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史詩《伊里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眾天神拿了天平來秤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悽愴之感。 
——《袁崇煥評傳》  

一直很欣賞金庸先生的這段話。看到薄熙來的被免職，不禁讓我想起了金庸先生的這段話。其實薄熙來的命運何嘗又不是一開始便被決定了的呢？一個以一己之力去挑戰整個體制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人，又何嘗能夠成功呢？李澤厚先生說過：“世界的文化類型分為日神型和酒神型。酒神型文化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日神型文化注重的是群體的和諧。”中國文化屬於日神型，中國人一直崇尚中庸之美，而西方文化屬於酒神型，崇尚個性與另類。

無論是赫克托還是俄狄浦斯，他們是古希臘式的英雄，不但是一世的英雄，而且他們所對抗的命運固然充滿了不合理性與不可抗逆性，但他們的反抗充滿為自由而戰的合理性與為真理而獻身的崇高性，在古希臘的舞台上我們看到是盪氣迴腸的英雄史詩的壯美。而中國人習慣於尊崇自己的正統，並且為自己在正統的圈子遊刃有餘而洋洋自得，於是有了薛寶釵與曾國藩。

在整個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只有薄熙來是個另類，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格格不入，與典型的中國官僚欺下媚上不同，他更像西方民主競選體制下的官員，邀取民心，而並不怎麼媚上。只是這次已經沒有父蔭庇護的他，不可避免的在中國的強大正統面前倒下了。統治階層可以容忍官員貪污腐化，可以容忍官員拉幫結派，但卻不能允許你特立獨行，挾民意自重。那樣的話，大家怎麼混？

最初，在國內的時候，薄熙來這個名字就已經不陌生，那個時候，只覺得他不過是一個靠着父蔭庇護，譁眾取寵的太子黨而已。出國多年以後，薄熙來在重慶搞得轟轟烈烈，特意去看了一下重慶、大連民眾對他的評價，似乎對薄都是褒獎多於批評。而且薄也確實做了不少成績，才發覺薄並不是一個能力平平的太子黨成員。只是當時就覺得薄在中國這個強大的正統的官場面前，恐怕走不太遠了。事實看來，也的確如此。

中國的政治文化，我不說，估計大家都知道，只有低調，內斂，八面玲瓏，緊跟領導，儘量少做事，誰都不得罪，才有可能在官場裡面混得風生水起。用宮廷政治代替民主政治的中共領導體制，註定了薄熙來最後失敗的命運。可笑的是，溫總理卻故意將薄的失敗說成是走文革的回頭路。薄在重慶的所作所為固然有不足之處，但絕不是文革的簡單重複。唯物論上常提到否定之否定定律，事物發展的螺旋上升的規律。薄的重慶模式恰恰是在文革和改革開放基礎上進行的更高層次的探索，表面上看和文革有相似性，但已經吸取改革開放的成果，簡單給其定性錯誤，是可悲的。中國今天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差距過大造成社會顯性不公，迴避或者忽略這一問題只會給暴力革命與溫床。薄的重慶模式應該說是有益的探索，是否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恐怕還要結合更多民主法制手段來繼續推進。然後簡單說其是文革重複，是完全錯誤的。溫一面高調說要推進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卻一面將在民主體制下最有可能上位的薄熙來一頓狂批。自相矛盾的做法暴露無遺。

政治是骯髒的，政治人物也全部都是謊言家。我欣賞薄熙來，是欣賞他的個人能力，更欣賞他的真實，在正統面前薄從不掩飾自己的另類，在所謂的官場文化面前他也從不放棄自己的野心。所有的官員都有向上爬的野心，正如拿破崙說的：“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笑的是，大多數官員人前人後非要把自己野心藏着掖着，不敢示人。為實現自己的野心，一心專營，壓榨百姓，進貢領導，以求往上爬。薄卻不然，以百姓為支點，以自己的政治抱負為手段，去謀求更高的位置以實現自己的野心和政治抱負，這才是真正的政治人物。說到薄的貪腐，人非完人，即使是真的，也是瑕不掩瑜。更何況有人一面說自己從未為自己謀私利，可笑的是，一個月前，其子更被昭告天下，任命為國企董事長，這中間又有多少私利？中共高層鮮有不貪，所以大哥不必說二哥，貪腐只是鬥爭手段，誰都不比誰乾淨。用人失誤，劉志軍等貪官難道是自己走到鐵道部長的位置上去的？可惜，劉沒有跑到美國大使館去，否則這齣戲就更好看了。

其實中國的領導體制改革恐怕還是任重道遠，中國的正統政治文化根深蒂固，薄熙來不是敗在別的地方，恰恰是對中國正統政治文化影響估計不足，走曾國藩的路才是中國的為官之道，才是正途。或者薄應該生在西方，競選才是薄的出路。否則就只有學毛澤東，革社會的命。

薄熙來敗了，從一開始，他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他像一顆帶着耀眼光芒的流星，用自己最後的演出照亮了黑暗和了無生趣的中共政壇。中國政壇的最後一抹餘暉也消失在無盡的黑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