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戴厚英商榷胡平

四月二十日《華僑日報》刊出一篇訪問記，訪問者蘇賡哲採訪了大陸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其中有一節，小標題叫「看中國之春與官方不同]，很有意思，茲抄錄如下：

看中國之春與官方不同

提到美國留學生，我開門見山，問她對被列為現行反革命的《中國之春》底意見。

「在夏威夷，我特地找《中國之春》來看，我有自己看法，與官方不同。]戴厚英果然就是不同凡響：「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探討，對當前政治改革的意見，還是有價值的。這類意見，其實在裡面也不算禁區了。我不喜歡的是有些漫罵的文章，漫罵解決不了問題。]

對不算禁區之說，我持保留看法。很多時候，自己批評還可以，卻不可由你批評，更不可由自己人跑去外國批評。論監察力，當然是要容許別人批評才有作用。但我無意就此點花費時間。對政黨應受監察，戴厚英說：「不一定需要反對黨的監察形式。像日本一向是自民黨天下，但是他們黨里有派呀。民聯的人不應該反對留學生回國，事實上現在很多年輕人加入共產黨，從裡面做改革功夫，看來共產黨有從量變到質變可能。]她又以自己為例：「像我是一定回國工作的，我在裡面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在國內堅持信念的人往往比國外的人要付出更大代價。民聯的人在美國呼號，但如果國內的人民不了解你們，呼號就失去作用了。]

反對黨是不必要的嗎?

戴厚英說：「不一定需要反對黨的監察形式。像日本一向是自民黨天下，但是他們黨里有派。]

我想，戴厚英恐怕是未能清楚地了解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當然是一個有反對黨的國家，而且還有好幾個反對黨（如社會黨、公明黨、共產黨等)。日本無疑是多黨制。什麼是多黨制?存在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它們都遵循着一個共同的規則，用和平的方式競爭領導權。這就叫多黨制。在多黨制下，每個黨在理論上都有贏得領導權的可能性，至於在實際上它們是不是都能實現這種可能性則是另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事實，自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執政，但那並沒有從理論上排除其它政黨執政的可能性。所以日本仍是實實在在的多黨制。一個運動員在幾十年的歷次比賽中始終保持冠軍稱號，這是一回事；一個運動員在當上一次冠軍後就下令從此取消比賽，然後自封為永久冠軍，這是另一回事。日本自民黨是前一種冠軍，中國共產黨則是後一種冠軍。

派別鬥爭與民主

說到黨內有派，我們也需要分析分析。首先，任何黨，其中都有不同的派。因此「黨內有派]乃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個事實的存在和民主並無必然關係，否則每個一黨專制的國家都必定天然是民主國家了，此其一。第二，僅僅承認派別鬥爭的存在，也不一定導致民主。毛澤東歷來承認黨內有派別鬥爭，文化車命就是一場公開化的黨內派別鬥爭。因此，以為只要承認了黨內有派，或者是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便可產生民主，那是沒有根據的。

民主的關鍵在於確立[競賽規則」

要使派別鬥爭產生民主，關鍵的一點在於確立一套「競賽規則]。什麼是民主?民主意味着某種指導不同觀點的人們競爭領導權的一套公認的方法，這套方法排斥暴力手段，強調對各方的基本人權的保障。自民黨內有派別鬥爭，中國共產黨內也有派別鬥爭。兩者的區別在前者要遵循民主的方法，是「費厄潑賴](fairplay),後者則不承認那套規則，並不承認對方的基本權利，並且搞到最後總是依賴於暴力。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共產黨搞派別鬥爭已經不用暴力了。比方，胡耀邦下了台，但仍能被選人中央委員會並進入政治局。說這種話的人忘記了昔日王明在派別鬥爭中失敗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也還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關鍵問題在於，像胡耀邦、朱厚澤這些人還能不能公開地發表他們的不同政見?他們能不能公開地號召黨員擁護自己，去戰勝其它派別?簡言之，他們有沒有言論自由等一系列基本權利?如果他們不去「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是不是會受到更重的處罰?（暴力在這兒等着呢)胡耀邦當總書記時，很愛強調「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分明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口號，現在，他作法自斃了。

一黨專政，實際上是黨的領袖的專政

今天，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嚮往自由民主，而且他們也都能看到阻礙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的一個最大因素便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有些天真的好心人，總是想尋找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既保留共產黨的一黨天下，同時又能有真正的民主。於是他們就提出了用黨內派別鬥爭來代替不同黨派鬥爭的辦法，或者說，在實現人民民主之前，先實行黨內民主。提出這些主張的人的願望是好的，想抄快捷方式、省麻煩的心情也無可非議。但是他們的這些主張本身卻是錯誤的，因為他們對當代這種紅色專制的特性尚有很大的誤解。

現在，已經沒有人相信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統治的國家或工人階級統治的國家這套神話了。但是仍有不少人相信，它們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其實這也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是什麼黨統治的國家。黨實際上並沒有統治國家，是黨的最高領導們在統治着國家。黨之所以能以專制的辦法治國，首先在於黨的領袖們以專制的辦法治黨。

黨內反對派和黨外反對派先會先形成?

一旦我們懂得了，所謂「堅持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堅持黨的領袖們的絕對地位，我們就會懂得，對於這個「黨的領導]而言，來自黨內的反對力量絕不比來自黨外的反對力量更容易接受些。換句話，黨內的反對派要爭得自己的正當存在權利，絕不比黨外的反對派更輕鬆。在最初，在黨內唱唱反調似乎要容易些，而同樣的批評意見，若是發自一位黨外人士之口，則可能受更嚴重的打擊。但是過不了多久，人們就會發現，一個黨外人士的批評幅度反而會變得比黨內人士的更大。這是很自然的。好比一個大家庭中的大家長，一開始，外人提意見是不行的，自己的兒子、孫子批評幾句還可以容忍，可是到了後來，人們普遍對這位大家長反感，里里外外都是怨聲載道，壓已經壓不下去，到了這時候，這位老太爺能容忍外人的批評，而對「內人]的批評反倒不能容忍了。起初，面臨着家裡人和家外人提出的相同意見，老太爺最不能容忍的是外人的批評，他心裡想的是：「你是什麼人?也配來批評我?]後來，面臨着家裡人和家外人提出的相同的意見，老太爺更不能容忍的是家裡人的批評，這時候他的想法是：「別人罵我倒也罷了，怎麼你們作兒女的也跟着起鬨?]權力的削弱有如磁力的削弱，首先擺脫其控制的是在其外圍而不在其核心。這是顯而易見的。台灣就是一個明明白白的例子：直到今天，國民黨內部的不同派別還不能（頂多是剛開始)公開地、有規則地彼此鬥爭，而反對黨卻已經存在一年多了。

在中國大陸，黨外的力量會日益壯大

我們可以推測，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發展趨勢很可能是，先有黨外的反對力量合法化，然後才有黨內的反對派別合法化。多年以來，有更多的年輕人堅持在共產黨之外搞改革，他們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僅僅是由於新聞媒介的封鎖，他們的努力暫時未能被人們充分地了解。但是，這種情況很快就會改變了。隨着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黨外的聲音將日益宏亮。人們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只有加強黨外的力量，民主才有希望。一百多年前，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密爾，針對着一些人對當時中國的科舉制的迷信，深刻地指出，如果科舉制真的能夠把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官僚隊伍中來，那麼這個制度就一定會更難於改革而絕不是更易於改革。密爾的這一洞見，對於今天許多中國人想象的讓好人都去入黨、從黨內做改革工夫、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改變的幼稚觀念，無疑還是很有啟發的。

波蘭的經驗值得注意

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波蘭是在民主化方面走的最遠的國家。歸根結柢，這是因為在波蘭有着最為強大的黨外的力量。當團結工會出現之前，一般世人對于波蘭又知道些什麼呢?他們只知道重視哥穆爾卡、重視蓋萊克這些「改革派]領導人，只知道重視像奧斯卡.蘭格這樣的主持經濟改革的智囊幕僚和像亞當.沙夫這樣的鼓吹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著名學者，至於真正的波蘭民間的力量，世人知之甚少，而且也不被他們所重視的。團結工會的突兀而出，震驚了世界，直到這時，人們才開始發現，在推動波蘭民主化方面的最大力量源泉原來在這裡。

中國的情況當然和波蘭不盡相同。中國的黨外的民主力量也還不夠強大，做的事情也還不夠多。但是有一點是必須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們要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我們就必須發展既成權勢集團之外的力量。

民聯對留學生回國問題上的立場

在這篇訪問記中，戴厚英表示，她不贊成中國民聯反對留學生回國。這當然是誤解。沒有人比中國民聯更希望留學生回國的了。假如那些讀過穴中國之春的廣大留學生都不回國，中國之春又怎麼能充分發揮它對國內的影響?回國的留學生越多，對國內的民主化推動越大。問題是中共當局害怕自由民主思想在國內進一步傳播，中國民聯主席胡平不是就被中共當局明令禁止回國嗎?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我們的政府仍然堅持反「自由化]，堅持搞政治迫害的時候，有些人出於人身安全的考慮而暫時不願意回國，這實在是正常的，是應當給予同情和幫助的。

在海外活動也很有意義

民聯在海外活動，國內一般人了解得不多。這當然是令人遺憾的。但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不是別的，是中共當局搞的專制主義，連起碼的出版自由都沒有。如果大陸可以自由出版，中國之春當然會把它的活動移到國內。由此可見，中共天天說開放，其實還是封閉得厲害。可是，話說回來，現在和過去到底不一樣，不斷地有人出出進進，海外的東西，也常常能輾轉地傳到大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在海外搞活動、辦雜誌，還是很有意思的。大陸有人就說：中國的輿論中心其實在海外、在香港、在美國。雖是開玩笑，但不能說沒道理。

自由的秘訣在於勇敢

長期以來，從大陸出來而又要在短期內回去的知名人士中，一般都避免在敏感的問題上發表意見，像戴厚英這樣對中國之春（這是當前中國最敏感的問題之一)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應當說還是不多見的。在這裡，女作家的膽識都值得人們敬佩。「自由的秘訣在於勇敢]，這話說來容易，做來難。不錯，在今天，即使是公開對中國之春表示肯定也不會判死罪，不大會坐班房。古人說「千古艱難唯一死]，可是除了死亡之外，一個活人還免不了有其它許多顧慮。因此，謹小慎微自有它的道理。只是，自由有如肌肉，越用才越發達。沒有一批又一批勇敢的人們冒險患難，中國人的自由一定會比現在還要少得多。毫無疑問，戴厚英在海外的講話贏得了人們更多的尊敬（與此相對照的是以往有不少享有盛名的人，在海外發表的講話過分小心謹慎，以至於引起人們的失望)。筆者在這裡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是希望能藉此商榷，進一步推動我們共同關心的事業---中國大陸的自由與民主。

一九八八年五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