正確性啊.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很明顯,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毛澤東一講話,大會的風向隨之轉向.

但是,這主要是由於制度問題造成的嗎?試設想,如果將當年的廬山會議那一幕搬到後來華國鋒當權的時代,如果發表7月23日講話的是黨主席華國鋒,結局就絕然不同了.當華國鋒激動地說“如果解放軍不跟我,我就去交城山找游擊隊”時,迎來的恐怕是全場的哄堂大笑.“華國鋒!你想去交城山找游擊隊,請便!”於是,在接着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華國鋒由於犯小資產階級狂熱症,被免除黨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保留中央委員資格以觀後效.

同樣的體制可以產生絕然相反的結局說明制度在這裡並不是關鍵因素.關鍵的因素是人.是毛澤東講了話,而不是華國鋒講了話,哪怕他也是黨主席.為什麼毛澤東講了話,絕大部分與會代表都服從,即使是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呢?其中大部分人認為毛比自己高明得多,聽毛的不會錯;另外一些人雖然仍有不同看法,但也願意順從毛,尤其當毛已經開始發火了.

其深層的原因是:不光在心目中,毛澤東是人們的大救星.新中國的建立和一系列政策的實行,使得飽經戰亂的中國迅速地醫治了戰爭的滄桑,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就恢復到戰前經濟發展的最好水平;土改使得全國農民得到了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土地,再也不怕黃世仁會上門逼租逼債;工人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經濟地位也有改善,再也不擔心工頭們隨意打罵,搜身,罰人下跪;在全國範圍內對失業知識分子進行了登記,量才分配工作,知識分子的滿腹經綸得以施展;過去下賤的戲子,成為受人民尊敬的藝術家,再也不怕地痞流氓起鬨搗亂;打擊了黃牛們的金融投機和不法奸商的囤積居奇,並組織生產和物質交流,迅速穩定了市場物價,穩定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更穩定了人心;開展了清匪反霸,一掃千百年來的匪患,車匪路霸,極大地安定了社會秩序;戒賭戒毒,取締了賣淫.大批受盡屈辱的婦女被救出火坑,不僅為她們治癒了性病,並讓她們接受教育,培訓技術,分配工作而得到新生.

如果說,沒有毛,大部分工農大眾尚可以苟延殘喘,不一定非得遭遇楊白勞的下場,則對於絕大多數共產黨的高中級幹部而言,沒有毛,他們的生命早在1935年便畫上了句號,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他們的今天.因此即使開明如胡耀邦,在痛斥華國鋒時也講:你算什麼東西?毛澤東搞搞(指個人崇拜)還有道理.你也想搞?

由此,結論就不言自明了.實行民主制度的必要前提是民主制度下的每個人,都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唯如此,才能保證每個人只有實際上一票的權利,而不會因為金權,黑權,神權的存在,使得一人一票只是徒具虛名.

由此,更引出了一個問題:英雄和民主.所謂時勢造英雄.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是能夠影響歷史進程的偉大人物.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先知先覺,他們在一般民眾尚未覺悟之時,能夠力排眾議,並吸引民眾追隨他的步伐,來開創全新的格局.歷史呼喚英雄,並不是要他來聽從智力未開的民眾的.在此,民主的“多數決”自然就沒有它的置嘴之地.充其量是英雄人物能多有些民主作風,多聽聽不同的意見,更好地為民作主罷了.

因此,完全可以說,有了英雄就沒有民主.只有當歷史走出英雄的陰影,再次順着它的新軌跡自然運行時,人們才會告別英雄,於是,民主的時代就來到了.

毛澤東從五四的民主青年開始,一生致力於中國的民主建設.可以說,解放後他講得最多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連他最後推動的一件大事,也想通過大民主來克服領導幹部的官僚化.可最終卻落得個悲劇下場,難道不正是源於他的英雄本色嗎?而當今民運鬥士的醜劇,也脫不開他們爭當救世英雄,捨我其誰的心態.我是情願相信當年的毛澤東和當今的民運鬥士追求民主的美好初衷.所謂人之初,性本善,何必把他人想象得如此不堪呢?總是時勢捉弄人.還望後來諸君自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