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秦風

台灣苗栗山區是客家農民的聚居之地，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在此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 這綠色的山巒成了中共地下黨員們飲恨的傷心地，糾葛着人性的恩怨情仇，有最美麗的，也 有最醜陋的。博州、國媛、我，還有其他幾位４０歲上下的人，不自主地承擔起延續歷史記 憶的義務，目的不在於說誰是烈士、誰是叛徒或誰是正義、誰是邪惡，而是首先忠實地面對 中國人走過的路，深刻地反省和反思。

只有到了這幾年，國媛才理解為何自己年紀輕輕時，父親就急着把她送到國外，明白了那些 常到家裡來的叔叔伯伯們是些什麼人，父親跟他們談話時神情為何總是那麼沉重，為什麼父 親會在情報機關調查局工作，又為什麼急着離開。父親過世前吐露自己活得太辛苦了，答案 早就寄存在生命的感受中。由博州所整理的口述歷史清晰地呈現。國媛的父親黎明華在口述 中回憶：“我從苗栗走了一天的路，到龍潭一個梁姓群眾的家裡，吃了晚飯，準備與另一干 部劉興炎會面，但時間到了，他卻沒來；照理，我不但該馬上離開，也應該通知相關人員即 刻撤離；但是，因為走了一天的路，很累，想休息一會兒再走；不料竟一睡就像死豬似的睡 熟了。就這樣，在睡夢中被捕。”在同一追捕行動中，另一位地下組織成員劉雲輝則如此記 述：“有一天，我在山背後做事的時候，聽到幾聲槍響。後來，我才知道，特務已經追到這 里來了，徐邁東逃避不及被當場打死了，孫阿泉則跳坑底逃走了。這樣，我們所有的群眾點 都已經被破壞了；情勢的變化使得一般民眾也不敢收留我們了，我只能在野外四處遊走，夜 宿炭窯頂，靠着偷挖人家田裡的地瓜來維生。最後，我來到頭屋鄉的番仔寮坑，我和孫阿泉 事先聯絡要在這裡會面。孫阿泉在約定的時間出現了，可我看他臉上的表情已經不太一樣 了；接着鍾二郎和陳福星也來了，我心裡覺得很奇怪，怎麼會這樣陳福星看到我眼淚就流 出，過了一會兒，他才向我表明，他是要來帶我出去的。我跟他說：‘當初是你帶我進來的， 今天你卻要帶我出去，我們彼此的立場已經不同了，對我來說，你已經變成最兇惡的敵人 了’陳福星聽我這麼說，也沒有反駁什麼，仍然流着不甘願的淚勸我說，組織已經完全破壞 了，再不出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要我們留一口氣在，日後總是還能起作用的……這樣， 我就跟着陳福星、鍾二郎和孫阿泉走下山，走到半路，一輛大卡車早已停在那裡等着我們 了，上了車，我發現曾永賢也坐在車上。當我們坐的卡車從山上下來，進入苗栗市區街道 時，望着沿街站立的一盞盞的路燈，幾年來一直生活在烏黑山林的我，突然感到自己……”

這些是前中共地下黨員們在事件發生４０多年後的口述，至於國民黨當局如何記載這些事情９ ０年代初，原來在國防部保密局負責抓人的谷少文少將終於站出來現身說法，這位操着中國 北方口音，嗓門仍大的老人還帶出了一本過去的絕密資料——《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匯 編》。這份文件公開付梓，成為迄今有關５０年代台灣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統的官方記 錄，包括時間、案情、綜合檢討以及主要涉案人員名單和處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兩個案 件是“匪台灣省工委蔡孝乾叛亂案”和“匪重建台灣省工委陳福星叛亂案”，其他百餘政治案件中 許多是以上兩個案件的延伸。

關於陳福星案，文件的相關記錄如下：“３９年民國５月，以陳福星為中心之北部台共組織已 設法與匪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匪幹商討建 立臨時領導機構，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黨組織已再具規模，賡即發出‘１９５０年工作總 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具體指出以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在重整過程中，匪幹周慎 源與主要負責人陳福星發生歧見，不服陳之領導，陳乃於４０年春改組領導機構，開始整 風，發出《向偏向鬥爭》一文，列舉台灣知識分子的特點、弱點和所謂台灣知識分子的偏 向、包袱，並指出改造道路……運用勞動方式建立基地，在勞動中團結群眾、教育群眾、爭 取群眾同情，利用山鄉行政薄弱的地區，建立據點，加強氣節教育，訓練必死決心，清除不 穩分子；必須走小路、走夜路、反對太平觀念，時時提高警覺……匪黨重整後的省委組織， 經我情報機關配合行動後，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從桃園、新竹轉移至苗栗地區， 該地區在地理環境上，存在着複雜的山脈、溪流與綿密的山林，形成於匪有利的山川地帶， 且該地農村副業發達，需要大量生產勞動力，匪首陳福星及其領導幹部曾永賢、蕭道應等， 均潛竄於這一地區，企圖生存和發展。根據上述地形與山區農林社會特有環境，如果要進入 苗栗山區進行布置滲透之工作人員，必需具備幾個基本條件：一有勞動經驗的知識分子，並 懂客家話。二與陳福星或曾永賢等有組織上淵源。三在苗栗地區有自己的社會關係，可以初 步立足，作為深入的跳板。根據上列幾項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尋符合這類人員，事 實上很難找到，因此，惟一辦法是向敵人內部去找，經過自新人員劉興炎、黎明華等建議 ……”

以上的文字記錄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後在苗栗山區所發生的事。即使事隔這麼多年，那一幕又一 幕似乎仍歷歷在前：國民黨軍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裝衝突，夜裡他們彼此喊話，痛 苦與淚水交織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區，那兩、三年全省山區的武裝據點都重複着類似的情 節。重要的領導人被押至大牢裡，許多被送到台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另一些則送到綠 島，在孤島上一蹲就是十幾年，耗掉了寶貴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時，人事景物全非，頓有換 了人間的恍然。此後重新投入社會生活時，過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記憶的深處，公開的場合 中絕對是禁忌的話題。事實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國民黨官方絕密的檔案文件中，除此以外。 沒有人敢觸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蔣經國過世後，台灣政治環境改變，以前的地下工作者們才陸 陸續續地公開出來組織互助會，系統化的歷史調查研究始出現。博州是年輕一代研究者中最 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賦於文學的內涵，再變成小說、紀錄片和電影，讓歷史記 憶進入新一代人的真實生活中，喚起反思意識。馬場町的槍決刑場成為最重要的歷史現場， 地下黨員們就義前的情景終於被忠實地記錄下來。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 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記錄了許多倖存者的回憶，其中就義者郭�箸�的妻子林至潔 說：220;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槍斃，有時１５個，有時１９個這樣抓出去；這些人被抓 出去時都很鎮定，他們不是呼口號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呼的口號就 是‘共產黨萬歲’或‘毛澤東萬歲’‘中國民族萬歲’只要窗戶關了一半，不讓我們看，我們就知道 當天有人要被槍斃了。郭�箸龢寯喇斕欤�我爬到窗口，因為他是關在樓下，我關在樓上，我 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這就是當年革命者無懼無畏的寫照，然而這背後還有更大的時代背景。１９５０年，中共地下 黨發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裝據點，為的是迎接解放軍渡海來台，台灣島內人心浮動，期待 全中國解放歷史時刻的來臨；然而６月份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亞太地區的戰略情勢，美國 航空母艦駛入台灣海峽，大陸和台灣在地理上被一刀割斷，地下黨員們所迎接的解放軍終究; 沒能來，加上國民黨記取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在台灣實施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強迫 地主減少佃農的租金，接着又以公營企業的股票和公債補償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 配給佃農。如此一來，革命力量的社會基礎被大幅削弱，農民們為了保護自己剛獲得的利 益，不僅不願庇護中共地下組織，反而催着他們趕快離開，走向逐一被捕殺的結局。附帶一 提的是，朝鮮戰爭不僅劃開了台灣海峽，也使得兩邊的政權得以關起門來，從容地鞏固本身 的腳步。大陸方面，大規模的“肅清反革命”展開，原國民黨在社會基層的骨幹分子也受到嚴 厲的鎮壓。

地下黨員們在馬場町被槍決後，依慣例遺體由家屬領回，但也有不少人屍骨不知去向。１９５ ２年８月，苗栗銅鑼徐慶蘭被槍決，屍骨無蹤。他的妹妹曾梅蘭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獄後一 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闆害怕惹麻煩，不敢收容她。曾梅蘭只好四處打零工為 生，偶爾回到銅鑼，父母都對她再三叮嚀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墳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蘭就 騎着腳踏車，到台北每個墓地去找，結果一無所獲。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兩年，父母雙雙過世， 臨終特別叮嚀的還是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蘭認識的一位撿骨師偶然間在台北六張犁 公墓的一處草叢邊看見一塊碑石刻着“徐××”字樣，他知道梅蘭的哥哥姓徐，卻不記得名字， 不過他還是跑去告訴梅蘭這件事。隔年，梅蘭拿着除草的鐮刀跟着撿骨師到現場，除去野 草，擦拭了字跡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慶蘭”三個字。曾梅蘭事後說：“我的心非常痛非常 痛我想，找了那麼多年了，終於給我發現了啊我爹娘交待幾十年了，現在才給我發現”曾梅 蘭接着意外地發現四周還有類似的碑石，她一個個找下去，竟找到３７個形狀一樣的碑石。 很明顯，墓主都是當年音信杳然、曾讓家屬們牽腸掛肚的政治犯，他們無語問天，在這野草 下靜靜地躺了半個世紀。曾梅蘭立刻打電話給當年跟她同監的林麗鋒，林是“台灣地區政治 受難人互助會台北分會”會長。於是該會全力參與這件事，找到當年埋葬這些人的老人，然 後又循線尋獲另外兩個埋葬槍決犯的地方。這些墓碑的發現震撼了整個社會，家屬們趕來認 碑，現場滿是辛酸淚水，仿佛突然間喚醒了一場埋藏了５０年的噩夢，又慶幸失蹤的親人終 於回到了身邊，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後，互助會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墳墓，並發表聲明說：“這些被屠殺的屍首，或因來自 外省，在台灣沒有親人領屍，亦無朋友敢於認領；本省籍或因家貧無力支付獄卒巨額贖屍 金，或因極端恐懼而不敢認領歸葬，最終由國府當局交由殯儀館草草掩埋於公墓之隅。於是 孤魂枯骸，侷促荒野，無人尊祀，與一時代暴力、逮捕、拷訊、刑死的歷史，同遭湮泯，長 達４０餘年。以‘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的暴力，使謊言、誣陷、懦弱成為制度，正義與自 由枯萎殆盡，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橫行，同胞相疑，兩岸血肉相憎相殘，在我們的心靈和 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殘害……”

物換星移，歷史真相得以逐步還原，不過在史料上仍有一極大的缺憾，即有關白色恐怖血腥 鎮壓的照片極少，幾乎是沒有，似乎沒人見過政治犯槍決前後的照片紀錄。不過今年春天， 我卻在一處照片檔案室的小角落發現一袋照片，打開一看大吃一驚，裡面有一組槍決政治犯 的照片，包括原國民政府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原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原台灣電力 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等人遭槍決的照片，他們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動謀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陳 儀主政下的台灣爆發“二·二八”民變，台灣人民因厭惡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出現全島性的暴動， 陳儀協調未成，竟由大陸調兵鎮壓，造成嚴重死傷，也在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中留下一道深 刻的傷痕。陳儀並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懲處，只是調回大陸避避風頭，沒想到卻因意圖 投靠中共而又被國民黨押回台灣。１９５０年，陳儀被送到台北刑場槍決，行刑;前未穿囚衣， 未上鐐銬，反而一襲白西裝、戴領帶、神情從容，這位曾被視為蔣介石親信的軍人顯然仍受 一定的禮遇。台灣人民看見陳儀行刑的照片，內心有着複雜的感受。

至於吳石案亦為國共內戰的延續。吳石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大陸期間由中共地下黨策反， 提供國軍布防機密資料。１９４９年，吳石奉命跟隨國民黨來台，利用其軍事首腦的地位，收 集機密軍事情報以作為解放軍進攻台灣的參考。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華東局派朱諶之利用在 台的親戚關係進入台灣，與吳石聯繫傳遞情報。朱諶之與吳石一共見面七次，同時又與中共 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繫。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回 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盤托出，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 捕朱諶之，並將吳石隔離審訊，查出一批擔任其內線的高級軍官。保密局在“對本案之綜合 檢討”中寫下：“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對應付事變，早作準備；匪幹此種維 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此案最後槍決了６人， 包括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聯勤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聶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 諶之。

１９９４年台灣《傳記文學》有回溯吳石案的專題報導，包括來自大陸方面原地下黨聯繫人黃 仲廉的完整證言，文字資料十分詳細，至於新發現的這一組照片可說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 具震撼性的影像紀錄。這些照片已在台灣巡迴展覽，讓白色恐怖的事實永遠提醒人們，不能 忘記歷史的教訓。

什麼教訓呢？半世紀以來，倖存者以及受難者家屬各有境遇，有的長年暗夜飲泣，埋名隱 姓；有的穿起西裝打起領帶，沒入商業社會的洪流；有的則投身國民黨政府部門，甚至最後 當了國民黨的大官；當然，也有的繼續從事政治活動，組成勞動黨，在辦公室高掛着毛澤東 的肖像，或組織車隊上街遊行，呼籲民眾支持兩岸的和平統一。

摘自《另一種目光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