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忽然間興起了共濟會陰謀論，中國的左翼名人何新在他的博克作了強烈推薦。一時之間，許多人震驚，又似乎恍然大悟。“善良的人們啊，你們要警惕”之類的忠告四起。

    日前翻閱漢娜.阿倫特在《論極權主義的興起》，發現不少人正熱議的共濟會陰謀論，卻是納粹玩過的老把戲。　該書對於極權主義宣傳對於陰謀論的青睞及其被民眾接受的心理基礎，就做了不少闡述。

    共濟會陰謀論原來並不是什麼新東東。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就一直流傳着共濟會陰謀論的神話。共濟會陰謀論，往往是跟反猶主義宣傳一起的。眾所周知，納粹主義思想的一部分，就是反猶太主義。共濟會陰謀論，曾在納粹德國興起的過程中被大肆宣傳利用。

（德國一戰戰敗的原因，甚至被歸咎為猶太人在德國人背後捅了刀子。）

希特勒藉助反猶主義的陰謀論獲取群眾支持，由社會的邊緣人物踏入權力的舞台。而共產主義者當年感興趣的卻是另一種形式的陰謀論，他們熱衷的是托洛茨基的陰謀和帝國主義的陰謀。兩者異曲同工。

極權主義者偏好陰謀論，這樣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洞燭其奸的、眼光清晰的民族利益的保護者，攫取統治的正當性。

成功獲取了政權的共產主義集權者，在“粉碎”一個又一個陰謀的過程中，披上了一層又一層的英明的外衣。

今日中國官方時不時影射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陰謀論的老傳統。

陰謀論很可以嚇唬人。它的潛台詞就是：你看，我們國家現在還沒亡，全賴着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美國要我們民主，這一定是個陰謀和圈套，所以我們偏就不能搞民主；美國不喜歡共產黨，恰恰說明中國離不開共產黨。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開始風行共濟會和西方針對俄羅斯的各種陰謀論。而俄羅斯的政客，對於陰謀論情有獨鍾。猶如希特勒一樣，煽動陰謀論是獲取民意贏得選舉的噱頭。

一些學界的邊緣人物，對於陰謀論有特殊的偏好。陰謀論提供了他們重新詮釋歷史的方便法門。何新對於共濟會陰謀論冷飯熱炒，自愚愚人。宋鴻兵這種偽經濟學家，靠炒作金融陰謀論，在中國風行一時。

    一般的社會大眾，囿於智力的局限，陰謀論對這個充滿偶然性的紛繁複雜的世界，提供了他們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獲得了智力上的滿足。

    陰謀論也滿足了大眾的獵奇心理。人們往往不忌憚用最壞的陰謀去忖度他人的動機。在《三國演義》和《三十六計》成為流行普及文化的民族裡，陰謀論更能滿足人們的想象力和提供事物“合理”的解釋。

    陰謀論對於一個民族的失敗，提供了替罪羊和心理平衡：我們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於誤中了別人的圈套；我們太單純善良了。

    陰謀論往往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對外的仇恨，而暴民可以在“鋤奸”、“愛國”等心理下，讓自己違反人性的行為獲得良心上的安寧。

    陰謀論有太多的內在邏輯矛盾，經不起細節的推敲。世界上的陰謀，大多數都歸於失敗。因為這個世界每天都有太多的變數和偶然，讓人的計劃落空。更何況策劃一個共濟會這樣一個幾百年上千年的陰謀？陰謀論越盛行的民族，理性越滯後。

    一個納粹法西斯青睞的陰謀論，如今居然會被當作新事物在中國流傳。令人心中無限悲涼。一個民族變革之際，如果陰謀論風行，難免又要與民主和理性背道而馳。

    這個世界上，陰謀論永遠不會銷聲匿跡。它的流行與否，考驗着一個民族的理性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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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論極權主義的興起》中文譯本里的節選）

暴民們被排除在社會之外，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就必然轉向議會外的行動。再者，他們總是傾向於在那些運動及其影響中尋找政治生活的真正力量，它潛而不顯，隱藏在場面的背後。母庸置疑，猶太人在十九世紀落入這個範疇，就像共濟會(Freemasonry)(尤其在拉丁國家)和耶穌會一樣。當然，這些群體中的任何一個都並不真正構成一個秘密社會，用異常巨大的陰謀來控制世界。但在事實上，它們的影響力無論如何公開化，都未能納入正式的政治範圍，其運作方式只能是遊說、聚會，以及告白，自從法國革命以來，這三個群體俱有可疑的名聲，在歐洲暴民眼中都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在德雷富斯事件的危機期間，它們各自都能利用這一流行觀念，回斥其它兩方陰謀控制世界的指責。“秘密猶太”的說法無疑是某些耶穌會會士的發明，他們選定將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Zionist Congress)(1897召開)看作猶太人世界性陰謀的核心。同樣地，“秘密羅馬國”是針對反基督教會的共濟會成員，或許也是對某些猶太人不加區別的誣衊之辭。

……

儘管精英和暴民之間有區別，但是無疑地，每當底層社會使體面社會因恐懼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時，精英會因之感到高興。精英成員們根本不反對以文明的毀滅為代價，滿懷興趣地看到那些過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會之外的人擠進了這個社會。他們對於歷史編纂中大量作偽並不特別憤怒，反正一切極權主義政府都有份，並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參與了極權主義宣傳。他們相信，傳統的編史都有作偽現象，因為其中排斥了人類對被剝奪權利者和受壓迫者的記憶。被時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歷史遺忘，創傷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下安，因為“最後一個將會變成第一個”的信念早巳消失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非正義都令人無法容忍，關於正義的天平最終能擺正的希望也不復存在。馬克思想根據階級鬥爭來重寫世界歷史，這一嘗試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的論點正確性的人，因為他的最初意圖是找到一種方法，使那此被官方歷史書排除在外的人為後世所記得。

精英和暴民之間的暫時聯盟大多依靠這種真正的愉悅，前者看着後者摧毀體面的社會。與德國鋼鐵巨子們被迫同希特勒這位房屋油漆工和只有自己承認的無固定職業者交易，並且接納他進入社交界時，這個目的就達到了，這隻有依靠在知識界生活的一切領域由極權主義運動粗暴而卑劣地作偽，它們糾集歐洲歷史上一切地下的、卑賤的成分，使之進入歷史畫面。從這一觀點來看，倒不如看到布爾什維克黨和納粹主義開始行動，清除它們自己在學術界和其它官方領域早已獲得承認的意識形態根源。激起歷史學家們重寫歷史的原因，不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而是三百個家族的陰謀：不是高比諾和張伯倫的長篇科學論證，而是“錫安長老們的草案”；不是天主教會的清晰影響和拉丁國家反教會派所產生的作用，而是關於耶穌會和共濟會的秘密文獻。最富於變化的歷史學理論結構的目標一向是，揭露出官方歷史是一場巨大的玩笑，而一些受到秘密影響的領域中的明顯的、可追溯的、眾所周知的歷史。實在只不過是一些外表，用來愚弄人。

知識界精英憎惡官方歷史，相信歷史一向被偽造，成為騙子的遊戲場所，還要加上反道德訴求，以防止巨大的謊言和巨大的作偽最終被確定為無疑的事實，防止人們任意改寫他們自己的以往歷史，應該分清真史和偽史的區別，防止作偽成為一種狡黠的力量、一種壓力和無限重複。產生魅力的不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說謊技巧。而是一種事實，即他們能夠將群眾組織成一個集體單位，大力支持他們那些謊言，當極權主義運動的整體發展現實支持他們，假裝從他們身上取得關於行動的必然靈感時，從學術觀點簡單的歷史偽造似乎受到了歷史的認可。

……

在選擇論題時，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變成了第一條標準。秘密的起源無關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國情報部或法國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團體的密謀需要，例如無政府主義和其它恐怖主義組織；或者在社會的結構中，它們原先的秘密內容長期以後卻變得十分出名，只有禮儀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濟會；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圍繞着某些群體編織傳說，例如耶穌會士和猶太人。在選擇群眾宣傳的這些題目時，納粹無疑棋高一着；但是布爾什維克逐漸學會了這些把戲，雖然他們不依靠傳統的被接受的神話，寧可選擇自己創造——自從30年代中期以來，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中，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神秘的世界陰謀，從托洛茨基的陰謀開始，接着是300個家族的統治，再接着是英國和美國情報局兇惡的帝國主義（即全世界的）陰謀。這類宣傳的效果顯示了現代群眾的主要特點之一。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實在經驗中一切明顯可見的事物；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這種想象可能被同時是普遍的、又是首尾連貫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眾信服的不是事實，甚至也不是編造的事實，而是一種他們在其中成為組成部分的系統一致性。重複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為在—般情況下都相信群眾把握事物和記憶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實重複手段之重要僅在於它能及時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眾拒絕承認於充滿現實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們生來傾向於各種意識形態，因為他們將事實解釋為只是一般規律的一個具體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發明了一種適應一切的萬能解釋，假設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極權主義宣傳由於這樣地從現實逃避進虛構，從偶合逃避進一致性，遂顯得頗有生機。

……

納粹宣傳中最有效的虛構是關於猶太人世界陰謀的故事、自從19世紀末以來，集中於反猶主義宣傳一向是普遍的煽動手段，20年代在德國和奧地利尤為普遍。一切政黨和輿論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討論猶太人問題，暴民就越是相信猶太人是所謂權力的真正代表，在整個制度中猶太人問題是虛偽和不誠實的象徵。

戰後反猶主義宣傳的實際內容既非納粹的獨白，亦非特別新的創造。關於猶太人世界陰謀的謊言自從“德雷福斯事件”以後就一直在流傳，其基礎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個猶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間的國際聯繫和互賴。關於猶太人的世界權力的誇張說法出現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末，當時猶太商業與民族國家的密切關係已變得很明顯。將猶太人描繪成惡的化身，通常只認為這是中世紀迷信的殘餘記憶，但是實際上與其後來被解放以後，在歐洲社會中所扮演的曖昧角色密切相關。有一件事是無法否認的：在戰後，猶太人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