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聽說方勵之校長去世了，心中很是哀傷。哀傷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的方勵之離我們而去了。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許許多多的理工科學生在求索着中國的命運，思考着中國的未來。你可以嘲笑他們當時的思想上的偏激和幼稚，但你絕對不敢嘲笑他們的勇氣。

我和方勵之只有一面之緣。那是86年12月5日中午，科大學生在圖書館前集合要衝出校園，遊行呼籲要“民主、自由、共和”的時刻。方勵之副校長站在圖書館門前的台階上，拿着話筒勸說同學們不要採取遊行示威的方式去爭取民主，因為文革中的遊行已經讓人民厭倦了，甚至厭惡了。

然而，青年學子的衝動和好出風頭的習性壓倒了方校長的苦口婆心。科大學生還是走上合肥街頭，進而點燃了86年底數十個城市的大規模學潮。胡耀邦因此而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而科大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也被撤職，分別調往中科院物理所和天文台作研究員。而胡耀邦89年4月的突然去世，再一次點燃了89年大規模的學潮，隨後招致64鎮壓。

有人因為方勵之校長在89年六四期間，躲進美國大使館而小看他。對於這些人，我沒有太多的話。他們對於方勵之先生的學識和見解，顯然缺乏了解。而有些朋友認為：如果方勵之當時能夠出來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那麼局勢就大不相同。甚至有人責怪方先生沒有為民主事業獻身，說“中國一百多年民主進程之所以如此坎坷艱難，原因就在於缺乏昂山素季(緬甸)、哈維爾(捷克)、金大中(韓國)這樣的民主殉道者”。

這裡有了一個有趣的假想：如果方勵之不出走，他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昂山素季？這本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希望各位拿出自己的見解。我就隨便談談我的看法吧。

第一，我認為沒有任何人能夠要求別人為了某種事業冒險獻出自己的生命，因為沒有任何人擁有別人的生命。因此，我們沒有一個人有資格指責方勵之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做出的出走美國大使館的行為；第二，我認為，方勵之不出走，也不會成為中國的昂山素季，也不會成為中國的曼德拉。

中國的統治者有寬容昂山素季的雅量嗎？我認為沒有。歷史地看，中國統治者為了權力可以誅殺九族，為了治安可以毫無道理地株連鄰居。慈禧的“寧予友邦，不予家奴”，蔣介石的“日本人來了，我們還可做亡國奴；共產黨來了，我們四五葬身之地”，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對中國人最狠。中國這片土地上是無法產生曼德拉和甘地這樣的人物的，因為中國的統治者遠比緬甸的軍政府和南非的種族主義者對待自己的國民更狠。曼德拉這樣的人物，還沒出名就被消滅在萌芽中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民眾會支持中國的曼德拉嗎？顯然不會。中國的民眾只有在觸及自己利益的時候才會團結起來。因此，中國的民眾也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輕易地出賣曾經帶領自己的領袖。烏坎村的村民們得到了他們的利益，但是率領他們的領袖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現在，看沒看到村民們繼續為這個死於不白之冤的領袖抗爭要個說法？好像沒有吧。有誰知道，這些村民給他們死去的領袖立碑紀念了嗎？如果有的話，請告訴我。我會改變對俺們國民劣根性的看法。

中國民眾是一群沒有公德的烏合之眾。他們不會為了公共事務而操心，統治者也不願意他們操心。短視的中國上層統治精英可以打擊中國人的公共管理意識，讓中國民眾儘可能地處於一盤散沙狀態，這樣他們可以最簡單地壓榨民眾。豈不知，這樣造成的國家是沒有凝聚力的，這樣的文明是沒有創造力的，這樣的社會是冷漠無情的。因此，俺才說中國的上層精英是很短視和弱智的。

方勵之成為不了昂山素季，也成不了曼德拉。不是因為他躲進了大使館，而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土壤根本就不鼓勵也不產生這樣的人物。1989年6月4日，就算方勵之死在北京街頭，中國人也不會感謝他，早就忘記他了。中國文化的改變，不可能由一個殉道者就改變了，何況中國人對任何殉道者都採取的是嘲笑的態度。魯迅的文章“藥”早就揭示了中國民族劣根性，那就是冷漠。他們冷漠地要方勵之校長殉道，方勵之校長沒有這麼作，他們又會冷漠地嘲笑他，說他是投機分子。他們自以為自己是什麼東西，可以要求別人獻出生命，而自己卻事不關己地旁觀着，沒有任何風險地指手畫腳，仿佛自己比躲進美國大使館的方校長更高尚。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