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炎黃春秋》最新一期的文章。記錄的是《炎黃春秋》主辦的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座談會的會談紀要。一群共產黨內靠邊站的老頭子們坐在一起喝茶聊天。這些老傢伙們都是黨內名人，年紀雖老，思想相當開放，可以說是憂國憂民，更加憂慮他們的黨。

 

現與各位網友分享。

 

我一向提倡漸進政治體制改革，與這些老傢伙是不大一樣的，只憂國憂民，而不關心那個黨的生死。只是憂慮一旦暴力革命，則生靈塗炭。

 

現在的中國，漸進改革的機會正在喪失，而暴力革命漸漸到來，所以不少有識之士十分着急，包括溫家寶先生。

 

在中國歷史上重來不缺乏暴力革命，中國人是感性的，只要有火種，一點就着。

 

而漸進改革需要理性，需要策略，需要共識，需要耐心，這些都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乏的。

 

這篇文字的題目非常好，叫《上下互動，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改革一樣，不可能只從上而下的進行，必須要在底層社會有改革的動力，要有民眾的覺醒。溫家寶呼籲民眾覺醒是對的，只有民眾覺醒了，在上層人士才能登高一呼，才能成功。

 

很多人說，蘇聯變革靠葉利欽登高一呼就成功了。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蘇聯民眾會覺醒嗎？所以在我看來，蘇聯變革主要是戈氏的先期改革，喚醒民眾，後來才有葉氏的登高一呼。

 

中國的改革，我想也同樣需要有人做輿論準備，需要有人呼籲，需要言論先放鬆，需要營造氣氛。需要上下互動。

 

中國這幾年的底層維穩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這會是政治改革的一種動力。而網絡言論，甚至包括一些網絡謠言，都對中國的政治開放有好處。

 

 

編者按：4月5日，本刊召開座談會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李銳、何方、袁鷹、郭道暉、顧驤、江平、吳明瑜、馮健、蔣彥永、胡德華、陸德、錢理群、張宏遵、孫旭培、王彥君等編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編輯部工作人員參加。下邊是發言摘要。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與途徑

 

杜導正：最近兩個月，溫家寶同志三次發表加緊促進政治體制循序改革的講話，特別是3月14日在“兩會”中外記者會，他突出地集中談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他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做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否則，“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心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3月26日國務院會議上溫家寶更尖銳地說，執政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腐敗。反腐不成功，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

 

我認為溫總理向我們大聲疾呼，呼籲大家都來參與刻不容緩的政治體制改革。縱觀歷史，古今中外歷次大的體制性變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結合完成的。溫家寶的講話是自1980年鄧小平倡導開展政治體制改革以來，中央再一次發出的緊急呼籲。

 

我們作為入黨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對禍國殃民的“文革”悲劇有着切膚之痛的過來人，應該對這樣的主張有所呼應，上下結合，把滯後了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和政府領導下有序地加速推動。

 

李銳：我認為我們黨實際上是一個農民黨，毛澤東是一個農民領袖。大家知道，胡繩最後一篇文章就是寫毛澤東是個民粹主義者，他是真正研究了黨的歷史。這就是我們最有名的歷史學家胡繩得出的結論。黨繼承了毛澤東的傳統，一個人說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黨中央進言，要求儘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憲政。今年要開十八大了，這個意見我還得提。

 

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進黨內民主。關於黨內民主，我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選舉制度：1.黨代表由黨員直選，各級黨委不得操縱，要讓那些講原則、有獨立思考能力、黨員擁護、敢發表意見的黨員出任黨代表；2.各級黨委由差額選舉產生，候選人至少應多於當選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員應當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差額選舉產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應當由全體中央委員差額選舉產生。

 

二、實行黨政分開。黨政分開是鄧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來的。時間已過了31年。十八大以後應當組織班子切實研究，儘快提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實施步驟和日程。

 

三、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許可規定的範圍內活動。各級黨委不得干預司法。現在由黨內的機構，政法委統管國家的公、檢、法執法機關，同“依法治國”的方針相牴觸，其弊端日益突顯，應當儘快廢止各級黨組織的政法委。

 

四、黨內不同意見可以公開表達，黨員有權公開批評黨的領導人和黨的政策。

 

五、黨的領導人離職以後，應當停止他在職時的特殊待遇。廢止領導幹部在黨、政、人大、政協四大機構輪流互相轉任的現象，已經離職的領導人不得干預現任領導人的工作，不應當享受原來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現在我們這個國家叫中國模式，中國的經濟世界第二，到底這個模式好不好？

 

我們這個模式出現了薄熙來事件，薄熙來打黑，其實是黑打。因為他有權，他就在重慶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所以我到現在，對薄熙來事件持壞事變好事的態度，大家對不改革的後果更清楚了。薄熙來事件徹底暴露，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好處，不改革黨還會不斷培養出薄熙來一類的人。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般的違法問題，而是企圖讓被全黨徹底否定的“文革”路線死灰復燃的問題，是一場路線鬥爭。

 

何方：今天談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什麼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慮，因為對政治體制改革人們理解得不完全一樣，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別大。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是兩回事。什麼黨政分開，或者是政府機構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議“炎黃”在這方面放開一些，就是要講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言論自由，講這些比起講政治體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來，世界上兩個潮流非常強勁，一個是經濟市場化，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完成了，全世界出現經濟市場化。我們1985年開始經濟市場化，大約到90年代中期基本實現了。第二個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進行得不順利，這個潮流我估計不會太久就會到中國來。所以我們不能輕視1985年以後兩大潮流的力度。

 

那麼政治民主方面，現在中國處於什麼狀態，我以為還是屬於專制體制。現在不能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民主化，這是兩個範疇的事。政府機構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發生有一個要素，是黨權和政權高度合一。在鄧小平同志搞改革開放的時候，特別提出來黨政必須分開，這是我們政治體制改革向前進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現在不僅沒有做到，比1989年還倒退了，很明顯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學校原來已經改成校長負責制，1989年以後又改回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不是倒退嗎？最近我們學校任命一個副校長，首先是教育部黨組和教育部來任命，因為副校長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為黨委委員就要黨組來批准，而且把黨組還擺在了教育部的前頭。

 

黨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嚴重影響選舉制度，因為黨政權力不分根本沒有民選，人大選舉出來的多是假的。第二，嚴重妨礙了法治。我們國家現在並不是真的法治，我們是黨治，以黨治國。在黨治的情況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極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險。所以現在法院、檢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關心誰當黨委的政法委員會的書記，這個書記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況下會影響權力的透明度。第四，責任不清。本來是應該誰有多大的權力，誰就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我們現在有權的人並不承擔任何責任，沒有權力的人反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有的群眾問：我現在到法院去告市委，為什麼法院不受理？因為我們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權力的違法行為，你告黨委肯定不行。實際上就是黨權過大。所以，政治體制改革不能迴避黨政不分的問題。

 

十八大的動向關繫着我們的未來。很多人盼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作為我們十八大的一個方針，而且要落實到實際中，作為方針提出來。

 

顧驤：支持政治體制改革，支持普世價值觀，我覺得很有必要，要有這個態度。我們現在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憲政民主。李銳老寫過“何時憲政大開張”，寫了多少年了。我比較悲觀，像我這個年齡是很難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這條路。要達到這個目標，現在中心是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因為談改革誰也不反對，但是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有兩條改革路線，一條是全面的改革路線，就是既改革經濟，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為本這種“人的現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條路線就是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撓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以後實際上政改已經停止了，倒退了。

 

一開始這個改革路線是以胡耀邦作為旗幟，牽頭的。胡耀邦顯示了他的良知和作為政治家的道德品質。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確實錯了，當時有可能會按照過去那種習慣思維談“旗幟”，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也確實出了一條“凡是”的路線，就是說什麼東西都要遵從毛澤東的。

 

1980年鄧小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就是限制一黨專政，提出黨政分開，不能以黨代政。如果按照鄧小平指的那個方向走的話，這30年我們會前進很多了。1984年12月20號開文聯第四次代表會，耀邦在籌備會上講話，當時文聯、作家協會在組織新領導班子，有人給了一個名單，我們協會不知道這個名單怎麼來的，就問耀邦“這個名單到底是指令性的還是指導性的？”耀邦說：“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性的！”他說，你們是一個群眾團體，你們自己選誰就選誰。他甚至講了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應該這樣，幹部自己選。耀邦為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迂迴地從群眾團體這個方面入手，進行了民主選舉。耀邦下台馬上就有人批這個代表大會，說把馬克思主義者選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選上來。

 

陸德：對於薄熙來的事件，我們還要注意到另外一種反應，有些基層支持薄熙來。為什麼，他們說改革開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敗，但沒有一個地區真正搞過，這個說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說，我們的經濟轉型喊了20年轉不過來，當前的問題越積越多、越嚴重，如果不厲志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麼今後的局勢將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與“革命”兩者的賽跑和抉擇。所以，我不太同意 “文革重演”的預測，當年“文化大革命”是從上到下，由中央牽頭搞全面階級鬥爭，最後是國家亂套；而如果是黨風腐敗，公信力喪失，政令不通，則是社會震盪，很可能是從下往上的亂套。所以，如果我們仍不注重政治體制的改革，這兩種前景都要預測到。當前，我國的“維穩”費用已超過了國防開支，不得了啊！

 

據我的研究預測，我國到2017年，經濟發展會遇到一個大的坎，或者大的衝擊，有三條主要經濟曲線將發生拐點，一條我們2017年人口紅利趨於零（人口紅利指的是年輕人的勞動力增長，比不過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條曲線，如果我們在“十二五”規劃內不能實現工資的倍增計劃，貧富差距基尼尼係數將要逼近0.6，0.6這條線在經濟學上稱“動亂線”；第三條曲線，2017年附近我們的投資拉動轉換效率將低於60%，投資這匹馬也不行了。所以留給我們改革的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多了。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單純搞經濟體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來越推不動，我們應該馬上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問題，這是當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華：首先，我同意大家說的，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第二，我們這個黨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無法無天，於是形成一種強大的慣性，想扭轉這個慣性非常困難。第三，對政治體制改革，老百姓應當有話語權。這方面很不夠。要是查過去的文件，沒有文件贊成聯產承包，後來通過實踐，看到結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來。這也說明，大凡改革，都是從下往上推動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經濟體制改革才會有今天的成果。

 

現在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權力和資本結合在一起，還說我們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但是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是我們的資源被掠奪，環境被破壞，還有我們的低工資，造成了貧富懸殊。再不改，真的來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們講：我希望最終要把我們國家建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麼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實際上就是這麼一個問題：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

 

錢理群：改革開放以來提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話題，第一次是1980年，鄧小平講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現了一些民間刊物，威脅了黨的專政，所以剛一年就流產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認真地研討政治體制改革，但發生“六四”又流產了。現在溫總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們再擴大一點看，毛澤東時代也提過兩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但很快變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開始時提到巴黎公社原則，好像有對國家體製做改革的意思，結果演變成十年浩劫。這裡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訓：每一次政治體制改革最後都夭折、流產了，就是因為它觸及了既得利益，到這個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緊接着是專政的強化，強化的結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後又提政改，成了一種循環。所以現在再提政改，要觸及這個核心。

 

現在的形勢有點像“文革”後期，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需要變了，民間思想十分活躍，大家都在議論國事，全民關心政治，全面議論政治，這是很長時間都沒有出現的事了。

 

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或者經濟體制改革。在我看來，重慶模式實際上也是對當前問題的一種回應，比如腐敗、黑社會等問題，但是他的解決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拋棄憲法、法律來解決。這就危險了，你還不改革，矛盾積累越大，就會逼着老百姓選擇薄熙來一類人，所以在我看薄熙來這類人捲土重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馮健：我重讀了鄧小平1980年8月18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講話。這個講話已經政治局通過。31年過去了，講話中提出的領導幹部終身制、個人崇拜現象等問題，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但是，還有諸如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切實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建立對領導幹部的監督制度等等，進展還不盡如人意，政治體制改革使人有“路漫漫其修遠兮”的感覺。政治體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希望上上下下都來求索，發揮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張宏遵：其實政改我們不需要提什麼新口號，把中央承諾過的，把有關文件拿出來，落實了就很好。現在是述而不作，說了不做，說得很好聽，不去做。我們總得考慮操作者方面的可行性，在話語範圍內操作，不用冒風險就可以做的事。

 

徐慶全：如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可以從改革開放這30多年的歷史找出一條路徑。追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改革進行最好的時候，往往是上下互動最好的時候。所謂“上下互動”，即是高層和民間都有同一個共識。一項改革決策的形成，有時候大多不是來自於中央的威權，而更多的是來自於民間的訴求。中央的威權呼應民間的訴求，而民間同樣尊重中央的威權。改革的共識就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形成了。

 

現在，所有的人都希望變。不管是被稱之為“左”還是被稱之為右的人，也不管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從“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聲，當然在改革的路徑上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溫總理的幾次講話，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給我的感覺是一種來自“廟堂之高”的呼籲；而在“江湖之遠”的民間，這種呼聲則更加強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識，為何政治體制改革還在停滯？我認為，就是缺乏一個互動的環節，即上層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調子有，有時候還很高，但還只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不動，不能與民間的訴求相互“動”，甚至還壓制民間“動”。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

 

吳思：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應該搞？如何搞？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恐怕永遠有不同意見。在今年這樣的換屆之年，從政策到人事，不同意見肯定很多，很重大。面對重大分歧，如何決策？

 

過去，毛澤東一言九鼎。鄧小平不能一言九鼎，五鼎六鼎大概還是有的。現在，面對重大分歧，如果無法拖延不決，如果無人追求一言三鼎四鼎的特權，恐怕只能票決了。一言一鼎的票決。票決制代替一言堂和家長制，意味着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逼上門來，不是想不想搞的問題。問題是，在什麼範圍內票決？每張票的分量是否相等？有沒有更有效的辦法？在我看來，目前的很多紛爭，都是在這套規則交替的背景上發生的。

 

我希望十八大開成一個發揚黨內民主的大會，按照黨章規定，把重大問題提交代表大會票決，每張票的分量相等。有分歧很正常，如果像列寧曾經搞過的那樣，在黨代會上有主報告，還有不同主張的分報告，讓不同主張在黨內競爭，由代表大會裁決，那麼，中國就邁出了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第一步。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歷史性功績。

　　

二、如何防止“文革”悲劇重演

 

杜導正：我覺得要看重的是重慶事件的本質，我看這不僅僅是個違法亂紀的案件，恐怕還涉及我國要走什麼道路的根本問題。薄的唱紅打黑，有一些正確的部分，但是他的實質、他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東西，是毛澤東晚年專制，濫用權力，無法無天，隨便侵犯和剝奪人權的路子。是要不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道路的問題。

 

重慶模式如果推廣到全國，搞下去中國就又進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下繼續革命，整個的把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否定了。

 

袁鷹：溫家寶總理講防止“文革”悲劇的重演，分量是很重的。“文革”結束到現在已經35年了，儘管有不少的文章，不少的有識之士經常講到“文革”，但是現在大多數人，不僅是年輕人，還有高層人士，對“文革”已經淡漠了，甚至有的人念念不忘地懷念“文革”。

 

我準備寫一篇文章，從巴金建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說起。這個話到現在已經30年了，也有不少人響應，包括一些老同志建議建文革博物館。巴金講的是在全國都建立，到現在並未實現。有一個兩個是民間建立的，內容不完全一樣，是搜集紀念章、語錄本之類的。有一個老同志曾經建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館，我覺得這個建議正確，但是十年以內不會實現。

 

這個時候再來提巴金提的文革博物館，很有必要。有人花上億的公款吃喝旅遊，有些區級的行政大樓，可以媲美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為什麼不能建文革博物館？像清華附中最早產生紅衛兵的地方，那些女孩子把校長打死的北京師大女附中，至少要立一塊碑。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殘害。我的老伴被單位批判反對毛澤東思想，她不同意《中國少年報》登毛澤東的文章就被批鬥，到老落得一身的毛病。“文革”當中我們兩人在單位中挨批鬥，我的女兒在家裡發高燒，回到家後才送到兒童醫院。我女兒從此兩條腿不能走路，現在已是人到中年，還是這樣。我還不算家破人亡的，但一談到“文革”化我就很痛恨。一次葉帥講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000萬人。儘管從道理上來講，不會再出現毛澤東這樣的人，古今中外就這樣一個人，但是另外一個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會有的。所以我建議大家都寫文章。我小時候在杭州讀師範附屬小學，學校為紀念“九一八”東北淪陷立着一塊碑，我們每天進去就看到碑上的“勿忘國恥”四個大字。現在，如果文革博物館建不成，建一塊“勿忘文革”的碑，總可以吧！

 

郭道暉：關於“文革”悲劇重演，我認為已經沒有“文革”全面出現的歷史條件了。但是“文革”的某些元素可能出現，而且正在復甦。《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否定了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而並沒有否定“文革”的思維方式。

 

“文革”的基本要素我覺得有三個方面，第一，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是以階級鬥爭為包裝，以人為敵。第二，個人專制，對個人絕對的迷信。重慶唱紅，這就是“文革”的早請示、晚匯報。第三，無法無天，踢開憲法、法律鬧革命。1987年黨的十三大後取消了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政法委員會，但是1989年以後又恢復了。

 

張宏遵：最近我正在整理胡啟立同志1982年去看望葉帥時，葉帥的講話，講得非常精彩。主要講黨內民主問題，怎麼樣不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再搞一個人說了算，怎麼樣在幹部路線上有一個正確的選擇。“講話”具有很鮮明的特徵。據葉帥的家人講，這是葉帥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就政治問題的講話，今年正好是30年，對現在的形勢有很強的針對性。

 

楊繼繩：剛才幾位談了“文革”的幾個要素，對我很有啟發。我覺得“文革”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要素，即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毛澤東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兩句話是“文革”期間最響亮的口號，也是“文革”期間（特別是頭兩年）群眾運動的指向。在一個官僚特權社會，這兩句話很有號召力。當然，老百姓不管你什麼“資產階級”在黨內，只知道“腐敗分子”就在黨內。今天和1966年相比，執政黨各級領導人的腐敗程度嚴重得多，特權也嚴重得多。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散發的臭氣，瀰漫着、污染着整個社會。老百姓已經忍無可忍了。毛澤東逝世36年了，可能這兩句話今天還有號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響應的人一定不會少。這才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險。怎樣防止這個危險呢？關鍵是要解決黨內特權、黨內腐敗問題。毛澤東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問題，造成了災難。不用這個方式解決，就得政治改革，解決權力制衡的問題。因為腐敗和特權的根本原因是權力缺乏制衡。我記得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我的理解是，能夠制衡權力的權力一定不是大權力領導下的小權力，而是與大權力相對等的權力。

 

權力制衡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個領導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膽識，而是看當時的社會合力。黨的領導人是在社會合力的作用下行動。不僅僅是他應該做什麼，還要看他能夠做什麼。

 

現在有多種思潮都想影響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夠影響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種：一是回到上世紀50年代（即新民主主義），二是維持現狀，即維持“中國模式”；三是搞憲政民主。現在社會矛盾這麼尖銳，維持現狀恐怕是不行了。現在只剩下另外兩種力量在博弈。我覺得回到上世紀50年代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出路還是憲政民主。我們要多發出憲政民主的呼聲，儘可能把社會合力指向憲政民主。

　　

三、落實憲法，擴大言論自由

 

杜導正：當前，國內各種矛盾比較複雜，以此為背景，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重慶事件。在這個大環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躍，各種形式的座談會都在強調政改緊迫性的問題，而上周有的媒體卻發表評論，提出所謂穩中求進，其實就是維穩、維穩高於一切，把其他的聲音叫做噪音、雜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的人。在不同意積極促進政改的人當中，有的屬於既得利益集團是故意的，也有些人雖然知道要改但又擔心有風險。不贊成政改的言論，實際上是想擊鼓傳花，把難題傳給下一任，這是不負責任的。

 

針對當前的局面建議四條：第一，要徹底清除封建遺毒；第二，要徹底清算“文革”；第三，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從黨政分開着手，先改變黨權過於集中的狀況；第四，要給媒體鬆綁,讓大家說話。總之，必須穩中求進，一味求穩是穩不住的，是要翻船的，只有着眼於進，而又在黨的領導下循序改革才有可能穩住大局。我們黨歷史上這樣的教訓多了。

 

郭道暉：今年是我國1982年憲法誕生30周年，以此為契機，可以討論怎樣宣傳憲政精神，怎樣落實憲法的基本原則。特別是要落實憲法第35條有關於公民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要推動落實就要有具體法律，但現在沒有。其實上世紀80年代我在全國人大的時候，找我們去討論過。但是後來上邊說《新聞法》《出版法》絕對不能搞，一立法，公民就可以依法申請辦雜誌、辦出版社，就不好管了。我希望新聞出版立法早日實現，這是可以做的。不能永遠用所謂法規、規章、紅頭文件來限制公民自由。在紀念憲法30周年的時候推動此事，很有必要。

 

何方：我建議在言論方面更放開一些。要講民主，首先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言論自由。放開言論自由比起講政治體制改革要直接。為什麼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麼強勁，而我們這裡到現在還實現不了言論自由？我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民主化是潮流，《炎黃春秋》應該有所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認為要強調言論自由。這個是民主政治的起碼的、基本的要求。

 

孫旭培：《共產黨宣言》誕生的160多年的歷史證明，人類社會變革進步，要尊重人類已經創造的文明，有所創新有所進步。過去我們總是希望干一些與前人創造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徹底決裂”的前無古人的事情，結果是把幾億人民投入完全沒有把握的社會試驗中。資產階級創造的思想文明、制度文明不能一概抹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資產階級提出來的，我國憲法上也有。政黨也是資產階級發明的，能決裂嗎？決裂了共產黨也沒有了。

 

現在有人否認普世價值。人類文明的東西具有普世價值，我國憲法實際上承認了普世價值。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澤東把言論平等置換成少數人專享的權力。他說，我國只准有無產階級的自由，不准有資產階級的自由；把資產階級置換成用思想標準劃分；確立言論上也搞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經過這三個層面的置換以後，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有言論出版自由。搞“文革”，劉少奇也沒有言論自由。於是，你講言論自由就被質問，你要什麼自由？知識分子很少有勇氣訴求言論出版自由。馬克思認為“沒有新聞自由，其他的自由都會成為泡影”。

 

因此，我認為，應該實行公共報紙為主體，簡單說就是把黨委機關報以外的報紙逐步變成直接對憲法和法律負責的國有民辦的報紙。

 

錢理群：當下中國我認為有三大民間運動，第一個運動是維權運動，第二個運動是網絡的運動，第三個是民間社會組織，這三大運動其實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而且他們已經提出了他們的政治改革的訴求，第一是要求維護勞動者的最基本的權利，第二要求憲法的民主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問題是執政黨如何看待這樣一些訴求和民間的力量，是把他們看作是改革的動力，支持他們，引導他們，理性引導還是把他們看作改革的阻力作為打擊的方向，我們政治體制改革是面對這樣的問題，不是沒有動力，如果把這種動力再打壓，另外一種動力就很可怕，現在我們要確切搞清楚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我們對動力採取什麼態度，如何看待它，這是對執政黨非常尖銳的問題。

 

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子，我主張三個方面入手。第一，我覺得還是要解決歷史的舊案，可以馬上給反右徹底平反，給反右徹底平反阻力不大。第二個就是言論自由，在網絡時代，言論封鎖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問題是敢不敢承認。第三個，網絡時代的言論出版自由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的思想要跟上現代的傳播技術。

 

張宏遵：現在中國的事情處在世界一體化的環境中。不光是經濟一體化，政治、思想都在一體化，有很多東西對我們有用。台灣、香港也是炎黃一分子，台灣選舉這個現象不可小看，可以請專門研究台灣的人對台灣的選舉做些分析。越南也可以借鑑。香港選舉也可以借鑑。越南同樣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四個一把手，都是差額選舉的。可找專家寫一點文章。