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抓住了薄熙來的本質

姜維平

3月14日，溫家寶對王立軍問題的回答是比較直率和坦誠的，短短數語，點透了薄熙來的本質，我們已經看到，重慶的“唱紅打黑”實際上是一場由地方官員發起的“二次文革”，王立軍叛逃事件是“二次文革”失敗的標誌，它提醒中國人民，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這樣的情況複雜的國家裡，最好自上而下地漸進式地推進民主法制，溫家寶已經做了努力，正因為收效甚微，故中共18大應當有一個集體的共識，否則，“二次文革”還會死灰復燃。

據報道，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路透社記者全場最後一個，也是最敏感的“王立軍”事件的提問時，溫家寶的回答與之前對西藏問題的含糊不同，罕見地坦率對重慶當局進行了批評，他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溫家寶的這一表態，是中共政治局高層首次對重慶“王立軍”事件的公開定性表態，顯然，對薄熙來的仕途將是一大打擊。

我認為，不能僅僅停留在權力內鬥的層面上分析王立軍事件，那樣將走偏，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不會感同身受，2009年6月30日，北京搞所謂“將軍後人合唱團”，我就講過，它是軍事政變的一次彩排和預演，此後的多次國動委活動和軍演活動，都表明薄熙來一直在鼓動軍隊燥動，這頗為類似文革前毛澤東的做法，他在重慶首倡毛的巨幅畫像，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是要借毛的餘威而搞亂全國。“唱紅”是煽動個人崇拜，“打黑”是挑動群眾斗群眾，1966年是抓“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如今是“黑社會”；過去是抓“走資派”，現在是“保護傘”；過去搞“語錄本”，現在是《讀點經典》；過去是“送最高指示”，現在變成“紅色短信”；過去是紅色“語錄包”，現在是“紅雨衣”；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而且，2009年初，薄熙來在一次會議上講話，把批評他的一些幹部群眾稱為“惡鬼”，他的口頭語禪是“敢和惡鬼爭高下”，其來自於一本批判劉少奇的小冊子，這都佐證了他的指導思想，沒有一點新理念，新思維，全是溫家寶所說的文革殘留與封建意識。

據報道，3月14日中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了中外記者的包括西藏、政改在內的多個問題。這是溫家寶最後一年以總理身份亮相兩會新聞發布會，在持續三個多小時的發布會中，他自稱以“認真沒有敷衍地”的態度，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溫家寶說，“王立軍事件發生以後，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國際社會也十分關注。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高度重視，立即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專門調查。目前調查已經取得進展，我們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嚴格依法辦理。調查和處理的結果一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我認為，溫總理點到了薄熙來問題的本質，而且，他所說的“法律和歷史的檢驗”，表明，他已經接受了文革的教訓，既使是對待王彪子這樣的人，也要在法律的軌道上處理。早在去年7月27日，我就在《薄熙來能管住王立軍嗎》一文中，分析和預測了王的未來下場，這不是說，我比別人聰明，而是我了解薄熙來，也經歷過文革和“文字獄”，薄熙來把王立軍當成一把鋼刀去殺人，殺完了他人，一定是自相殘殺，這個套路文革走過，沒走通而已，所以，毛的時代發生了“林彪事件”，過去是逃往溫都爾汗，如今是成都美領館；2008年開始的“唱紅打黑”，是以個人崇拜為瘋狂動力的，1966年是毛澤東，2009年是“薄澤東”；過去是“梁效”，現在是蘇偉，李希光等；文革時是傅聰滯留國外，現在是民企老闆李俊流亡；過去是老舍等無數的人自殺身亡，現在是烏小青死於看守所；過去是“走資派”滅亡，現在是文強“速死”；過去是“砸爛公檢法”，現在是270個專案組；過去叫“牛棚”，現在叫“打黑基地”；過去是株連九族，現在是“一網打盡”；過去是“貼大字報”，現在是“舉報信”，“檢舉箱”，“檢舉室”，“網上舉報”；過去是抓最高法院院長鄭天翔，現在，是重慶高院副院長張弢；過去是謝富治，現在是王立軍；過去叫“倒贓”，現在叫“共富”；等等，總之，從薄熙來的一舉一動，都找到了文革的影子。挑動群眾互斗，美其名曰“打黑”；挑動官員互斗，美其名曰“反貪”；挑動軍民互斗，叫“擁軍愛民”，卻搞出了震驚世界的李俊案，等等，不管怎樣，都有一個前提：薄熙來是“救世主”，是清流，是“包青天”，是聖人，其目的都是篡黨奪權，而王立軍叛逃事件，則無情地粉碎了“薄澤東”的領袖夢。

報道引述溫家寶的話說，“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隨後，溫家寶暗示，重慶的做法，與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的“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改革開放的路線有所違背。

在我看來，溫家寶已經明確而全面地否定了薄熙來2007年以來的工作，“歷屆”和“現任”的兩個詞語再清晰不過地表述了，薄熙來的事還沒完，顯然，薄熙來是僅僅反思，還是依法處理，這不取決於事實和罪證，而取決於中南海高層權力格局的變化，實際上，薄熙來在重慶，除了“二次文革”的以殺人震懾為特點的階級鬥爭，沒做什麼有益的經濟工作，“打黑”使國企資產增加，只是一種數字的轉移，沒有創造任何財富；引進的富士康之類的“血汗工廠”，只不過是當年“兩頭在外”的翻版，只能使重慶人成為新的奴隸；所謂“廉租房”是住房雙軌制，在政體不改的情況下，只能進一步滋生貪腐；所謂“地票換戶口”，是變相欺騙和搶奪農民的土地；所謂戶籍改革都是陳詞濫調；基辛格成為“國賓”，王立軍投靠美領館，又暴露了薄熙來“形左實右”，“假愛國，真賣國”的本質。所以，他的政策使重慶2011年財政赤字1000億，但他唱紅揮霍2700億，打黑搶奪民企1000億，{鐵流老先生說是3000億}現在，“二次文革”使重慶到了寅吃卯糧，經濟崩潰的邊緣，這頗為類似文革結束的1976年。

媒體引述溫家寶的話說，“我在這裡想講一段話。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最後，溫家寶說“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因此，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上述講話是溫總理的獨唱，絕唱，還是中南海高層的集體決策，還有待於進一步觀察，在我看來，如果不像1976年粉碎“四人幫”那樣，把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的問題，毫不手軟地一起解決，不藉機調整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方向，薄熙來之流野心家捲土重來，把“重慶模式”變成“中國模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習近平不會淡忘《劉志丹》，李克強應當深知法律的重要，值此中共政權交接的十字路口，令人焦慮，但願他們都能以王立軍叛逃事件為鑑鏡，找到未來中國旗艦前進的正確航向。

2012年3月14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敬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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