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美國議員軟性腐敗給中國的警示

（1）世界過去60年經歷了兩場證偽

我寫美國存在的體制性問題，不是為了論證中國不需要體制改革。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是中共和中國政府必須面對的兩道坎，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這兩個事項上，早晚要順從世界大勢，實行某種程度的選舉制和司法獨立模式。經濟上，中國在學美國；政治上，也有意無意以美國為榜樣。因此，深入了解美國政治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問題，對於中國的體制改革至關重要，以便預先制定對策，避免重蹈美國的覆轍。

過去60年，世界上有十幾個國家在前30年，對社會主義能煥起人們勞動積極性，因而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完成了證偽過程。諷刺的是，在後30年，當原社會主義國家轉頭瘋狂學習資本主義時，世界上卻另有十幾個國家，對資本主義能通過“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作自我校正的傳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理論，也完成了證偽過程。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是後一個證偽過程的終點站。這次經濟大危機，與以往的經濟危機有一個本質的區別，它不是生產過剩造成的，根本的原因不在經濟層面，而是源自政治層面，是資本綁架操縱政府的後果，是政府軟性腐敗的惡果。更可怕的是，從美國情況來看，這種綁架操縱一旦完成，就上了單行道，不可逆轉了。中國體制改革設計者們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任務，是設計出避免重蹈美國覆轍的對策。

我原來深信民主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理所當然會代表大多數人的意願。在美國深入觀察後，最使我震驚的是，這種由貌似嚴密邏輯推導出的民主信念，完全不符合現實。美國人民實際上早就看穿了“選舉”玩的是什麼把戲，所以大多數人對選舉很冷淡，對所謂的“神聖一票”，不屑一顧。美國的聯邦參議員是每個州分配兩名，與州的人口數多少無關，但每個州的聯邦眾議員則按人口比例分配，劃分選區選出。因此，眾議員更具有代表性。眾議員每兩年改選一次，如果沒有遇上總統選舉年，稱為期中選舉。過去30年，期中選舉平均投票率約為登記選民的40%，而登記選民約占有資格選民的66%。[1] 這樣算下來，實際投票率只有26.4%。換言之，只要獲得選區內13.2%的選民支持，候選人就可當選“民意代表”。

那麼，老百姓不去投票，是不是因為他們信任候選人，認為無論哪一個候選人當選都“要的”？民意調查完全不能支持這個假設。多年來美國人民對國會議員的贊同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幾徘徊。著名的蓋洛普公司最近一次民意調查（2012年2月8日公布），美國人民對國會議員的不滿意度達到86%，而贊同率只剩下10%，[2] 離個位數的贊同率只差一口氣了。結論只有一個，老百姓不去投票的原因，是對候選人都不滿意，半斤八兩，無論誰當選對老百姓都不是好事，但又無可奈何。所以，出現美國議員股票內幕交易的醜聞後，老百姓只有憤怒，沒有一點兒意外的感覺。

老百姓對國會議員的怨氣並非無緣無故，所謂的“民意代表”其實並不真正代表民意，他們只考慮少數上層選民的利益。CNN去年報道，根據人口普查資料，本世紀第一個10年，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下降了7%。[3] 而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資料，收入兩極化日益擴大，全美最富裕的1%人口，其收入在1980年時占全美總收入的10%，到2007年時這個數字上升至23.5%。而且因為這1%人口的貪婪和政府的縱容，終於導致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必須用納稅人的錢救援大銀行。

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初，總統和國會都再三向老百姓保證，亡羊補牢，以後一定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堅決不容許銀行大到不能倒。但是差不多4年了，這個保證還沒有落實，反而是加強監管、不准銀行大到不能倒的話通通聽不到了。其實，當時的保證本來就是一張空頭支票，不可能兌現，只是用來暫時安撫平緩民眾的怒火。金融業是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最大競選捐款金主，政客們根本不敢得罪，誰要想對金融業動真格，結果將是自己先被監管下台。

製藥業也是顯然的例子之一。美國老百姓長時期忍受着離譜的高藥價，議員們個個清楚癥結在哪裡，但年復一年，就是不作為。原因是製藥業歷年來化在說客身上的錢，總是在各行業中拔得頭籌，大部分議員同製藥業巨頭暗通款曲，如果有個別議員想推動觸犯製藥業盈利的改革，如同布賴恩·貝爾德要推動《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一樣，被同僚們視為白痴，成不了氣候。

這就是為什麼，“這種綁架操縱一旦完成，就上了單行道，不可逆轉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體制改革設計者們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任務，是設計出避免重蹈美國覆轍的對策。” 可以斷言，不能觸動資本既得利益的美式政治，今後只有帶領着美國走下坡這一條道。美國的經濟政策可見端倪。2000年網絡泡沫破滅造成了股市危機後，就製造房市泡沫解救。2007年房市泡沫破滅造成了金融危機後，就趕印美鈔，製造鈔票泡沫解救。不過3年，這個鈔票泡沫就帶來了債務危機，現時正在苦苦尋思，如何在不觸動資本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製造個什麼新的泡沫去解救。每一次泡沫爆破後，就用製造更大泡沫的方法去解救，如此飲鳩止渴，離國家破產危機不遠了。那時會更上一層樓，進入合法腐敗，依法賴帳的境界了，希臘就是先行者。

（2）五十步和百步的距離

電視新聞里，常可見到美國政客們腐敗及性醜聞事件。我曾寫過一篇《盤點新世紀頭10年美國腐敗和性醜聞州長》的文章，不過沒有打算盤點國會議員的醜聞，因為議員的人數太多了。然而，我近期寫的一些文章（包括本篇），在敘述美國官員腐敗現象時，無意中把20年來美國歷任的聯邦眾院議長，一個沒少，都列上了軟性腐敗榜。20年來美國共有5位眾議院議長，他們是紐特·金里奇、羅伯特•利文斯通、丹尼斯•哈斯特爾特、南希·佩洛西、約翰·博納（Newt Gingrich ，Robert Livingston, Dennis Hastert, Nancy Pelosi，John Boehner），無論為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有利用權力牟利的劣跡和醜聞，可法律對這些事奈何不了，因為是體制性軟腐敗。而且，除了佩洛西和博納現仍在眾議員位上，他們離任後都操辦說客勾當，忙着利用當官時建立的關係網，為利益集團向以前的同事遊說賺取暴利。

眾院議長，是美國法律規定僅次於總統、副總統的第三號高官。20年裡居然連續5位眾院議長爆出軟性腐敗醜聞，足以說明美國的軟性腐敗之嚴重和普遍。如果比較中美兩國的話，一個的特色是，明火執仗豪奪，另一個的特色是，大大方方巧取；一個剛性腐敗，一個軟性腐敗，但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總的來說，兩國腐敗程度如果有差別，大約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離。

誰在五十步，誰在一百步？沒有公正客觀的信息可作評判。大家的感覺，中國的腐敗程度更嚴重。如果認為中國處在百步的腐敗位置，即使按照美國模式進行了體制改革，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認為，腐敗會從百步位置後退到五十步位置；而更有可能的是，稀里糊塗改革後，腐敗從百步位置前進到百五十步處。

有很多因素，這裡只分析兩個。

美國的體制誕生於基督教文化的土壤。美國人傳統上敬畏上帝，總統、法官的就職典禮，要手按《聖經》宣誓；證人法院作證，也要手按《聖經》起誓說實話；無論是硬幣還是紙幣，上面都有一句“我們相信上帝”。而《聖經》規定人要遵守“十戒”，其中第八條不可偷盜；第九條不可作假見證；第十條不可貪心。因此，利用體制漏洞作惡的問題，在基督教文化下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雖然近年來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日趨淡薄，對上帝亦越來越陽奉陰違，這是美國世風日下，腐敗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畢竟傳統還沒完全丟掉，宗教勢力還是很強大，宗教對人們的影響仍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幫助減緩了世俗制度的惡化過程。

中國60年前把傳統的儒教文化破了，30年前把半生不熟的無產階級文化又破了。如此只破不立，出現了目前的信仰真空。如果說國民整體上現在還有個什麼信仰的話，那就是拜金教。到名剎寶寺前燒炷香，付出的費用一定會使你深信不疑，連和尚尼姑也信這個教了。

所以，即使把美國的民主制度一成不變移植過來，還是少了一個對制度惡向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況且美國遵循的是精英分贓遊戲規則，立法官員和行政首長雖然由選舉產生，但其他官員的產生完全沒有民主，用人唯親是天經地義的事。行政首長一旦當選，就毫無忌憚地將部長、駐外大使、法官這些重要職位來答謝競選功臣和競選捐款大戶，是否勝任反而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賣官買官變相合法化，行賄受賄變相合法化、政府官員的軟性腐敗等等，這些行為在中國現在都是違法的，是可以追究刑責的，如此尚且難以壓制住腐敗，要是也學習美國合法化，豈不是將防洪閥門打開，任腐敗似洪水般奔騰直下。如果腐敗只從百步位置奔騰到百五十步處，可堪稱幸運。

美國建立民主制度有200多年了，姑且認為腐敗現在是走到五十步的位置，這個對中國有什麼意義嗎？沒有。看看中國的經濟改革，只用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需要200多年才能達到的那種資本積累、集中和壟斷的程度。經濟改革的成果尚需要實物來結累，而政治改革只要紙上做功課，發展速度很容易加倍。如果稀里糊塗搞政改，完全有可能15年走完美國200多年的路程，完成腐敗軟性化（合法化）的立法；甚至大有希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徒弟成就蓋過師傅。

腐敗同社會體制有關，這是民主理論的推導；而腐敗同社會體制無關，則是從實證得出的結論。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越南過去20年的政治改革，西方媒體交口稱讚；俄羅斯葉利欽的政改，更是使西方民主國家過癮，大聲叫好。共產黨員出身，並居黨內高位的葉利欽，居然將改革走到了取締共產黨，宣布俄共為非法組織的地步。（不過近些年來，雖然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的政改全盤保留，西方民主國家對俄羅斯又有另一番的評價了，這些按下不表。）有一個研究腐敗問題的國際組織，稱為“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發布一期各國的清廉度指數，採用10分制，得分越高越廉潔，越低越腐敗。需要指出，“透明國際”對腐敗的定義，是按照西方的標準，因此體制性的軟性腐敗被排除在外，這使得清廉度指數評判結果明顯有利於西方國家。不過因為越南、俄羅斯、中國以前是相同的政治體制，它們的“透明國際”清廉度指數，應該具有可比性。現在從“透明國際”公布的報告中，摘錄這三個國家自1999年以來的清廉度指數如下：[4]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越南  2.9  2.7  2.7  2.7  2.6  2.6  2.6  2.6  2.4  2.4  2.6  2.5  2.6

俄羅斯2.4  2.1  2.2  2.1  2.3  2.5  2.4  2.8  2.7  2.7  2.3  2.1  2.4

中國  3.6  3.5  3.6  3.6  3.5  3.3  3.2  3.4  3.4  3.5  3.5  3.1  3.4

可以看出，越南和俄羅斯這些年來的清廉度沒有提高，而且得分始終比中國低。

不僅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減少腐敗，而且遏制腐敗也不依賴於社會體制。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官員貪污腐敗猖獗，當局於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下決心整頓，腐敗風氣很快就剎住，而這期間香港的社會體制沒有改變。台灣在蔣經國治下是權威體制，他把原來根深蒂固的貪污腐敗之風整治得耳目一新。李登輝、陳水扁治下的台灣轉型為民主體制，他們卻把台灣搞得黑金政治充斥。

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確實是很重要，但相對於腐敗問題，不是一件十分緊迫的事情。中國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是得有辦法壓住腐敗。公眾對政府的壓力，輿論對政府的壓力，要始終集中在整治腐敗上。如上所述，整治腐敗不依賴於社會體制，所以不需要等待體制改革，體制問題不能作為腐敗蔓延的藉口；而認為體制改革就能解決腐敗問題的觀點，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3）體制改革要謀定而後動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體制改革主要是解決執政合法性爭端。中國的歷代開國皇帝和毛澤東一代共產黨人，沒有這方面困擾。打下天下坐天下，理直氣壯，自己底氣十足，別人也服氣。偶爾有人要挑戰，也容易解決，拉出去，把頭砍掉就是了。開國皇帝之後，就要靠血緣理論維持執政合法性。但這種理論不能服眾，日久後就會有人造反，造反成功了，就是改朝換代。這個過程十分血腥，導致天下大亂，無數生靈塗炭，絕對是個壞方法。近代文明創造了選舉的方法，誰得到的選票多，誰執政。從解決執政合法性爭端來看，這是一個不賴的主意。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國應該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建立選舉制度，消除對政府合法性的質疑。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理順權威體系，確認國家法律具有至高的權威。

無論怎麼個政改，只要共產黨沒有分裂，中國就沒有新政黨發展的餘地。這並非中國或中共使然，只需要研究一下美國為什麼二百年來兩黨格局不變，這個問題就可以瞭然，因為美國的兩大黨，絕不容許新政黨成氣候。這幾年美國新聞中，所謂“茶黨”很活躍，其實這是共和黨內的一些保守分子，並非一個獨立政黨。如果“茶黨”從共和黨分離，成為一個獨立政黨，可以肯定，很快就會無足輕重，煙消灰散。

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將是從上而下有序地推行“程序改革”。無論政改與否，共產黨決定的人選，該坐哪個位子的，還是會坐哪個位子。這就像一匹斑馬，以前稱其黑底白紋的斑馬，“程序改革”後改稱白底黑紋的斑馬，但斑馬還是那一匹。所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確實是很重要，但相對於腐敗問題，不是一件十分緊迫的事情。”

進一步考察，政改不應搞群眾運動，而且一些重要的改革，應由上而下有序地進行，沒有必要置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旗下招搖過市。像國家領導人任期限制、年齡劃線，這些迄今為止中國最重大、意義最深遠、也是最成功的政治改革，當年鄧小平快刀斬亂麻，不動聲色就辦妥了。一般而論，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行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行為。可以說，政改不是老百姓需要操心的問題，因為那是政府的事，是知識精英的事。老百姓對政改越能以平靜心看待，政改就越能達到目標。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必須經得起歷史的追問：“改革是不是出於公心？是不是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是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經不起歷史這一番追問的改革，勢必造成社會動盪。

體制改革現在最困難的問題，莫過於左右兩派各唱各的經，沒有一個共識。解決之道，可以借鑑美國憲法起草過程。1787年5月，來自13個州（美國當時只有13個州）的55名政治精英代表，匯集在美國費城討論和起草一部憲法。他們的觀點立場各異，甚至於南轅北轍，在一個門窗緊閉（為了保密的緣故）的悶熱議事廳里辯論和爭吵了約4個月，終於達成多項妥協，形成一個絕大多數與會代表能接受的憲法版本。世界上第一部膾炙人口、名垂青史的民主憲法，其實是被“逼”出來的。

中國政府也應該搞這樣的頭腦風暴，把由左、中、右各派推舉出的一定數量的知識精英代表們，“關”進一個旅館，一直“關”到他們做出必要的妥協，交出一份絕大多數代表（占與會代表2/3以上）同意的，並且有具體細節的政改方案。政治就是一種妥協的藝術，雖然各派爭論的結果，不能得到一個使各方都十分滿意的方案，但至少這是在往前走，是在干實事，是在構築共同的基礎，而不是在空喊空轉“政治體制改革”。頭腦風暴要特別注重以美國為鏡為戒，討論資本干政、軟性腐敗、競選籌款、說客政治、政治情報業、貧富兩極化、選舉花費無限制等等現時危害美國日益嚴重的問題，制定預防這些問題的具體措施。由於美國議員已同資本集團構成利益共同體，儘管這些弊端的危害已經十分顯然，十分嚴重，也不能指望他們糾正錯誤。所以防患於未然，極為重要。

美國議員軟性腐敗警世錄的結論是，中國體制改革要謀定而後動；而更重要的事，預先策劃出不蹈美國覆轍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