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50）
最近由於出現了王立軍、薄熙來的違法、違紀事件，在海內外一些“唯恐中國不亂”的別有用心者（包括想趁機推行也未必正確的“改革”政策的人，以及想藉此分散民眾對自己劣跡窮追不捨的注意力的一部分貪官污吏在內）的煽動、蠱惑下，讓社會產生了不穩定、不和諧的跡象。使政府感到緊張不安，由人民日報出面發表文章，千方百計地強調要“穩定、和諧”和“統一思想”。可以認為用心良苦，動機絕對正確（因為完全符合物理科學中有關“力的合成原理”。但是其效果卻值得商榷，因為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太多的痛苦經驗和教訓了。遠的不說，僅新中國成立後的六十餘年來，就發生了“反右”“文革”“四五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等、重大不和諧、不穩定的動亂。值得我們反思、檢討，以免再次犯“同樣的錯誤”。

其實，就字面而言，穩定可以分為“動態平衡（原子內部）”和“靜態穩定（固體形狀）”兩類。根據“生命在於運動”的科學觀點、客觀地看。一個健康、正常的人類社會，應該是始終處於自然的“動態平衡”之中。可惜建國以來作為領袖的毛澤東，總是企圖以自己的主觀意願，來改造社會。而在發現事與願違、達不到預期目的時，又採用矯枉過正的手段，來強行維穩。比如他當年企圖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式，來幫助共產黨整風。一旦局面發展到不可控制、無法收拾時，馬上又以“反右”來壓制言論，形成“萬馬齊喑”的狀態。經過幾次的同樣反覆，終於以“文革”的徹底失敗告終，卻為黨留下“刻意維穩”的傳統。到了鄧小平時代至今，在經歷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更把“維穩”當成“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現在終於把自己置於尷尬被動的境地。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包括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不但不能正確總結出陷中國社會於“歷史周期律”宿命的根本原因，只知一味把責任推到前政權的貪污腐敗身上。卻始終沒有找到、或掌握一個科學到可以“以理服人”的政治或社會理論。終於重蹈覆轍，陷自己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同樣尷尬境地。只能寄希望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了！

請看十年前發表的老文章：高壓鍋、叫壺和言論自由

記得在大陸生活時，後來有一段時間使用罐裝液化氣作燃料。雖然清潔又方便，但是計劃供應而且連容器鋼瓶在內，加在一起重量不輕，換氣不易。所以為節省起見，多買一高壓鍋用來做飯、或燒煮其它不容易煮爛的食物，的確收到省時省燃料的明顯效果。但是用高壓鍋有一定危險，筆者就遇到過一次，當時在煮粥，可能因為數量太多或事前沒有檢查安全閥的暢通。結果過程中突然聽見一聲巨響，到廚房一看，生鐵爐架被炸去一角，高壓鍋已經“身首分離”地落在地上，而裡面的米粒則全部象 “天女散花”般地布滿天花板（鍋里反而一粒不剩）。幸好當時無人在場，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事後想起還害怕不已，相當一段時間都沒有敢再買一個新的來用。

來美後，可能因為鼓勵消費甚至到了不在乎“浪費”的地步，再加上其的確存在的危險性，所以很少看到再有人使用高壓鍋（雖然還是可以買得到）。但是卻發現這裡大多數人用的燒水壺，都是一種在壺口上帶有一個哨子的“叫壺”。當水開後，產生的蒸汽通過就會發出叫聲，除非有人前去拿開或熄火，否則就一直叫下去直到水燒乾為止。由於發出的聲音並不悅耳，所以沒有“催眠作用”，足以提醒許多可能忘記它存在的危險發生。 據說當初的瓦特就是受到水壺蓋因蒸汽而跳動的啟發，發明了蒸汽機。筆者愚昧，沒有老瓦那樣的天才。只是受中華文化強大的聯想功能之賜，從這兩個現象想到了今天海峽兩岸的“言論自由”。

中國自古就有“上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之說。只是心根本無法禁，比如公主長得很美麗，可以不准人碰，不准人看，甚至不准人談，卻無法不准人心裡想跟她“上床”。結果社會只能靠反覆那些皇帝、聖賢或道德家自己都做不到的說教，壓制任何質疑反對的言論和行為來進行治理。久而久之，養成了靠謊言和專制進行統治的習慣。即使民國以後也沒有能夠突破開放真正的言論，在國民黨統治大陸的後期，還是要老百姓“莫談國事”。而到了共產黨毛澤東時代，從反右開始，正式實行以“言論入罪”，最後到了“文革”期間，居然能夠提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誰反對就打倒誰”口號，更將這樣的傳統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當前海內外總是喜歡把壓制“言論自由”的責任，全部推到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身上，卻根本不考慮自己文化形成的特殊條件（沒看見那裡連計程車司機談起政治，恐怕都足以當議員或人大代表的）。所以是一種文過飾非、推脫歷史傳統責任的說法，既過分誇大老毛和共產黨的能力，也完全不符合歷史，更對那個國家的未來毫無益處。

其實，中國起碼從秦始皇以來，每一個朝代的言論環境就象一個“高壓鍋”，開始時無論裡面煮什麽東西（具體制度、國情）都跟一般鍋一樣，沒有什麽特別。這就是很多朝代的開國、中興時期的禮賢下士、廣開言路、從善如流的“太平盛世”。只是因為天性（自私、貪婪、好色等產生腐敗的因素）使然，在權力的包庇縱容下，日益增長擴大，最後破壞了社會的公正和穩定，引起民眾的不滿。這樣的“不滿”，通過具有特殊強大功能的漢文字和語言製造出來的“言論”，來擴散傳播和積累，最後成為破壞政權威信，製造支持反對者推翻其統治的輿論，和勵革命力量的源泉。使得所有當政者都不敢忽視，終於形成那裡總是靠自己的“謊言”、和對反對者“禁言”這樣“雙管齊下”的統治傳統，製造出類似“高壓鍋”的環境，大多數時間看起來很“穩定”，但是內部的不滿的能量卻在積累，直到那個統治“高壓鍋”一旦承受不了那個壓力時，就會產生破壞性的“爆炸”—武裝暴力革命。那裡大多數朝代的更替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也是毛澤東名言“反動派不打不倒”的根據，因為那裡從來沒有靠輿論影響政府的習慣。連今天的中文網路都是如此。除了打文字官司取樂、相互抵消影響外，從來沒有看到建立足以影響政府的一致輿論（或者說真正能夠影響政府的輿論，都被“刪除”了）。可惜中國領導人總是“當局者迷”，只知一味向他們的各朝前輩們學習製造、使用“高壓鍋”，卻不接受那個“高壓鍋”最後都是以“爆炸性”完蛋收場的教訓！

不過現在出了一個例外，那就是和大陸同文（包括“台語”都是中國某省的地方語種帶過去的）同種的台灣。儘管他們在極力想跟中國“脫離關係”，但是從精神文化上來說，總是要象那個齊天大聖 “孫猴子”一樣，怎麽變那根“猴子尾巴”還是要露出來的。

這不，為了增加兩岸的言論自由的“對比度”，台灣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言論自由”程度，同樣從另一方向達到“登峰造極”。從未破大案的辦案內情、政治名女人親自表演“打真軍”的春宮錄相，到關係政權安危的外交賄賂內幕，都可以成為百無禁忌的公開內容。真是“想說什麽說什麽”，大概可以說到了無以復加、連西方民主社會也要“自愧不如”的程度。但是這樣的“言論自由”，對改善、提高那裡政府和社會的品質又起到什麽好作用了嗎？不僅除了“白曉燕撕票案”因為兇手肆無忌憚地繼續作案而“惡貫滿盈”地自投羅網外，其它如“縣長官邸血案”、“民進黨女高層被姦殺案”、 “尹清楓軍售醜聞被殺案”等絕對夠得上國際檔次的大案、要案一個都沒有破。“興票案”、“拉法葉艦採購佣金案”和“前總統夫人轉移七千萬美金疑案”等，也無一能象當初尼克松總統的“水門案” 那樣地“水落石出”。難道我們可以認為那裡“洪桐縣裡沒好人”？否則怎麽能夠認為這樣的“言論自由”，對社會起到正面的積極作用呢？當然，全盤否定也是有欠公允的，因為那裡的“言論自由” 起碼起到了“叫壺”的作用，象一隻毫無樂感、但叫起來你想不聽都不行的“叫壺”！ 整個中華民族現在就在不斷改進“高壓鍋”的承受能力，和“叫壺”的靈敏度過程中“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