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免職有感：自由派，請為左派維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3月15日15:38:2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如果左派人士因為其言論（包括為薄熙來鳴冤叫屈的言論）而權利受到侵害，民主自由派人士應該為他們仗義執言，而不應僅僅歡呼。“絕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的權利”的思想，應該不打折扣地成為民主自由派人士的信條。否則，若徹底壓倒了、清除了左派聲音，中國再次清一色，大禍就真的不遠了！ 　　過去的20小時的中國政壇，實在是戲劇性太強了——這樣的過山車般急轉直下，在我的有生之年，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李源潮，帶着另一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前往重慶，在大會上宣布，他們的政治局中的同事，僅僅在一個月之前還大出風頭，“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到滇池餵鳥的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由張接任。全球頓時炸了鍋。 　　沒想到，我周圍的朋友竟然如此超高度地關注此事，明明新澤西與重慶相隔萬里，八百杆子也打不着，可我家裡的電話幾乎被打爆。有的朋友消息靈通，從國內得到“獨家內情”，告訴我，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律師在北京被軟禁，接受調查問話；而摘掉其烏紗帽的決定，是由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拍板，因為胡從薄熙來3月9日在重慶代表團公開討論會上的發言嗅到了危險氣息。 　　又接到電話，獲知與薄熙來夫婦關係密切的幾位商界大腕，如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實德集團董事長，都已經被傳喚問話；致使他的商界朋友圈惶惶不可終日，想立即出國，被海關攔住…… 　　（這些有鼻子有眼的“獨家內情”究竟是真是假？連告訴我的朋友都聲明：未經證實。） 　　還有朋友來電，探討薄熙來被免職的原因：一是“唱紅打黑”迎合和慫恿了左派勢力；二是從大連到北京再到重慶，自己和家屬、黨羽們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形成利益集團，落下太多把柄；三是在重慶自行其是，大搞獨立王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干擾中央部署；四是出了王立軍出走美國總領事館這樣的嚴重政治事件，作為書記，必須承擔政治責任——最後這一條，恰恰也就是李源潮在重慶黨政幹部大會上所公開說的。 　　也有朋友來電——此朋友是如假包換的自由派人士——對當前中國局勢的發展感到憂慮，覺得自由派在溫家寶講話和薄熙來免職這兩件利好喜訊之後的表現，讓他大失所望。 　　我聽了如逢知音：太對了！我也正是這樣想！ 　　坦率地說，我個人對薄熙來印象不佳，對他一心搞出“重慶模式”的許多做法早有看法，此人動用公權力掀起“唱紅”高潮，在“打黑”中違反法治的種種舉措，更是讓我不齒。最近我反覆談到要認真研究“文革”發生的機制、社會基礎、思想根源，防止類似悲劇重演，其針對性和參照系，正是薄某人的許多做法和說法。 　　但這次他被免職，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與蘆鶴的願望有點類似：希望薄熙來是因貪腐而被拿下，他的垮台是整治為害中國的眾多權貴利益集團的末日的喪鐘。也希望他的垮台，不至於障蔽中國現在面臨的許多嚴重的“真問題”。 　　在左右之爭的層面上，我希望薄熙來免職事件，能讓自由派所信奉的普世價值進一步深入人心，廣被四海；左派朋友能有機會反思毛澤東倒行逆施的危害，毛澤東路線發展到頂點的“文革”的教訓能轉化成為全民族的精神財富。 　　但我不希望、我非常擔心，左派被執政者運用強權“消音”——左派的園地被關閉，左派人士被封口，對於中華民族來講，絕非福音！ 　　而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左派大本營“烏有之鄉”已經被關閉。據說一些過去一段時間非常活躍的左派人士，也享受到了自由派人士（所謂“異議人士”）多年以來被軟禁、被監視、個人自由和權利受到侵害和限制的待遇。雖然還不能說已是普遍現象，但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今天有位朋友在電話中告訴我，《炎黃春秋》的執行主編、《血酬定律》和《潛規則》的作者吳思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左派被取締，中國只剩了自由派，那還是自由派嗎？ 　　這句話只是大意，我沒有查到原文，但我百分之百地贊成這一思想。 　　如果左派人士因為其言論（包括為薄熙來鳴冤叫屈的言論）而權利受到侵害，挨整受壓，民主自由派人士應該為維護他們的權利而仗義執言，而不應該歡呼。“絕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的權利”的思想，應該不打折扣地成為民主自由派人士的信條。否則，若徹底壓倒了、清除了左派聲音，中國再次成了“清一色”，大禍就真的不遠了！ 　　在我讀到的對於此事的評論文章中，社會學家孫立平的看法讓我心儀。轉貼於下。望各位深思、再思、三思。自由派人士在這一關頭，應該說什麼？做什麼？ 有關重慶模式的兩點看法 孫立平，經濟觀察網 　　越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越需要一份冷靜。首先，無論重慶事件的結果如何，重慶模式面對的那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去了“西來”，還會有“東去”；第二，重慶模式的出現，客觀上起到了撐大政治空間的作用，刺激了有特點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現，因此，不應從“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來解職）這件事情。 　　而關於重慶模式我主要有兩點看法：即既不能僅僅因為重慶出事就簡單否定重慶模式，也不能根據重慶重視民生就肯定重慶模式。可能讀者朋友會對我這樣的說法感到迷糊，我的意思有這樣兩個層面： 　　第一，不能僅僅因為現在重慶出了事情（可能是嚴重的事情）就否定重慶模式。我之前曾說過，“儘管我也是力挺廣東模式，而對重慶模式懷有戒心。但我不同意說現在重慶模式已經倒掉。重慶模式是用錯誤的辦法面對了正確的問題。重慶模式能不能倒掉，不取決於重慶本身發生了什麼問題，而是取決於能不能形成用正確的辦法面對正確問題的新模式”。不管前市委書記的動機是什麼樣的，我們必須看到，重慶模式是在深厚的社會土壤中形成的，這個土壤就是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民眾在現實生活上面臨的種種困擾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強烈不滿。前書記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形成這樣的模式，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要滿足社會中的某種現實需求。我非常有一種擔心：由於否定重慶模式而導致對造就重慶模式的那些現實問題以及民眾要求的忽視。我的確是力挺廣東模式而對重慶模式懷有戒心的，那麼，為什麼我沒有公開反對重慶模式？就是由於有這樣的擔心。所以我一再強調，重慶模式能不能被徹底否定，得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辦法解決造就重慶模式的那些現實問題。我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力挺廣東模式的。 　　第二，我也反對僅僅根據重慶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確實解決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而肯定重慶模式。這是因為，任何模式都是針對現實問題的，都是可以解決某些現實問題的。希特勒上台僅僅比羅斯福晚一兩個月，面對的都是當時的經濟社會危機，法西斯主義沒有有效解決當時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嗎（諸如就業等）？1949年後，我們用鐵腕的方式進行社會改造，沒有解決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嗎（諸如“黃、賭、毒”）？但我們能僅僅根據這些就肯定這樣的模式嗎？顯然不能。問題在哪裡呢？判斷一種模式，不能僅僅看它眼前解決了什麼，而是要看這種模式的邏輯是什麼，其演變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麼。我也正是在這樣意義上看待廣東模式的（見我在媒體上發表的關於烏坎事件的文章）。因為從長遠說，使民眾擁有維護和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比暫時解決一些民生問題更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義。當然我並未認為廣東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正如我過去一直強調的，政策很重要，機制更根本。只有解決機制的問題，才有未來的前景。 　　從歷史上看，在制止了一種趨勢之後，可能面臨的都不是一種選擇。希望以此為契機，開啟一場真正的改革，朝向世界主流文明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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