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之加權民主PK王占陽之低度民主（中）

三、應當清楚區別共和與民主

不是君主制，就是共和制。沒有君主，就已經開始分權。在至多數十人之間分權叫做寡頭共和。在數百數千人之間分權叫做貴族共和。在以萬計以上的人群中分權就是加權共和。參與分權的人數多到占相當比例的全體公民，就可以叫做民主共和。

除了參與的人數不同之外，共和與民主的差別主要在於參與共和的方式。後者只數人頭，參與者身份人人平等。前者是按團體參與。各團體的權重並不僅依人數來計算。

比如羅馬共和國的公民大會按財產多寡分成六個等級。每個等級一百票。但越是高的等級事實上人數越少。前三個等級如果投票一致通過，後三個等級甚至都無需參加投票。這大體屬於第三類的加權共和。我並不贊同這種無視下層民眾權益的制度。但我支持一定要用某種方式給不同的社會團體政治權利加權或言減權。我認為政治上的不要說絕對就是太過分的平權都不僅不現實可行，也不會符合任何真正現實的政治實體的整體長遠利益。

事實上，人們總是得找到領導集團、社會精英和普羅大眾三者利益、權利分享的一種妥協。這裡又有國體和政體兩方面的問題。國體是三者事實上各自分享了多少權益。政體則是分享權益的具體方式。

（薄熙來在重慶的失敗就是沒有權衡好這三者利益妥協的極好實例。人們說在重慶官不聊生，說薄在全中國都不得官心不得吏心。那麼他僅僅贏得了民心又能成功嗎？何況他還有那麼多痛腳讓人拿住。）

在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努力從威權領導手中為民眾和中產階級爭取權益，一方面要避免民粹主義的領袖利用窮人的多數去壟斷權力，去執行排斥其實是社會的頂梁柱的中產階級和社會精英的利益。

西方的政治哲學簡稱民主主義。東方的政治哲學則可概括為民本主義。從目標而言，都是把全體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至少是很高的位置上的。這點沒有區別。區別就在於保障民眾權利的方式。西方的制度的核心是通過選舉讓治理者得到民眾的明確授權。東方的制度則通過一些相對模糊的程式去感知必須順應的民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也。

當然這兩種途徑都有道理也有缺陷。

先說西方的制度。其主要優點是程序明確，切實可行。哪怕50.01%也可以勝過49.99%。總有一個總統可以選出來。缺點就是極易造成社會分裂、選民的短期訴求和政治家的短期行為。這裡得到的民心授權似乎很明白無爭議。其實認真深入探討哪會沒爭議。比如今天在投票箱或民意測驗中得到的民心，過些日子還能是同樣的民心嗎？比如打不打伊拉克，打之時和現在可不是一個民意。比如搞不搞某項借債而來的福利？發放福利的時候，民心自然擁護。但到了連本帶息必須還債的時候，這個民心就不太會擁護了。比如搞均貧富。窮人自然擁護，富裕階層會擁護嗎？我不反對適度地均貧富，但如果過分，啃掉太多的桑葉，桑樹無法正常生長，抑或奄奄一息，又豈會符合蠶們的長遠根本利益。何況富人可不是栽死在那兒的樹木，而是堪比狐狸兔子，他們跑得飛快。中國當下的富人大舉外遷就是實例。如果富人跑掉太多，又豈會符合窮人的長遠利益？

我曾經做過一個董事會的比喻。所有公民都是董事會的成員。但精英們可以以他們的知識、財產等優勢獲加權股份。具體怎麼加權法，都可以商量。但先要確定的原則是：事實上不可能所有的股東真正平權。那是騙人的。我們應當承認事實，不要自欺欺人。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的制度才可能是一個好的制度。建立在虛幻原則上的制度則難免左支右絀。

為了避免政治權力過度向福利傾斜和保有更多的理智與持重，我主張選舉權利加權。西方已經實施普選權多年，要收縮選舉權，真的是萬分困難。這也是西方制度的一個缺陷：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退。已經吞下肚子的權利或利益，要吐出來，自然是萬般困難。而中國的真實的選舉制度還沒有建立，怎樣建立，哪怕是受限的選舉權，也比沒有好，自然好商量得多。吸取西方的教訓，不要走太快太遠。應當可行。其實西方當下的制度，也有許多加權的成分。比如很多國家的兩院制，上議院間接選舉。比如總統可以否決或擱置議會通過的法案。比如美國的大法官由總統任命，終身任職。比如由總統任命的憲法委員會居然有權否決公投的結果等。

而哪怕是低度的民主制度，也是為了限制上方的集權。不要說我不主張限制官權。其實我還主張民權要支持足夠強大而獨立的官權去約束資權呢。舍此，你又能指望誰去限制資權呢？人民與資本的直接相關在企業里。在企業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可能當家做主嗎？

我絕對承認中國人民現在享有的民主權利太少，所以我才一直鼓吹加權民主。

我有一個終極模式的特別表述希望就教於王教授和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

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比配成熵的極致。在那裡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我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 我認為理想自然在我一貫主張的中道，在取得一個理想的，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經濟共產主義和政治共權主義都認為人類發展的至少理論終點應當是絕對的平等，即使是實際上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說，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我認為這個發展的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裡，適度的其實還是相當大的差距才是終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

換一個表達方式：

毫無疑義，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但這種擁有並不算數平均。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權，正如一部分人擁有更多一些的財產主權。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當然政治主權的過度不均衡，同財產主權的過度不均衡一樣，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我們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個恰到好處的相對的均衡或不均衡。

所幸財產的絕對均平的理想，已經被人類徹底放棄，迄今不過23年。但政治權利的至少理論上前景上應然上的絕度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價值，雖然它在過去的也包括未來的任何時候，都做不到。我想做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迷思，糾正過來。

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論真的太過理想主義。我倡導的理論是沒有那樣的道德光環，但我希望它更符合可能是有些嚴酷的社會真實。

下面我想放言一個相當不確定的預測。我們不妨把它稱之為劉學偉猜想，等着未來歷史的證實或證否。

國際共產運動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第一大迷途。所幸已被完全放棄。但也有可貴的遺產留下，那就是社會福利主義。不過就是這個遺產似乎也被過度使用。但是退卻很難。

國際民主（定義是多黨普選輪替）運動可能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第二大迷途。現在正處進退兩難之際。如果西方制度崩盤，那絕不是人類的末日。我們還可以繼承民主的遺產，那就是共和制度（各類加權折中低度中級民主）和大眾參與。

四、應當把良治放到民主之上作為判斷制度優劣的基本標準

這裡先給良治或善治下一個定義。顧名思意，良治就是良好的治理。富裕與安定就是良好治理的兩個主要標準。民主不在其內。否則我無法把新加坡香港和富裕石油君主國劃入良治。所有的西方發達富裕國家，我都姑且算他們有良治。其實像希臘那樣已經顯然不夠格。這裡不細說。

除非你不承認發展中國家有任何國家擁有良治，對發展中國家的良治標準而言，就必須把富裕這個條件去掉而改成發展迅速。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安定與發展迅速就是良治的兩個基本標準。

安定就是有基本的社會秩序，社會沒有嚴重的動亂。比如英國前一會的動亂我並不認為這個國家就不安定了。同理，中國的群體事件蜂起也還沒有到嚴重破壞安定的程度。比如你還能國內國外到處旅遊，經濟還在繼續快速發展就是安定仍在的證據。總之中國肯定屬於發展中國家擁有良治的最重要範例。當然很遺憾，中國的民主還太少。所以我和王教授都主張中國現在應當可以力行初級或加權限權民主。

西方主導的世界話語界有一個迷思，就是把民主與富裕，與良治等量齊觀。認為這三者必然共存，互為充分必要條件。以為高度民主必然帶來高度富裕和良治，反之亦然。這其實大謬不然。在除了那三十來個西方富裕民主政體之外，其實還存在至少兩個政體群不符合這個高端規律。第一是東亞的兩個城邦政體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城市無疑具有富裕和良治，但民主的水平則西方顯不認可。還有就是阿拉伯半島上的那七八個富裕的石油君主政體。這裡就更不要談民主了。

問題更複雜的是在這三十來個高端民主國家以外。根據任何一份西方人開出來的民主程度列表，這些國家的民主分數和富裕水平良治水平都太不齊一，畫在一個直角坐標上，就是滿天星。相關性非常弱。尤其是如果我們要考察這些政體的長期發展速度，發展明星們與其民主分數就更聯繫不起來了。民主分數很低的國家比如中國，越南發展得最快而且是長期。

相反，良治善治與發展的相關性可就好的太多。簡言之，一個政體如果有三十年良治，必能從貧窮髮展到小康，或有小康發展到初步發達。中國就是這種情形。如果有五十年良治，無論它的起點有多低，則一定可以步入至少初步發達。希望中國能是這種情形。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良治與長期持續的快速發展，才是互為充要條件。有長期良治就會有長期的快速發展。有長期的快速發展也必有良治。沒有良治不可能有快速發展。沒有快速發展的良治則不可能是真正的良治。

發展中國家，顧名思義，發展是它們的第一要務。只要有了長期的持續的發展，一切，包括真正的（富裕的）民主都會到來。否則，始終貧窮的民主，永遠不會成真。

而民主則並無此功能。數不勝數的國家有遠超半個世紀甚至一百年二百年的民主共和歷史，但依然貧窮落後如故。

總之，富裕的民主才有意思，總是貧窮的民主，沒有意思。發展中國家，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開始搞低度民主或加權民主。發展足夠以後，就可以搞適度民主或中級民主。西方現在的民主如果是高級民主，那就是過度民主，不可以照搬。

獲取良治的最佳方式，則是在各方面都中道而行。

比如在當下的中國有一個經濟體制上應當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爭論。我大體贊成一個網名叫沙豆豆的網友在我的文章後留言提出的折中意見，叫做“中國將來的模式是既要資本主義的草，又要社會主義的苗，既有強大的國企保證社會主義不變顏色，又有充分的市場經濟，允許私企存在而提高經濟活力與競爭力， 魚與熊掌兼得，是中國改開較為成功的真正原因，也是比西方體制更具優勢，繼續取得成功的關鍵。”

民主也需中道而行，就是先搞王教授和我在前面已經說了一大通的加權限權或低度民主。總之不要或者全部或者全不。而是有誠意地、廣泛地、從上到下，從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開始先小規模再中規模用各種方式試起來。中國的民主從農村開始已經試了二十年，似乎進展不大，缺陷甚多。這很可能是試錯了地方。衡諸歷史，西方的民主是從農村開始發展起來的嗎？錯！是從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從貴族與國王分權，從新興工商業資產階級與傳統貴族的分權開始發展起來的。

五、再論中國為何應當行階級共和

我對王教授方案最大的一點不同意見是，王教授似乎僅僅重點地考慮了對共產黨的既有權力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多的加權和照顧。這很有道理。但王教授似乎沒有考慮到也應當給其他的知識和經濟精英階層加權。我反覆說了社會可以分解為至少三個部分，就是政府（包括執政黨）、民眾和精英。這三個方面的權益都必須兼顧，才能有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精英又分成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或財富精英三個部分。政治精英都在各級政府中。他們的利益現在已經得到好得過分的照顧。需要增加照顧的是其它兩部分精英和民眾的利益。

現在已有不少的知識精英加入政府，或直接當官，或做正式智囊。但財富精英則一般並未入內。尤其是如果王教授的方案真正逐步實施以後，人代會也會越來越多地表達普羅大眾的意志，政治精英現在過大的權力的確會受到更多的約束，但知識精英尤其是財富精英的利益由誰代表則仍然懸而未決。而如果沒有一個適當機構去制衡人代會代表的普羅民意，則西方的過度福利覆轍則實在過於可期。

這裡我想說一點歷史。1949年中國第二共和始建。中共召集新政協（有別於國民黨召集過的老政協）。這個未經選舉的新政協公布的《共同綱領》實際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步，也是最民主的憲法。從此中國就有了政協。1954年憲法再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自此中國就有了兩會這個中國民主制度的兩朵花。《共同綱領》與1954年憲法的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一個階級共和的憲法（五星紅旗代表中共與四大階級的合作），保護公有私有財產，對城市農村都沒有提到消滅私有制。

如果1950年代能堅持《共同綱領》的階級共和，新民主主義路線，始終與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堅持合作，不發共產夢沖，就不會有農村合作化運動，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自然也不會有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反彭德懷），“三年自然災害”，學毛選造神運動，最後是文革集大成。如果真能這樣，中國今天的綜合國力無疑已經超過美國。

共產黨的強力領導，的確是三十年改革成功的一大因素。但其實更大的因素還是共產黨放棄了共產教條，容納了私有制。那麼私有制的代表在政權中的哪個部門得到體現呢？還是政協最接近。但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政協只是清談，沒有實權。我的實質性不可讓渡的具體建議只有一個，就是讓政協改制成類似西方的上議院，與人大分享一些尤其是經濟財政方面的實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階級共和，平衡政府、民眾和資本三個方面的權益。

當然我還希望選舉法規定的間接選舉能夠真正執行。這個過程中大可把王教授主張的各種限權辦法加入進去。

王教授對普選充滿敬意。對此我真的持審慎態度。不過間接選舉也是普選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在發展中國家可能可行。而西方現在施行的動輒上千萬人口一個選區的大規模普選則是普選的極端形式。再結合多黨輪替制度，我真的認為弊端太多，尤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寶塔形社會。

在西方，總有左右兩黨或更多的黨派分別更多地傾向於民眾或資本的利益，或者說傾向於更貧窮的民眾或更中產和富裕的民眾。左右輪流執政從而保證整體政治中道而行。這個制度的缺陷是整個政治精英系統每隔數年就要大換班，競選過程極易被民粹所乘，所費不貲等。我建議的中國制度：由人代會代表普羅大眾的利益，相當於西方的左派；由政協代表精英、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相當於西方的右派；而始終由共產黨執政的政府居中調停，同時代表政治精英的利益，歸納出協商出或表決出一個折中的代表全體國民利益的執政方案。三個方面的代表始終都在台上，都不輪替（整體不輪替，個體當然要輪替），但同樣互相博弈，類似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注重協商統一，似乎可以搞出一個與西方相當不同的，但還是吸取了他們的許多優點，同時保留了自己的許多長處的制度。不必說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利益（永久執政就是最大的利益），只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為先就可以了。

我是不相信公僕理論的。只要上述三個方面和衷共濟，三一三餘一，(餘下這份都還可以歸政府，只要它能把資本真正監管起來。）互相照顧利益，就很好，而且可能比真正讓全體選民一人一票，當家做主更好，更能符合整個政體的長遠利益，比如有更大的機會可以避開公眾貪慾和資本貪慾，可以從更長遠的角度思考問題。政府的貪慾則得靠民意機構人大和政協選舉的真實化，還有輿論自由、司法獨立來解決。

我這個三家分權的方案從人民主權的角度看過去，當然相當落伍。但實事求是地說，哪怕在西方，人民又何嘗有過真正的完整的主權。更不要說在東方，在中國了。我的方案是不是一個至少眼下更可行的折中方案。至於終極模式，我們完全可以晚一些再來重新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