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回顧與前瞻(22)

   權威與具體個人和集團分離

    有序社會的維持和為求進步的社會改變,都一刻也離不開被人接受從而敬服的權威.權威必須不容挑戰,必須常在.換言之,以現存秩序和權威為出發點是講求實際的最好做法.肯定這一條並不是說只要一成不變盡力維護就可以了.想一想,權威必須常在,那麼繫於具體生活中個人或集團必會因其生死或興亡而影響權威的威信和常存不變的地位.權威必須凌駕於一切人之上,才能構成真正不容挑戰的地位,也才能以公正﹑公平﹑無私服眾.如果藉助於具體個人或集團為象徵卻又同時依靠其為權威的執行者,則在使得任何人無法挑戰和在一切人之上因而服眾這兩點上致命削弱了權威應有的地位.因此為長遠永久計,至高無上的權威只能有一個,並且高高凌駕於一切人之上.它必須與任何有物理生命極限的具體個人或集團分離,才能長存不變,不因任何人物德行或錯誤而有增益減損,真正跨越時空,成為國家社會凝聚和維繫信賴的礎石.

    權威在一切人之上且長存

縱向和橫向的觀察,可以看到歷史上的先人和當今時代的其他社會的人們因應各自的歷史文化習慣而採用不同但在本質上相近的途徑來崇隆權威,使之無可辯駁,從而順理成章不容挑戰.

相近之處,在於都藉助於對人類整體或個體而言不可抗拒的超然力.漢代的天人感應說求助於天道,那是將不可變更的自然鐵律與君威相接,使後者的地位依於天存也同樣不可辯駁.同理,君位由嫡長子承襲也是循血親的自然鐵律,其超然於人力之外,無由可爭.西方社會的共約權威,雖出自簽約和認諾的民眾,仍借力自超然於人力的彼岸的上帝之手.美國憲法精神來源的五月花號民約開篇首稱“以上帝的名義”(In the name of God)38.歐洲蠻族一直保存部落獨立互相制衡的習慣,又通過羅馬文明接受了壹神的基督教.人與人﹑人與神之間,都是“約”定.被篤信無人能逃脫而必須面對的上帝正好被借來起了兩個無可比擬的作用:在一切人之上和被所有人接受的仲裁(最後裁判).空洞無憑的一紙之約,由同諾各方的誓諾以及誓諾背後的相互制衡實力以盡力保證其不被違反,現在加上不言在上﹑最後裁判的上帝,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權威約束力.

不同之處,在於權威具體附着於何者身上.秦﹑漢以來傳統中國習慣於以“(上)天(之)子”的君王為權威的化身,權威的長存則以嫡長子繼承來保障同時免爭.相對最具理性精神的西方新興國家代表美國將權威植根於與任何生命個體或由這些個體組成的集團無關因而不會隨之消失的國家根本法(憲法),並在序言第一句開章明義稱(是)“我們民眾”(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39締結成文,並由各州認證來諾守憲法.如此基於並與生生不息的民眾緊密相連,保證了權威的長存和延續-不需要每一代人來重新修訂,那會影響權威的崇高不變形象.

觀察梳理他人的行為方式,並不是要去照搬.實際上即使同為西方國家,每一國都循自己的歷史和成文及不成文習慣形成各自凝聚社會和維持秩序的權威.英﹑美的習慣法系統和法﹑德的大陸法系統就不一樣.即使同樣承襲了羅馬法典精神的法﹑德在做法上也不同.那麼中國這樣地域廣袤﹑歷史悠久的國度,更無理由和必要模仿別人.

   尊崇共同祖先為權威象徵和根本法植於生生不息之民

滿足權威的無可辯駁﹑服眾公平﹑也為民眾心悅誠服接受的條件,中國有非常獨特且強有力的選項.西人借超然於人力的彼岸的上帝,也是經由習慣中已經普及的壹神基督教而來.它有一個並非起始設計卻無心插柳的好處,那就是這一不可挑戰的象徵凌駕於一切人之上,無形中它顯示了人人在同一力量面前的平等.相對於西方在理性和科學如此昌明的今天宗教仍有強大影響力的現實,中國民智開啟太早.早在三千餘年前的商﹑周交替之際,中國人已經遠鬼神而相信人力可為.在《尚書》中記載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召公奭等的言行思考,已經突顯了這一思想進步.所以西方人依其習慣和歷史選擇上帝有其必然性,中國不必東施效顰,完全可以選擇沿襲自己歷史積澱和習慣的對共同祖先的不言而喻的尊崇.莫名超然力(被擬人化為上帝)和遙遠的共祖都合於自然律而無可辯駁,皆可作為絕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權威並被崇隆至上而少有爭議.以共祖為維繫一體的權威也與傳統中國模式中源自血緣基礎的共處規則契合,並且同樣符合凌駕一切人之上的要求.中國歷來有“炎黃子孫”的說法.這是一筆寶貴財產.它既體現了中國人長久的文化認同,又與國人數千年已然習慣的大一統緊密不可分.這是說的歷史,轉而看現實.統一與凝聚從市場體系的要求-交換互利規模經濟-出發也是不可多得的優勢.試看五十州統一的美國與廿七國經幾十年努力尚不能抱成一團的歐盟之比,就知道在應對經濟和政治難題時孰優孰劣.因此歷史對中國的賜予一定要珍惜.中國在數千年的歷史上多民族不斷地融﹑通﹑聚﹑合,現存的各民族若追根溯源,都有太多的血緣和文化的聯繫.古文獻的記載﹑出土文物已有和必將不斷增加的證據﹑以及越來越可行的族群基因圖譜分析都能支持“共祖”這一已為廣大民眾認可並將因新的科學證據而使人愈加信服的宣示.試以蒙﹑藏﹑維吾爾數族舉其要.蒙族歷來居中國北疆.至七世紀唐時才顯於史籍.關於北方之民,在“蒙古”之名出現之前早有記載.《史記.匈奴列傳》稱:“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40這裡匈奴﹑山戎等都是對北方游牧民族的稱呼,他們是夏后氏即大禹的後代.《山海經.大荒北經》載:“大荒之中……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41,即以犬戎為黃帝后代.《史記.五帝本紀》有黃帝“北逐葷粥”42的記載.這些都有關蒙族及其先人.藏族居中國之西南,其傳說稱祖先源於東方(四川﹑青海一帶).這與古籍記載的氐﹑羌之地重合.《詩.商頌.殷武》詠:“昔有成湯,自彼氐羌……曰商是常”43.而《史記.六國年表》言:“是故禹興於西羌……”44.大禹是華夏族先祖,藏族與中原民族的脈絡淵源也顯.維吾爾族也不例外.其族名古稱回紇或回鶻.《隋書.突厥傳》記其源出:“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45,是最早起於陝﹑甘﹑寧交界處的民族.歷史的變遷使其西移,才有東﹑西突厥汗國﹑黑(喀喇)汗王朝以及其族民由信藏傳佛教改信伊斯蘭教等等.儘管這些記載有的以史實為據,也有的以傳說滲入,但佐證全體中國人為共同祖先之民已足夠.說中國是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實在更應該說中國是由共同祖先的民眾融合組成的國家.

共同祖先沿襲歷史,是深入人心從而服眾的凝結劑,容易成為凌駕於一切人之上的不變權威.這是它崇高和神聖的一面.另一面的植根,為求傳之久遠以利長治久安,合理之選應是“人民”這個生生不息的主體而不是任何個人或集團.因為任何君王﹑偉人或集團黨派都有生理年齡或社團政治生命的限制,用來作為權威的化身既不智,也缺乏歷史的長程遠見.中國已有根本大法(憲法),國名也堂堂喚為“人民共和國”,這方面要認真實行起來不需什麼全新的啟動,只要用基本現成的瓶,將貨真價實﹑能使上至領導人﹑下至民眾百姓人人信服從而能傳之久遠的酒裝入就是個良好的開端.其實,人民這個主體也正符合市場體系需廣泛參與直至包括每一個消費者(也是參與生產者)的特性.與中國選定的經濟發展道路合拍,可以說是第一位的重要.以這個最大限度包容的主體同諾共守大法,還有什麼比它更能綿綿長存地將權威和秩序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