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52）
如果當年『將五月四日定為“青年節”』的老一輩革命家地下有知的話，一定會“後悔”的。因為他們沒有想到，當年讓在台上的袁世凱或北洋政府痛不已的年輕人和學生，在諸如魯迅、胡適之類“激進幫”的慫恿和教唆下，竟然從此變成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麻煩製造者”。正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雖然學生們接下來給國民黨政府製造了不少足以加速他們垮台的“麻煩”；還幫毛澤東輕易打垮了包括劉少奇主席在內的、所有不贊成他的路線的“黨內走資派”；也給文革中躊躇滿志的四人幫，製造了“被打倒”的大“麻煩”；更間接幫助了鄧小平的東山再起，取代毛而成了這個國家的“總設計師”。但是鄧卻很快在89年吃到了這些“麻煩製造者”的苦頭，而不得不決定下令要對他們“動粗”。並從他的接班人開始，終結了新中國和這些“麻煩製造者”長達四十年的“蜜月期”。現在，輪到自己的政府來“頭痛”了（比如對“黃岩島問題”發出的“不和諧”聲音）。所以“五四”竟成了高度敏感和緊張的關聯詞，避之猶恐不及。這難道不正是我們當前能感受到的氛圍嗎？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來責怪這些年輕人或學生。三字經中早有曰『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其實這是再準確不過的了。只是應該稍加擴展和延伸，改成『子不教，社會之過。教不嚴，政府之惰』正是因為後來的政府和社會的不作為，不但違背了“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科學原理，放棄了必要的真正“民主”的啟蒙教育（其實他們自己至今都還對真民主“一竅不通”），只能邯鄲學步、東施效顰似的、跟在同樣對真民主“狗屁不通”的西方後面，嚷嚷起假冒偽劣的“山寨民主”來（筆者聲明對此結論負責，並享專有的“知識產權”）。像無知、溺愛的父母一樣，對少不更事、心智尚不成熟的年輕人，處處忍讓、吹捧、縱容。造成他們在還沒有真正願意接手，自覺而勇敢地承擔起全部社會義務和國家責任之前，就開始想“搶班奪權”（比如被刻意吹捧出來的某地神女或天才父母官之類），利用網絡提供的條件，想當然地要主導社會走向。在一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的蠱惑、慫恿下，表現出一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干誰干”的狂妄態勢來。終於鑄成了包括“文革”和“六四”在內的，中國一段慘不忍睹的“近代史”和“黃鼠狼下耗子”般的不堪現實。以至於在國家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壓力時，除了七嘴八舌之外，竟然不能帶頭凝聚起“同仇敵愾”的一致可用“民氣”。更看不到他們面對“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作出過什麼樣的反思或檢討。好像以為他們的“天責”，就是“被人當槍使”或“上街遊行喊打倒”。所以作為“過來人”的老一輩政治家或領導人，是絕對難辭其咎的，因為他們始終不能帶頭，對自己當年的衝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作出過深刻的檢討！

最不幸的是，在資訊如此發達的社會裡的當代年輕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又像電子學理論中的“雙穩態電路”一樣，從“激情盲動”翻轉到另一個“消極不動”的極端。只知一味沉溺於電腦遊戲，進行“小偷的幹活（如遊戲“偷菜”）或小圈子內的情感交流，竟然對虎視眈眈的國際政治現實“不感興趣”，甚至連美國在中國周邊“領土爭端”問題上不顧歷史事實，貌似公允、實則一味“拉偏架”的損友伎倆都揭不出來。更完全無視科學《新理論》多次為文、不厭其煩的說理規勸，將其當成“耳旁風”而不屑一顧。或者說他們已經在太監、佞臣般“唯利是圖”的媒體簇擁、包圍下，成了真正的“昏君接班人”，根本沒有“一顧”的反思能力和“吾日三省吾身”的水平了。接下來只有在物質的醉生夢死中，緊抱着現代物質文明的罈罈罐罐，等着替即將由他們接手的社會“買單”、並再一次墮入歷史的“輪廻”了！

請看十餘年前發表的老文章：要把五四當作教訓來紀念

八十二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以北京大專院校的學生為主的民眾，因為不滿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屈服於列強的壓力，要在侵犯中國主權和利益的條約上簽字，發起罷課和遊行示威，過程中受到軍警的攔阻，學生進而燒毀了個別官員的住宅，還毆打了官員，演變成一場暴力。只是當時中國才由王朝轉製成為共和新政，失去了當祖制“跟屁蟲”的依據，也沒有現成西方“民主”經驗可跟，使那些剛剪了辮子的官員成了進退維谷的“菜鳥”，最後只好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讓步，開了“以獎效尤”的頭，從此成了那個國家群眾運動的經典模式、民主招牌菜。官方把它說成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覺醒，在野人士說它是“要民主、爭自由”的開端，而筆者認為它只是又一面可供“跟屁蟲”選擇去跟的“大旗”！八十多年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人物或陰謀野心家利用這面大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跟著這面大旗，多次演出過轟轟烈烈、激動人心的大戲，甚至促成了朝代的更替（如四十年代的“反飢餓、要民主”的遊行示威）或政治路線的變化（如“六四事件”）。但是到頭來，那個國家和民族卻仍然沒有擺脫歷史的宿命，今天那裡呈現出的種種有代表性的跡象（如腐敗、無能、國際羞辱等），幾乎全部可以和八十年前作出對應的聯想，甚至連民眾的情緒反應都差不多（當然，沒有比用物質的進步來反駁更無聊的了，大陸不是有不少當叫花子要飯致富的嗎？更不用說還有靠變買或典當來充闊的那號人了）。以至於讓人有足夠充分的理由，對這段歷史作出不那麽神聖的評價！

人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種有思想的生物，而所謂“思想”者，應該是指對自己感官接受到的信息的理性處理能力，包括抽象比較、認識歸納和判斷決策等精神思維活動，這是人和只有“條件反射”能力的動物之間，根本和原則的區別。毛澤東有一篇較著名的論述“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文中明確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實踐中總結出來。這是極為科學和正確的結論，可以被古今中外已經發生的一切正反事實（包括他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所證明。由此可以聯想到孔子的偉大，因為他在兩千多年前就知道堅持“述而不著”的原則以及提出“禮失求諸於野”的建議，這兩條都有“從實踐中總結或尋找真理”的含義，和毛澤東的所見“略同”。拿他來和現在那些動不動就要把這個理論、那個權威的名字搬出來嚇唬人的讀書人“跟屁蟲”相比，就難怪中國找不到出路了，後者不正是跟了“紙上談兵”失敗典故的“屁”嗎？而人類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過程，則又是這種觀點的正面事例，因為在自然科學領域裡，人們已經養成只服從事實而不服從權威的習慣，而每一個理論要想被人承認的唯一途徑，就是用實踐的事實去證明。這種被事實證明了的理論，反過來又可以指導、啟發他人向更高更深的實踐去探索、嘗試，“疊羅漢”般的結果，當然就會不斷進步發展了。 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由於研究的主體對象是由各個不同的“人”所組成，其變數之多，是任何自然科學所無法比擬的（比如“電學”中，任何一種主體如電子、質子，都可以當成是個個一樣的，只有共性沒有個性），因此儘管兩者在理論和實踐的相輔相成關係上並無區別，卻很難以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總結出正確的理論，可以認為，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能總結出一個能夠正確解釋自己社會、指導其運作的理論，這可能也是為什麽今天的世界總還不時令人產生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的原因，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正確的理論可依。

我們可以把社會發生的國家興亡、朝代更替、政治動盪等一切有主動人為影響的事件，都看成是一種社會實踐，其策劃、發起人一定有某種理論為依據。其結果，又會被自己或他人加以歸納、總結、比較，來驗證、評估、修改原來的理論或發現、創造新的社會理論。只是正因為還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所以每一次實踐的結果，即使獲得當時的成功，也一定同時伴有“後遺症”的隱患，為後人發動又一個同樣沒有把握的實踐埋下“種子”。而總結的人因為利益關係的牽制、原有不正確觀點的影響以及知識能力和傳統研究方法的局限，至今沒有得出一個可以真正“自圓其說”的理論。只知道反覆用一種錯誤理論去克服另一種錯誤，人類的全部歷史，就由這種不斷反覆的“愚蠢”所鑄成。

中國發生的那次“五四運動”，是一個上述事例的典型。當時一部分年輕人接觸了一些西方文化，拿人家的長處和自己的短處一比，發現差距很大，再加上在國際上受到欺侮，就把氣撒在政府官員頭上，繼而更遷怒於自己的民族文化（讓人聯想起現在有的孩子埋怨自己沒有“好爸爸”一樣），完全沒有去弄清民族和文化的互為因果關係，更沒有去想想，為什麽這同樣的文化，也曾經給自己民族帶來過輝煌。遺憾的是，這些年輕人發動的實踐成功了。這樣的成功又鼓舞了一部分人借蘇聯的社會主義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並利用同樣的方式讓國民黨吃足了苦頭，最後又成功了。從此“五四精神”也被封為一件誰見了都要讓三分的“黃馬褂”、一面對“跟屁蟲”有吸引力的大旗。但是，對那個國家和民族的效果又如何呢？和八十年前相比，他們更民主自由、更少封建迷信、更沒有貪污腐敗、更不受人欺負了嗎？沒有。那麽，一個對國家和民族毫無正面建樹的事件，有什麽值得國人反覆吹噓驕傲的呢？！ 筆者認為，“五四運動”最值得接受的教訓，就是在中國要警惕和防止朝野政客或陰謀野心家，利用年輕人來達到目的行為，因為這是他們最容易達到目的的選擇，卻又是對國家和民族有害無益的方式。道理其實是很明顯的，社會本來已經就是一個複雜到只能用系統工程理論證明其無法解決的“系統工程”，而中國又是有最複雜文化和最多人口變數的國家，根本不是年輕人的知識和經驗所能勝任，所需要的素質更和年輕人具有的長處背道而馳（詳細理由分析，見“青年人努力的方向”），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同時代的青年（有的甚至是同學），一旦出得國外從事科技業務，大多事業有成，甚至拿到諾貝爾科學獎，而留下來的卻總是不堪回首空白了頭。原因無它，就是因為自動或被迫地把最有作為的大好時光，浪費到“關心政治”上去了。

這方面還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我們今天在讚揚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遠見卓識，一致譽他為世紀偉人時，卻根本沒有想到過，正是這同一個人，恰恰在他年輕的時候（1920年），公開發表過和他後半生致力的民族統一、振興大業完全相反的觀點，主張“中國分裂、各省獨立自治”，他當時振振有詞地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好多人業己明白了。」 筆者完全無意以此來嘲笑或否定他的偉大。只是想進一步說明上面的觀點，因為一個如此天才、傑出、偉大的人物，在其年輕時尚且照樣會產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更不用說一般人了。設想一下，要是當初就有一個什麽“政治伯樂”相中了他，把他推為“大總統”，那中國會成為什麽樣子？李登輝“千古罪人”之名，豈不是早就被他搶得頭牌了！這也完全符合他自己後來總結出來的理論的反推：沒有足夠的實踐，就沒有正確的思想。

令人吃驚的是，今天中國的政壇，不僅沒有接受上述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更要反其道而行之，去開始鼓吹推行領導“年輕化”的政策！這除了可以理解為是對過去那種“老人政治”的矯枉過正外，沒有真正治國的科學道理可言，因為沒有任何理論能夠將治國能力和年齡拉到一起來的，連美國人也找不到，所以才會既選出七十高齡的里根總統、又選出四十來歲的肯尼迪或克林頓總統。要是再根據上面事實的分析推論，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中國人經得起折騰，等着瞧吧（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呈現後果了），願此文起碼能作將來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