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導

辛亥革命的發生,源自清廷作為統治者的缺乏歷史視野和囿於私利而進退失據,加上外強欺辱,終致喪威失信,造成社會失序,各種力量蜂起搶奪主導權.如果說辛亥革命給我們什麼啟示,那麼這是最警醒人之處,因為它關繫到社會變動的巨大慘烈成本.君不見近代中國屢次戰敗和承受連串不平等條約,國體坍塌,軍閥割據,外敵入侵,黨派爭雄,正當的國家建設延誤百餘年,從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延滯至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其間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數千萬生靈塗炭.這不堪忍受的成本,不管願不願意,都由組成這個國家的庶民百姓承擔.青史留名的英雄們,看重的是他們的偉業,並不在意﹑或者即使在意也絕無能力償還賠付關乎國家和民眾的時間及生命的成本於萬一.因此,從一個共處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在社會發展前進﹑召喚變化的時候,領導層必須負起主導變化和維繫一個社會的責任.

或曰這是不分原則的曲意奉承.非也.認可既有秩序,鼓勵握權者正確主導,為的是避免紊亂失序.失序的結果,一定是全社會皆輸.認可主導,是希望上下同心,實現有益於邁向完善市場體系道路的變化.依經濟學和行為科學的論述,這是一種理性的避險決策.如果領導層握權主導,不實行必需的改革呢?在現代中國,不思改革的人可以說幾乎沒有,問題大都在如何去改革的爭議.當今領導層具現代知識和全球視野;說的是“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34而不再沾沾自喜從前的說法-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知道民眾的認可和服從以握權者的績效為衡准,且了解民意會否逆向轉變,全看領導層的作為.這種逆變,是誰也不想看到的結局,卻有現實存在的可能性.這個約束應該已經具備足夠的鞭策和警醒力促使領導層作出有益於全社會的決定.有人會說這樣做既得利益集團會獲得最大利益.這確實是歷史的無奈.若要認真,必須剝奪這個既得利益集團,那又會造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此冤冤相報,結果必然是杳杳無期的混亂失序.確實會有新的一批人在亂中得到好處,但大多數的民眾只會遭殃更甚.因此,理性的做法是就從現在開始,具歷史的度量遠離分裂爭鬥,認可既存秩序,連帶也認可既得利益集團多得的好處.作為交換,在促進和督促實行新的符合市場體系的社會變化的過程中,讓新的機制不斷形成和鞏固,從而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公會逐漸減少,社會的總得益增大.中國一向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那是說財富是流動的,人在社會中也一樣.如果一個社會是流動的,逐漸開放而更趨公開﹑透明,那麼就沒有誰能永久占有既得利益.歷來沿襲封建割據(自中世紀始)﹑後來又率先行市場體系的英國,少有激烈的剝奪和毀壞重建,而是經由制衡(1215年大憲章開始對王權的成文限制)﹑移權(王室至議會)﹑擴權(資產者加入議會分享對國家事物的發言權)再到全民普享的途徑,走了一條基於他們習慣﹑文化﹑價值又符合市場體系的演變之路.中國有自己的歷史習慣和文化價值基礎,不必﹑也不能照搬,但這些適應共處﹑尤其是後來適應市場體系﹑不失序﹑實際可行﹑漸進直至包括全民的社會變化歷史軌跡,值得參研.他人的成功實踐過程也是對既認可現有秩序﹑又促使漸變的低成本社會改革的很好的註腳.

或有抱負宏大之士小視乃至蔑視這類漸變,認為只有那種天翻地覆﹑登高一呼﹑朝夕間改元換符﹑輕易在天宇間立一標竿﹑於是留下英名的舉動才轟轟烈烈,也許從其個人或集團的算計-得利成名的是他,承擔犧牲的是庶民百姓-來說不算錯.人在世間不過幾十年的功名塵土,筆者所說的歷史漸變,要經歷一﹑二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完成.僅此一項,就會壞了此等躍躍欲試野心人士的功名好事.全社會民眾的利益,從來不在他們首要考慮之列.於是,社會失序﹑百姓生活遭難對他們來說並無太多的切膚之痛,更多的是想趁機會在歷史上冒個尖留個名,最好能在亂中取勝.中國經歷了太多的“革命”﹑“解放”這類動聽名詞的動亂,現在建設和發展方興未艾,民眾完全有理由理直氣壯地唾棄這些已經不合時宜的東西.這是握權主導的領導層所樂意看到的,但前提是握權者必須順應民心促進對國家和民眾有利的改變,不然就會迫得民眾離心離德,從而易受惟恐天下不亂人士的蠱惑,致使社會落入失序混亂的向下螺旋.

民心是什麼?簡言之,人民想過更好的日子.市場體系能比其他體系更好地服務於人民要過好日子的目標,那麼促使這個體系運作得更好﹑更完善,就是全民﹑全社會﹑尤其是握權者的首要任務.所以,社會的一切改進變化,都應該朝向這個體系能否更有效完善地運作的方向.領導層樂意看到民心如此所向,但有一個兩難的尷尬:他們難於從根底上批駁現在這批惟恐天下不亂﹑處心積慮想推翻既存秩序自己上位的野心人士.因為他們的前輩正是同一類人,不過處於不同的時代.這些鬧事的前輩成功了,攬得天下於懷中.於是又回應二千年前的質問: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你做得,為什麼他人就做不得?不把這個於數千年的歷史中一再證實從而深深潛入上至最高權位者﹑下達每一個庶民百姓的既存共識打破摒棄,改換成適合交換互利的市場體系的同約共處共識,中國社會永遠會有混亂失序的危機.如今的握權者如何將現在的執政者身份與前輩的造亂趁隙奪權者的歷史身份切割從而能義正詞嚴地譴責動亂﹑依法施政並主導變革,同時又不損及執政身份地位的合法性來歷以便持續維持權威,是一個關乎執政必須回答的嚴肅問題.

中國選定以市場體系的道路來發展國家,滿足全體民眾過富裕生活的要求,決定了社會機制為適應這條道路並更好地提供服務功能必須變化和改進,而認可既存秩序,由握權者主導變革和遠離混亂失序的“革命”的共同理由是以全社會民眾的整體利益為首要衡量標準,那麼主導下有序的應變從何處着手?

廣大民眾從來是靜默的大多數,他們難以接近權力的邊緣,於是基本上只求眼前實利,可以成為順從的被管治者,也可以被鼓動而成為任何現存秩序的掘墓人.何去何從取決於握權者如何對待他們的基本訴求.這種訴求應該被表達和釋放.這是促使變化的需求和動力,也是督促握權者提供變化的壓力.

對於在野卻覬覦權位的人士,能極大化其利益的選項必然是推倒現有秩序改弦更張,所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如同一切已登台者一樣,他們不會如此直白地訴求,而會借用種種時新好聽的名稱,再結合逾百年來在中國一向被推崇的“革命”字眼,以求鼓動民眾,為其一逞所用.這種破局亂序的力量實在不是一個共處社會所需要,但若作為現實存在的替代,即握權者不作為將會發生什麼,也是一種壓力.

握權的領導層最關心的,當然是既存秩序的安然無恙.換言之,怕亂.客觀地說,這裡包含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切身利益,確實還與社會整體利益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